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他了，因为偶尔在中国大陆出差时，听过许多喜欢艺术品的朋友讨论起他。当时我只觉得他的画跟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有些关系，他们都用自己的绘画语言描写身边的人。然而当时我对中国大陆了解得太少，所以一下子也无法投射太多自己的情感去体会。不像我对弗洛伊德，因为对英国艺术界了解较多，加之网络上有许多关于他的论述，很快就能理解，并以自己的情感进行对照。但是随着到大陆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开始喜欢上了北京这苍茫而干燥的老旧北方大城市，和在这里住的一群压抑已久的老灵魂，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命观、他们的价值观，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沧桑气息。
刘小东是东北人，大学时到了北京，在此居住了十几年。在他描述中，在北京生活里遇到的人，都是当下的、此时此刻的。这些感想在我多次到访北京后才感受印证到。
记得有一次我看了几件他的新作品，忽然发现他的创作与我的情感距离颇为相近，其中有一幅画名叫《撑着》，描述一个三十岁的白领新贵族，在郊区自宅的阳台上，无意识地用双手撑着栏杆，仿佛一张随性而拍的照片。在2000年初，白领的势力刚刚兴起，画面与画名有着许多言外之意，似乎预测了未来的中国就将是这个局面。我特别喜欢这幅画，从此一直把刘小东的作品设定为自己往后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一个目标。
不久以后，小东居然在台湾有场个展，因为他之前于台中待了小半年，在台中的大学任教一学期。在那个两岸不相通的年代里，这对彼此来说都是难得的经验。那半年他画了他在台湾看见的风景与人物，其实很多都是他没来台湾之前，对于台湾的好感与好意，在与真实对照之后所产生的感想作品。
在画展展出前他有个想法，他希望再多画一个台湾人物，于是通过画廊的邀请，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从未当过模特儿的我之所以这么做，全是因为我想收藏他的作品，而我的条件就是这张肖像必须卖给我。很快地，双方同意了这个合作。
不久，我到了画廊，与刘小东第一次见面。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健谈，也比我想象中还要朴素。我那天没有刻意打扮自己，完全照着平时上班时的穿着直接从办公室过来。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生涩、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意外地，他不像其他艺术家那样用画架作画，而是直接与我面对面。他把画布铺在地上，每看我一会儿，就弯下腰作画，同时他把需要的颜料事先全都涂在画布的一侧，低头画的时候很即兴地用着有限的颜料，快速调色，作画速度极快，来来回回，不久他就满头大汗了。
而我却怀着心事，因为那天我必须参加一个我极不愿意参加的记者会，迫于要求我需要在记者会里板起脸数落某某电视台，这件事让我困扰极了。作画前我就跟小东提过此事，中途会离开两个小时参加这场记者会，他欣然同意，因为中间他也需要休息吃点东西。于是之后我看那张肖像时总会觉得像呈现出两种神情的我：一个是每回在面对媒体群众前，我的不安与烦躁的表情；另一个就是记者会后，我松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的自在。
记者会回来后，小东也休息够了。后半段的几个小时，我们开始聊起天来，我问他来台湾的感想，没想到他告诉我，最早对台湾的印象是侯孝贤电影，而来了台湾之后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台北市很多人行道地砖特别漂亮！
他还感叹地说：不知道哪一天北京才有这样的人行道地砖可以走。那天下午我们聊得特别愉快。看他挥汗地画着我，心里头有些感动和不舍。原来画画也是个劳力活儿！我见他画得特别来劲，到了晚上虽然还没画完，他却让我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他自己会修改。我临走时才看了一眼画中的自己，觉得他把我画成了一个清瘦的少年，有一个夸张的大额头。我笑了笑跟他说，原来我在别人眼中就是这个模样啊！
不久后，画展开幕，我的肖像放在橱窗里，小东修了几天才完成。画中我也不再显得那么清瘦，不过额头依然，事后他告诉我，他画我时总觉得我整张脸的面积，有一半是额头。这是他对我最大的印象。
也因为这一次画肖像的经历，我们有了更多的来往。我们一起参加了蔡国强金门碉堡展，在金门共处了几天。他给我看他刚画完的三峡，我一直记得那只中了枪的大雁，有种平凡人的绝望；我也记得他告诉我，贾樟柯跟着他在三峡创作时拍纪录片的点滴；后来他又告诉我，他计划去泰国画当地的热带水果与性产业工作者，这真是奇妙而切题的联想。往后几年我们都是大半年通一个电话，没有刻意见面。
随着北京成了世界中心，面容一天一变，蓬勃的中国艺术市场不正常地热络起来，小东的画也都成了千万级巨作。偶尔我们会在一些不能逃开的社交晚宴上见着面，他还是没变多少，即使穿着西装，该抽烟时也会把领结一松，就溜到外头抽他的烟了。
通过媒体看到他画了青海、画了新疆、画了自己的故乡，依然都是人与物在当下眼里的感受，我也越来越明白他在用自己的眼睛和感情作诗，绘画只是一种手段。他似乎如先知般预测到眼前的一切都将过去，于是在他画中的人与物即使不美好，作者的手依然对眼前充满了眷恋，因为这一切都将过去。
很快地，认识刘小东也快十年了，北京现在到处都看得到当初小东曾经期待过的美好、高质量的人行道地砖，而台北的却已渐渐老旧了。但上回遇到他时，小东告诉我他还是喜欢台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侯孝贤还住台北啊！
她都是认真说的
后来我与小袁说话的次数多了，才慢慢地发现她与她安静的外表是不一样的。沉静并不是她的全部，当需要表达的时候，她总会有股力量，而且是很狠的力量！就像窗外看似安静却下得大地苍茫的大雪。
很多人常好奇地问我：“跟谁合作的经验最难忘？”这是一个陷阱题，因为怎么回答都会顾此失彼，而且每个发问的人都常有期待人选，这让我更难回得面面俱到。不过我也学会了狡猾的回答方式，反而问对方：“跟我合作的人中，你们印象里比较喜欢的人是谁？”然后我就跟着对方给我的线索回答。
说实在的，我深深觉得我是个幸运的人，所有合作过的艺人，在过程中都像我的老师，给过我不同的养分，后来也都变成为朋友了。但是现在我最想提的是我在大陆遇到的一位深深感动过我的朋友。
袁泉，我跟她的朋友都管她叫小袁，我是2003年在北京因为中国舞台剧先锋导演孟京辉的关系才认识她的。如果那天不是孟京辉刻意地安排，像小袁这样被动而安静的性格和我怕生的习惯，我们可能一句话都说不上。那一晚我们基本上也没说上太多的话，主要是孟京辉希望我能认识小袁和刘烨，他希望在我们合作的舞台剧《琥珀》中有属于男女主角自己的歌，所以见面地点选在钱柜。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刘烨，第一次遇到袁泉。在KTV包厢里，因为在怀柔赶剧，小袁很迟才到，所以那一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为了让我了解她与刘烨的声音，孟京辉导演点了一些歌曲让他们两人唱给我听，我还记得刘烨唱的是伍佰的歌，而小袁唱的是莫文蔚的《阴天》。很少出入KTV的我当时就想，他们真的都是很好的演员，因为好演员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创作。表演绝对是一种创作，刘烨把伍佰的歌唱得十分东北男儿味，小袁则把《阴天》唱得丝毫不像莫文蔚的原唱，而有属于她自己的非常文艺的气息，那种像介于唱歌与说话的语气，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后来在排戏的时候，我们有了比较多的时间相处。在年代悠久的偌大的排练室里，所有演员先分头练着自己的部分，有人叫着，有人摇晃，有人低吟，不明就里的会以为是个疯人院。而我被人姚老师、老师地叫着，以至于不敢四处走动，总矜持地坐在导演旁，冷眼看着这陌生又奇妙的世界。
小袁则是习惯选择一个靠窗的角落待着。我发现热闹疯狂的排戏室里，大部分人总会陆陆续续走过去找她说些话，跟她说话的时候，都会自然地把声音调轻了也变慢了。在喧闹的排练室里，小袁的那个角落总有种与世无争的安静的神秘魅力。那年冬天窗外老飘着雪。
后来我与小袁说话的次数多了，才慢慢地发现她与她安静的外表是不一样的。沉静并不是她的全部，当需要表达的时候，她总会有股力量，而且是很狠的力量！在我跟她合作的第一首单曲《那件疯狂小事叫爱情》里，她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就像窗外看似安静却下得大地苍茫的大雪。
后来我们终于有了机会共事，一起在音乐上合作。我知道过往许多年有过无数唱片公司找过她，她总会担心自己并不想当歌星，即使出唱片也是为了给自己人生留一个作品，这想法会辜负了唱片公司的好意。而我在这时期的想法却和她一致，所以合作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怎么做这张专辑。小袁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专业艺术表演者，我应该怎样在这渐无新意的主流音乐市场里做出一张不一样的专辑，同时又可以表达出刚住在北京的自己的感受？因为她太习惯沉默，甚至有一些疏离的气息，在这喧闹与聚众为生存之道的文艺圈里，与她合作将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换个角度说也是面对着越来越混乱低迷的音乐圈的一个机会。
与她合作的第一个专辑作品，从思考到准备，再到录音、包装、完成，花了相当长的时间。问题不在她，大部分都在我。小袁绝对是一个很能满足我创意与想法的表演者，她总是认真地做完准备工作并等待着下一步，这点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也让我担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提供给她，因为她比我想象得更没有界限，像是一个准备好了很久的大容器，可以接纳许多不寻常的想法。通过她，我的一切疯狂想法都是如此理所当然地变成她自己的了。
其实我曾一度担心这样的疯狂冒险，会不会跟过往袁泉在大陆群众心中的印象有太大的差距，然而我实在不愿意放弃她那有包容力和表现力的天赋，在这越来越乏味的华语音乐年代，我总想跟小袁一起做些不一样的事。我以《孤独的花朵》为题，叙述我看见的大陆蓬勃繁华的网络世界，在这巨大的国家里，许多人际交往都借由这工具，从而产生了既真实又虚拟的人海，既热闹却孤单的情感。封面将小袁的形象，以接近动漫世界里九头身比例重塑。还好我是多虑了，专辑出来后反响颇好。
第二年的两张专辑，我的想法更疯狂，我想用一年时间让她去不同的城市短暂居住，跟当地的音乐人合作，并交给她一台DV，由她主观地记录她想记录的事，一个城市一张影像与音乐的EP，完成我一直相信的城市与歌曲、诗歌息息相关的关系，三段旅行后结集出版成专辑。Short Stay专辑第一站她就到了冬末多雨的台北。我预期来年EP在大陆发行后，可能也赶上陆客来台观光的开放。在这EP里，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另一个情绪的台北，安静而诗意，其中，她拍了许多街头上跟在父母身边的小孩，很是动人。
回北京后，她告诉我，台北的小孩真是美好，想自己也能有一个这样的天使！特别是台北小孩说话时奶声奶气的台湾国语腔！虽然这EP在台发行时得不到台北的支持，却让期待开放台湾旅游的大陆媒体常以专辑标题《Short Stay台北》为主题介绍台北，由她拍的台北影像剪辑成的MV，在王府井最热闹的新东安广场电视墙上播了一个多月。
那年夏天她去了冲绳，在海边的录音室里完成了第二张EP：《Short Stay冲绳》。冬天回到北京以《Long Stay北京》为专辑最后曲目，完成了这张专辑。不久，当她完成之前的电影片约后，暂停了所有工作，以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结婚生女这些很重要的人生大事。
我后来才知道她都是认真说的，关于一趟台北之行后真的想要孩子的话，还有出专辑是为了给自己人生留一个作品记录，她是真真实实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就算是一个作品，也是真实的。她两年的short stay，却在我长达二十多年的音乐工作经历中，给了我可以一再回味的两张专辑。
我眼里的她
当我第一次见到赵薇时，在我眼里她既不活泼也不俏皮，大部分的时间仿佛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在我们初期工作的交流里，她最吸引我的，就是她沟通时的语言，我当时觉得她像一个接近诗人的哲学家。
这些日子来，一直为自己监制的一部动画电影而忙碌，也因为接触了，才知道电影是一件迷人又折磨人的工作。唱片圈和电影圈向来有很大比例的人脉重叠，过往的接触，都是片面的音乐制作，跟现在全局地投入，完全不同。因为加入了所以也就比较关心，也彻底地放下纯消费者的角度，将心比心地换位思考电影创作者的立场，我也借此以一个全新的姿态认真地学习。
当自己的角色变了，看到的世界也就跟着不一样了。那些曾经熟悉的朋友，在这时候都有了不一样的色彩。而那些电影圈的朋友，也跟自己所看到的不同，于是年近半百的我也乐于以新人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些曾经熟悉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