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历史上有两处私家园林都叫做“万柳堂”，它们的变迁过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于认识古代私家园林在北京生态环境中的价值，了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以柳树为象征的田园风光的文化意义，追溯当代相关地域命名的历史渊源与地理基础，都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元代“万柳堂”的兴衰与所在地点
“万柳堂”最初是元代修建的私家园林之一，元末明初的学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1］。野云廉公，指元代名臣廉希宪（1231-1280），《元史》卷一百二十六有传，而客人中的“松雪赵公”，就是号为“松雪道人”的大书法家赵孟頫。这是迄今所见关于万柳堂的最早的史料。
借助于陶宗仪关于歌姬度曲、赵孟頫赋诗的文字，万柳堂的自然环境被艺术地呈现出来。他随后写道：“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多，似琼珠乱撒，打遍新荷。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透过这些华丽的辞藻，万柳堂的布局依稀可见：堂前有广达数亩的池塘，水中开满了荷花，周围有亭台阁榭，通栽柳树、石榴，蝉鸣声声伴着莺歌燕舞，显示了一派休闲胜地的风光。之所以命名其为万柳堂，不外乎是这里的植被以柳树为主且数量众多的缘故。
万柳堂的位置，陶宗仪只是笼统地说在“京师城外”，也就是元大都城墙之外。到明代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平则门外迤南十里花园村，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时，郡人王郁隐此，作台池上，假钓为乐。至今人呼其地为钓鱼台。”“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2］。这里明确指出，元代的万柳堂是在金代的钓鱼台所在地修建的，而钓鱼台在平则门（即今阜成门）外以南十里的花园村。对照当代地名，在阜成门西南、玉渊潭北侧与西北侧，有东钓鱼台与西钓鱼台，后者距离阜成门正是大约十里远，而花园村至今仍是玉渊潭以北的一个区片名称，与村庄稀疏的古代无异，而当时的道里、方位更不可过于拘泥。这样，可以推断，廉希宪所筑的万柳堂，当位于今玉渊潭西北侧的西钓鱼台一带。蒋一葵还指出：“元人别墅，万柳堂外有匏瓜亭、南野亭、玩芳亭、玉渊亭，今俱废。”“玉渊亭在城西玉渊潭上，潭为郡人丁氏故地。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元时，士大夫休暇宴游于此，赓和极盛，今俱不传”［3］。由此看来，廉希宪选择这里建别墅并命名为“万柳堂”，是当时士大夫的休闲风尚与地理环境共同促成的。令人遗憾的是，蒋一葵紧接着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文人墨客只有空叹“城西胜迹已尘埃，池水东流何日回”。至于今天的西钓鱼台一带，更早已无鱼可钓，满目都是连片的城市建筑了。
万柳堂园林胜景的荒废，出人意表地影响了关于它所在地点的准确记载。明末以后的文献对此或语焉不详，或南辕北辙，并随着辗转抄录以讹传讹。初刻于明崇祯八年（1635）的《帝京景物略》称：“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而元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名其处”［4］。从这段话推测，万柳堂在今丰台区草桥至丰台镇一带，“要在弥望间”意思是“大约在目力所及范围之内”，与《长安客话》的定位相比，比钓鱼台到平则门的路程远一倍。在古代交通条件下选择修建别墅的地点，出入大都更近便、同样具有优越水环境的钓鱼台，无疑比远处的草桥更合适。还有，蒋一葵明确看到了万柳堂的遗迹，这里却是“无址无基，莫名其处”。综合上述情况，基本可能肯定，《帝京景物略》的定位有误。但是，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在沿用这个成说而不察其谬：
清康熙十一年（1672）刊刻的《天府广记》称：“万柳园，元廉希宪别墅，在城西南为最胜之地。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万柳园，皆在于此”［5］。万柳园，即万柳堂所在的私家园林。
康熙二十四年（1685）《大兴县志》：“万柳堂，府城南，有元廉希宪别墅”［6］。定位相对笼统，还将《长安客话》中的一段文字置于《南村辍耕录》名下。但是，它较早地记载了清代广渠门内另有一万柳堂的事情（详见下文）。
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之后的《京城古迹考》，在征引了《天府广记》与《南村辍耕录》关于万柳堂的文字后说：“今查堂在厂渠门内，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铨（按：应为“冯溥”）别业”［7］。这里把两个万柳堂混为一谈，地望判断完全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日下旧闻考》，将两个万柳堂分开叙述。关于元代的万柳堂，征引了陶宗仪、蒋一葵等人关于廉希宪、赵孟頫饮酒赋诗的事例，但依照《帝京景物略》的说法，将其定位于“草桥、丰台之间”［8］。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刻的《宸垣识略》，基本是《日下旧闻考》的缩编［9］。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刻的《水曹清暇录》，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的《光绪顺天府志》，都指出了京城曾有两个万柳堂的事实，前者称“元时廉希宪与赵松雪游赏地在丰台”［10］，后者说“十里草桥，旧有万柳堂，为元廉希宪别墅”［11］，定位地点并无明显不同。至于1937年编定的《故都变迁纪略》，也基本上是抄录上述文字而成［12］。
上述多种文献之所以一误再误，可能是由于下列缘故：其一，《帝京景物略》刊刻于明末，在清初相对容易得到，因而流传范围较广，影响也较大。其二，清代及其以后涉及万柳堂的文献，大体上属于整理资料、述而不作的范畴，编纂者只顾抄录前人成文而未详加辨析。元大都时代至明中期的“城西南”，与明嘉靖年间增修南城之后的“城西南”，用字相同但所指地域各异，如果再加上诸如“城西南十里”这样的具体里程，定位的误差就更加清楚。抄录成文者忽略了增修南城前后北京城区范围的不同，难免为照顾文献记载而削足适履，将万柳堂的位置南移。其三，元代的万柳堂在明代只存少许遗迹，为考证和定位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后人的臆测程度与记载文字的陈陈相因。
明末与清代记载的讹误，在当代北京仍然有些影响。今南三环西路西端的立交桥，就被命名为“万柳桥”，其地位于草桥西四里、丰台镇东南八里，正是清人所谓“草桥、丰台之间”，命名的历史渊源一目了然。
二、清代“万柳堂”的环境变迁
元代的万柳堂虽然衰败了，但绿水池苑、荷花碧柳的布局风格，被后来的高官在修建休闲别墅时继承下来，甚至直接沿用了“万柳堂”这个名称，这就是清代的另一个万柳堂。康熙二十四年（1685）《大兴县志》称：“今广渠门内东南角，有大学士益都冯公溥别业，慕希宪遗踪，亦名万柳堂。旁置育婴社，以收养遗弃婴儿”［13］。这是关于冯氏万柳堂较早的记载，其地应在今龙潭公园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