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国临民、整军出征的所有举措，表现出他忠贞谋国的精神和风格。他为国事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要求同僚和部属必须这样做。他任贤去佞、严明赏罚的目的就是以此鼓励、督促他们勤奋工作，报效国家，实现北伐和统一大业。他对那些忠于职守、政绩突出的官员极力表彰。他称赞“忠勤时事，思虑精纯”的姜维是“凉州上士”赞扬蒋琬“托志忠雅”，是不可多得的“社稷之器”，并希望他与自己“共赞王业”；他表彰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志虑忠纯”，说他们对国家“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他盛赞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并相信他“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他希望通过这些忠臣谋士的事迹带动整个官员队伍，人人都成为尽忠益时的有用人才。诸葛亮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对那些谋国不忠、争权夺利的害群之马分外痛恨，从不姑息迁就。他斥责李严醉心荣利，心意颠倒，虽然屡受恩典，但却“不思忠报”；他罢免廖立，上章弹劾他“奉先帝无忠孝之心”；他诛彭羕，因为他不仅辱及刘备，还公然煽动马超与之共同谋反，犯下了不可赦免的忤逆大罪。
诸葛亮雷厉风行地赏善罚恶，就是为了鼓励和警戒所有蜀汉官员辨忠奸，明是非，知进止。
诸葛亮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忠贞谋国的主要对象是皇权的握有者刘备和刘禅。在诸葛亮27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前佐刘备，后辅刘禅。
他帮助刘备规取荆、益，尊王称帝，创建蜀汉政权，并自以为继承了汉统。刘备临终之前，将后主甚至整个蜀汉江山全部托付给诸葛亮。当诸葛亮听到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交代后，惊恐异常，立即跪伏于刘备的榻前，涕泪交流地说：“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表示了他对蜀汉政权、刘家父子忠贞不二的心迹。
刘备死后，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他更加忘我的工作。上自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军国要务，下至任免赏罚的具体事情，他每事必躬，不舍昼夜，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此后的诸葛亮“惟知嗣君之当辅，而不复知有其躬”
诸葛亮忠于信念，不谋荣利，有一次，热衷名利地位的李严别有用心地给诸葛亮写去一信，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晋爵为王”。诸葛亮为此专门给李严复信一封。
诸葛亮表示：自己本来是东方一名布衣百姓，承蒙先帝奖拔，地位尊崇已极，俸禄十分优厚。现在北伐大业未成，还没有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就晋爵称王，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诸葛亮在委婉地批评了李严之后，为顾全大局，又鼓励李严与自己一起共赞王业，等到吞灭曹魏，后主还于旧都以后，再和大家一起晋爵加封不迟。诸葛亮这种先国家后自己、大公无私的精神，在那个时代确实不可多得。
诸葛亮还忠于信念、矢志不移。在他病入膏盲，危在旦夕之时，仍不忘先帝刘备的托孤之重。他临终再次上表，苦口婆心地嘱咐后主刘禅，希望他能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民，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谗奸，以厚风俗’。“两朝开济”的老臣诸葛亮，抱着一颗对事业的耿耿忠心，对后主的殷殷之心，离开了人世，实践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夙志。
诸葛亮总一国之政，尽心辅佐后主一事，晋朝人袁准大发感慨，他说诸葛亮“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国人不疑，连后主也不怀疑。在诸葛亮死后，曾担任过犍为太守的李邈，在后主面前说三道四，他以忠臣的面目给刘禅上书说：“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览表大怒，立即将诬及恩相诸葛亮的李邈下狱处死。为褒奖诸葛亮“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的煌煌功业和他忠贞谋国的精神，后主专门下诏，追溢诸葛亮为“忠武侯”。
诸葛亮公忠体国的精神，不仅影响了蜀汉朝廷的一代风气，也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子孙后代。诸葛亮临终前，最担心的是8岁的爱子诸葛瞻不能成为“重器”。就是这个令诸葛亮放心不下的诸葛瞻，在后来魏国发动的灭蜀战争中，怒斩魏将邓艾劝降的来使，挥军大战，献身于保卫国家的疆场，死时年仅37岁。诸葛瞻继承父业，“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更难能可贵的是诸葛瞻长子诸葛尚，也随父在军，同时捐躯。后世在论及此事时，无不为诸葛亮祖孙“三代忠贞”而赞叹不已。
诸葛亮的许多优秀品格，其身居高位而虚心向下，怀不世之才而谦恭好学的精神，也为人所称道。他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或向先帝后主，向同僚部下，表示自己多方面的不足与欠缺。认为自己的“赋性拙直”，还有加强修养的必要；他觉得自己的才智不足，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自己以“弱才，叨窃非据”，大有才力不能胜任之感；他还谈到自己“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的情况，清楚自己缺乏气魄胆略；他知道自己本来是躬耕田亩的布衣百姓，社会地位“卑鄙”，等等。诸葛亮对自己的长短优劣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总是强调利用一切机会，向同僚，向师友，向部下，甚至向敌人学习。
诸葛亮主张用学习的方法来弥补自己才智的不足，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尽忠效劳。他指出：“为政之道，务在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之言，谋及庶土，则万物当耳目，众首佐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如果遇有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大众请教。
他对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的作风推崇备至，认为这是他们增长才干、成为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在治蜀的活动中，处处表现出谦虚恭让的美德。街亭失守之后，他在严惩失职将领的同时，认真总结了战败的教训，着重从自己的组织指挥方面查找原因，根据自己的失误作了三件事：一是，给后主刘禅上《街亭自贬疏》，承认自己有“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授任无方”和“不知人”等失误，请后主批准他“自贬三等”的要求，以示督警。二是，为了接受官民的监督，记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他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过错公开在境内进行公布。三是，诸葛亮认为，虽然采取了“自贬三等”、“布所失于境内”的措施，但由于自己身居宰辅，地位宠隆，百官、将士以及民众未必敢讲真话。为了鼓励众人打消顾虑，他又专门下发了《劝将土勤攻己阙教》的教令。在这篇教令中，他再次承担了失败之责，表示了“明罚思过”的真诚态度。要求广大将士着眼于国家的大局，立足于北伐的伟业，“勤攻吾之阙”，随时指出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贼可死，功可足乔足而待矣”。从这篇教令中看出，诸葛亮谦虚的品格。
诸葛亮深知骄傲是学习的大敌，谦虚是提高的前提。
由于他有这种可贵的认识，注意向同僚学习，注重向历史学习。广汉人任安，是东汉末年的名士，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节操清奇。诸葛亮与任安没有交往过，但知道他的名气。一次，他问秦宓：任安有什么突出的长处，秦宓说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恶”。诸葛亮还向秦宓问过董扶所长，董扶也是“兼通数经”、“穷极图谶”的大学问家，在东汉末年，被大将军何进举荐为汉灵帝的侍中。秦宏告诉诸葛亮，董扶的优点是“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诸葛亮间接地学习并发扬了任安、董扶的优点，并将它用于治蜀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的赏罚见解和主张。诸葛亮在学习前人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方面，也绝非一般俗士庸儒可比。他既谦虚认真，又不迷信古人，他立足现实，学以致用，博采众家之长。他在《论诸子》一文中，深刻而准确地分析了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如老子、商鞅、苏秦、张仪、白起、伍子胥等的所长所短，作为自己治国、治军及其治家、治身的借鉴。虚怀若谷是好学会学的前提，好学会学是增长才识的基础。诸葛亮所以能成为一位大智大勇的战略家、政治家，与他的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具有谦虚待人的精神，他在修身齐家、治国用兵中，总是采取持重审慎的态度。“诸葛亮一生唯谨慎”。他毕恭毕敬地辅佐刘备，又小心翼翼、殚精竭虑的辅助后主。诸葛亮在治军方面，更是慎之又慎。作为全军统帅，他十分清楚“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的道理；知道主要敌人曹魏统治较为稳定，是一个地广人众、实力雄厚、不可轻视的对手；再加上战争本身瞬息万变，不可知的因素很多，因此不能希望侥幸取得胜利。如在商定首次北伐用兵策略和路线时，丞相司马魏廷建议诸葛亮调拨5000精兵由他率领，直出褒中（今陕西褒城县），沿秦岭向东，再由子午谷向北，袭取长安。魏延认为，如此进军，只需10天的时间就能出奇制胜。但诸葛亮却觉得魏延的计划过于冒险，不如从坦途出发，稳扎稳打，这样才能保证战争“十全必克而无虞”。在整个北伐中原的战争中，诸葛亮总是精心安排，谨慎从事，从不贸然出兵，打无把握之仗。
诸葛亮在处理兄弟、子侄间关系这类敏感问题时，态度更加慎重，公私分得非常清楚。诸葛亮作为蜀国的托孤重臣，总理一国军政，长兄诸葛谨也是深受孙权亲重的东吴大将军，还有一个族弟诸葛诞在魏国被拜为镇东大将军，当时的人们将这种情况看成是诸葛氏家族的荣耀。诸葛亮与族弟没有联系，但与诸葛瑾却有着书信往来。当诸葛瑾奉孙权之命至蜀索还荆州时，多年未见的兄弟俩都非常清楚各自的地位、身份和使命，除在外交场合会面、交涉以外，“退无私面”。长期跟随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史书上也只说他在蜀国“官至长水校尉”，除此而外，别无所载。他对子侄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从不滥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分外的地位和利益。诸葛亮慎用亲属、任人避嫌，正是他过人和高明的地方，这在宗族关系极浓的封建时代，实在是不可多得。
诸葛亮对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执著追求精神。而这种执著的追求则更多地体现在对国事的忘我操劳和对家事的廉俭自律方面。诸葛亮从步出隆中入世，到最后病逝于五丈原军中，整整27年。这期间，他先佐刘备15年，又辅刘禅12载。他忧劳半生，兢兢业业，事必躬亲的实干精神和作风，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暗弱无能的刘禅当国时期，诸葛亮更是日理万机，忧劳日甚，他既要不舍昼夜地谋画军国大计，又要废寝忘食地关照日常政务，甚至亲自处理任免刑赏等苛细公务，其劳心竭力的情形可以想见。
在诸葛亮后半生27年的生涯中，组织军事活动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耗尽了他半生的心血。在兵进南中时，除了制定战抚方略外，他还以宰辅之重，统率南征主力军亲临前线，亲自组织指挥了阵斩高定、收服越雋郡的战斗。他五月渡沪，深入到不毛之地，在盘江上游与孟获连战7次，最终使这个在南中地区颇有影响的渠师心悦诚服地归顺了蜀汉政权。后来的多次北伐曹魏的战争中，诸葛亮每战必至，甘冒矢石，亲临战场。据裴启《语林》记载：在与魏军对阵于渭滨之时，司马懿在交战之前，亲着戎装，派出侦察人员察看诸葛亮的动静。只见大战前夕的诸葛亮镇静自若，他“独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指挥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司马懿听说后，叹息说：“诸葛君可谓名士矣。”司马懿仅从举止风采方面赞叹诸葛亮，诸葛亮在谈到自己屡屡亲临疆场时说：“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波沪，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不负刘备托付，实现北伐曹魏的宏愿是诸葛亮半生操劳、事必躬亲的精神动力。
诸葛亮尽瘁国事、半生操劳的作风和精神，表现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蜀地的夏天，炎热难当，日理万机的丞相诸葛亮除紧张地操持朝廷大事以外，还要亲自校阅相府的簿书，整天忙得汗流浃背。犍为人丞相主簿杨禺页对这件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暗暗为诸葛亮担心。在杨禺页看来，诸葛亮是身负重任的托孤大臣，是国家和朝廷倚重的丞相，光军国大政已使他疲于奔命，怎么能为如此之琐事再费神耗力呢？于是，他转弯抹角地对诸葛亮进行了规劝，诚挚地希望诸葛亮以国事为重，珍重自己的身体。
杨禺页在指出“为政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之后，以治理家庭为例，打了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治国与治家的道理一样，都该有个明细的分工。比如耕奴负责种田，侍婢负责做饭，雄鸡掌管打鸣报晓，狗管看家护院，防备盗贼，牛则负载，马则跑路。这样各司其事，井井有条，家务也不会旷废，家主就可以坐享饮食、高枕无忧了。如果这家主人一旦包揽了这所有的事情，样样都亲自去做，再也不分派手下的人去处理，结果只能搞得筋疲力尽，事情也办不好。难道这家主人的才智能力真的连奴婢鸡狗都不如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他不懂得做主人的章法。正因为事有所司，所以古人把‘坐而论道’的大臣称之为三公，‘作而行之’的官员叫做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