人们在日常说话办事，闲打牙的时候其实是很少的，更多的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其中向人求借请托是人们说话办事的常情常理，人在社会上立世安身，难免对人求求借借，或请人托人，以便帮助自己或帮助亲朋好友实现某种目的或愿望，但有的人能求得动，请得动，借得成；也有的人偏偏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四面路不通，八面风不进，搞得自己处之被动，时时受困，究其原因，实乃不通说话办事之道使然。
是火就能热其灰
——说话办事求托老乡的技巧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多情是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特殊缘分。人们在说话办事时可以靠乡情套近乎，拉关系，可以利用乡情打通关节，办成事情。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乡拥有共同的人文地理背景，使老乡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人们对于老乡的情感似乎是发自肺腑的，老乡的关系具有人文情感和地域情感的双重特点，一个村子的人到了镇里就成了同乡，一个县里的人到了省里也成了同乡，一个省的人到了首都也成了同乡，一个国家的人到了美国也就成了同乡，试想建立好这样的同乡人脉，办事还能不顺利吗？这并不是拿原则开玩笑，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原则的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和清晰的，很多的事情灵活性非常大，所以，又有“一个老乡顶三个公章”的说法，其中就占有很大的同乡人脉因素。
不同地域生长的人们确实有不同的性格，以中国为例，就有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概念，北方重视农耕，北方人就形成了诚恳憨厚的性格；而南方，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于是南方人更注重利益和精明。林语堂先生描述得好：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是自然之子，而在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主要是商人。
同乡人脉自古到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用兵只喜欢用湖南人，成立所谓湘军，而李鸿章训练的部队就叫做淮军，更不用说满清的八旗兵了。张作霖号称东北王，用的都是东北人，而阎锡山不但在用人上，就是在山西修的铁路，就比中国其他地方的铁路窄一点，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两大商帮徽商和晋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老乡拉帮结派、成群结伙的，正是同乡之间互为犄角，互为支援，才成就了晋商和徽商历史上的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几乎所有商业繁盛之地，其最惹眼、最气派的建筑不是徽商会馆，就是晋商会馆。
现在社会，一个人要外出创业，比如一个湖南人要到深圳创业，或者一个福建人要到纽约创业，老乡众多仍然是最有利的条件之一。
这是近年来各地同乡会风起云涌的原因。同学资源和同乡资源，可并称为创业者最重要的两大外部资源。同乡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亲近，就是因为曾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喝的是一条江的水，也可能我们有着都爱吃面条或者都爱吃辣椒的顽固的乡土习性，也许由于曾在一个地域生活，而由此派生出来的习俗和品性自然使我们容易互相理解，由此，也说明了，建立人脉网络的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相互理解。老乡之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都受到同一种风俗的教化，所以他们的行为模式有着相似性，在别人眼里是一种很古怪的行为，在老乡眼里就变得很好很亲切。
在现代，在说话办事中老乡观念也照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先生原是吉林人，解放战争时，由于兵荒马乱，他跟着父母逃荒到山东，后就在山东定居下来，一家人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张先生一家人为了当地的建设就再没有回吉林。
改革开放以后，张先生以敏捷的思维和大胆的投资，创办了一个工厂，经过几年的奋斗与拼搏，现已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佼佼者，个人资产总额已名列全国前五名。张先生虽已成家立业，但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人民，现在年龄也大了，很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想法，但苦于工作太忙，没时间回去。
这时，张先生的家乡为了创办当地特有的产品加工厂，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当地政府千筹万借，才筹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于是就派出一名王某去找张先生，希望能得到援助。
王某是政府对外联络办的，为人聪明，善于交际，且很有办法。
他看了张先生的详细资料后，就判断张先生这时也很有回家乡投资的意向。因此，在没有任何人员的陪同、也没有准备任何礼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前往山东，并且打包票定会筹到款项。
当张先生听到家乡来人时，欣喜之余也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久不闻家乡的讯息，突然有人来了，该不会是招摇撞骗之人吧！张先生心里不由起阵阵疑心，但出于礼节，他还是同王某见了面。
王某一见张先生这种神情，知道他还没有完全相信自己。于是他挑起了家乡的话题，只讲家乡解放前及前30年的风貌变化，他那生动的语言，特别是那浓浓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令张先生深受感动，也将他带回了童年及少年时期，想起了那时的家乡、那里的爷爷奶奶，还有邻里亲戚……很显然，张先生记忆深处中的那块思乡领地已被王某揭开了盖头，蕴藏在心中的那份几十年的感情全部流露了出来，欲罢不能。
就这样，经过3个小时的“聊天”，王某对借钱一事，一字未提，只是与张先生回忆了家乡的变迁，犹如放电影一般。最后，张先生不但主动提出要为家乡捐款一事，还答允了与家乡合资办厂的要求。
求老乡有个技巧，因为老乡有大老乡与小老乡之分。比如，在关里，东北人都可成为老乡，过江南，北方人又都可成为老乡，这要根据环境而变，在这方面北洋政府时的徐世昌可谓独树一帜。
北洋政府时期前后有七个总统及执政首脑，他们中有六个是行伍出身，惟有徐世昌是无一兵一卒之文人。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攀附袁世凯，投其所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徐世昌，清咸丰五年九月（1856年10月）生于河南开封，城内的双龙巷是他出生地和少年时代活动的地方，算是他的第一个籍贯；据徐氏家谱考证，徐世昌的远祖明朝末年居住在浙江鄞县，这是他的第二个籍贯；乾隆年间，徐家又从北京大兴移居天津。徐认为大兴是他的第三个籍贯，天津是他的第四个籍贯。别人也许会觉得有这么多籍贯是个麻烦，而徐世昌却利用这多处籍贯大做文章：他跟袁世凯论河南同乡，跟冯国璋、曹琨论直隶同乡，与钱能训、孙宝琦论浙江同乡。涉足社会，处处得到同乡的帮助。
由此看来，老乡的关系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但说开了，也只不过是一种与人拉关系套近乎的手段而已。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家乡观念，每个人都想利用这种观念结成联盟，所以在上例中王某就是利用张先生的家乡观念打动张先生的，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但我们不能不佩服徐世昌的精明，他一个人可以利用那么多关系，同时拉出那么多不同的老乡。试想，生活中如果都能像他这样利用一下老乡关系，应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当然，这得抛开对徐世昌的历史评价。
当今时代，利用乡情办事的事例数不胜数。近至一般的人物，远到港、澳、台以及海外侨胞，只要事业有成者，无不想为家乡做一份贡献，如果掌握并恰当地利用好“老乡关系”，不管是于人于己还是于我们的事业，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扔块石头试水深
——说话办事探测态度的技巧
说话办事难免要求人，可被求者有时不一定都是自己最可靠和常接近的人，因碍于某种原因不能直接出口表露心迹，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投石问路，俗话说扔块石头试水深。
比如，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和杨虎城频繁晤面都有心对蒋发难。可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身家性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在对方未亮明态度之前，谁也不敢轻易开口。眼看时间越来越近，双方都是欲说还休。
杨虎城手下有个著名的共产党员叫王炳南，张学良也认识。在又一次的晤面中，杨虎城便以他投石问路，说道：“王炳南是个激进分子，他主张扣留蒋介石？”张学良及时接口道：“我看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于是两个聪明的将军开始商谈行动计划。
当时，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城大得多，且又是蒋的拜把子兄弟。
杨虎城如果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摆在张的面前，张一旦不赞同，后果实堪忧。于是便借了并不在场的第三者之口传出心声，这样即使不成也可全身而退，另谋他策。
这件事例告诉我们，当自己拿不准对方态度的时候，最好不要直言相求或者否定对方，最好使用投石问路法，先摸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也不迟。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直接询问对方对某一具体做法的态度，而是先引用俗语或故事，试探其对某一类行为的总的看法，从中得悉对方对某一具体问题可能采取的态度和行动。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刘黄刚刚死去丈夫，情绪低落，十分忧伤。刘秀担心姐姐忧坏了身体，有意在大臣中选一位如意郎君，为姐姐牵线搭桥。
刘秀的姐姐看中了一名叫宋弘的大臣。一天，刘秀召见宋弘。他弯着腰对宋弘说：“俗话说：‘富易交，贵易妻。’人富了要换一批新朋友；地位显赫了就另娶门第高贵或年轻美丽的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嘛！”
宋弘正色说道：“我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就是说贫贱时的朋友永远不能忘记，贫贱中共患难的妻子永远不能分离。”
刘秀听后，称赞了宋弘一番，十分后悔，再也不想在他身上打主意了。
皇帝的姐姐相中了有家室的大臣，这自然令皇帝颇感为难。如果直接询问，倘若对方予以拒绝，自己的面子也过不去。于是，刘秀采用了先引俗语试探，得悉了宋弘在婚姻问题上的看法，从中推知他肯定不会同意姐姐的要求，于是也就不再追问了。
这种投石问路的策略在许多重大的外交关系上也常被人使用。
1959年8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美国杜波依斯夫妇。毛泽东说：“我也觉得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流畅游过。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杜勒斯、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诸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回答说：“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轻松地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探望一下在医院里的杜勒斯先生。”
毛泽东这段话成为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早征兆。
50年代，正是中美关系敌对时期，没疑问，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打算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这涉及中美双方的态度，毛泽东以游泳作借口委婉地向美方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杜波斯已心领神会地把对方的态度也以同样的方法表达出来从而为对方以后的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有些时候，这需要双方都具有一定的说话技巧，才能更完美、更艺术地把各自的意思表达出来。如1949年的北平谈判，因为当时正处在全国解放前期，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在谈判失败后面对蒋介石的穷途末路，已不愿在为其陪葬，很想弃暗投明，但因为不知我方的真实意图能否接收，于是乘一次打牌的机会，巧妙地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毛先生，是平和哇还是清一色。”毛泽东同志微微一笑，当即回答，当然是平和好，平和好。从而给对方代表吃了颗定心丸。结果不久，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一个个都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来到了北京。
此例很有特色。一是问者高明，虽说他们原政府失去了信任，却又不知毛泽东能不能容忍他们这些异党分子，就想探个究竟，也好为自己求得一条退路。可如果直接相问，就明显有乞降之嫌，大家都抹不开面子。二是回答也是不凡。如果毛泽东把暗话挑明，拍胸脯担保众人无事，一则显得深度不够，二则也似当面在说：“我饶你不死。”
对方之尴尬仍在所难免。
这头不通走那头
——说话办事倒思逆行的技巧
有一条谜语叫“越込吃越粗。”确实难倒了很多人。其实，谜底也并不怎么深奥，只不过是出谜者利用人们习惯于正常思维的毛病，搞了个小动作，其实只是类似于急转弯的小把戏罢了。原来其谜底是“地窖”。
说话办事也一样，不要总是按照一个方向跑下去，有些时候这个人办不了的，那个人就能办；这种办法不行的也许另一种办法就可以，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说话办事过程中，要多开动脑筋，尤其在正常情况下办不成的时候，最好采用逆向型思维。
清代有位大富豪很羡慕郑板桥的书画。怎奈郑板桥恃才傲物，鄙视权贵，越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他越是不买这个账。因此，当这位富豪登门求购时，被郑板桥想方设法地拒之门外了。弄得这位大富豪很是懊恼、火气。于是这位大富豪便越想着用什么办法非弄到手不可。可巧这一天来了位当官的朋友，酒足饭饱后与大富豪谈起了此事，当官的朋友说：“可惜你，怎么不知道郑板桥的为人呢？”
大富豪一惊，问：“他为人怎么样？”
这位官朋友说：“别说你呀，连我想要他的画，要了好几年了，都没弄到手。”
“为什么？”
“他就是这么个人，要么怎么叫扬州八怪呢，软硬不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