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以金上京与金中都加以比较，两个都城虽然都是进行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但是，在金中都地区的民族融合的速度显然要比金上京更快一些。例如，女真少数民族极为喜爱狩猎活动，在金上京地区，因为山谷和丛林很多，人烟却很少，十分适宜狩猎，而到了金中都以后，就失去了这种狩猎场所，其活动也因此受到限制［21］，久而久之，狩猎的习惯也就会有所改变。
四、金朝迁都对后世的影响
综上所述，金海陵王从上京迁到金中都的重大举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在今天看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举措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的，有些人，特别是女真贵族们甚至公开提出了反对意见［22］。
对于这些人的反对，海陵王采取了严厉的针对措施，在迁都的同时，将一大批女真贵族也强行迁移到了金中都地区。
在金海陵王南伐宋朝兵败被杀之后，金世宗再次论及了海陵王迁都的问题，他指出：“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岂非以汉光武、宋康王之疏庶得继大统，故有是心。过虑若此，何其谬也。”［23］这一言论，固然不无道理，却仍然带有个人主观意向，有欠公允。
那些站在金朝敌对立场的南宋人士，对于金海陵王的迁都举措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金海陵王的迁都，是受到宋朝降臣梁汉臣的影响，而梁汉臣的目的却是要借迁都之举来削弱金朝政府的实力，引发民众的反叛［24］。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必须具备许多重要的客观条件。
有些过去的都城因其客观条件已经改变，故而失去了都城的地位；而另一些城市，则因为这些重要的条件逐渐具备而取代了前朝都城的地位，变为新的都城。这种客观条件的产生与消失，是不以统治者或是其他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金世宗虽然对海陵王的迁都举措提出非议，但是他却无法改变这种既定的局面，也仍然不得不以金中都作为首都。
金海陵王在定鼎中都之后，又曾决定把都城进一步南迁到宋朝旧都汴京，并且调动了大批人力物力重新修建了汴京的宫殿，在南伐的同时，也将朝中百官一起带到了汴京。但是，随着南伐的失败，他迁都汴京的做法也随之而失败了。在金海陵王南伐的时候，金世宗占据金东京发动政变，原来打算以东京作为都城，后来听从手下谋臣的建议，还是很快占据了金中都，并仍然以之作为政治中心。
通过这两件事情，不难看出，金代中期的中都城、汴京（即金南京）城、东京城，甚至原来的金上京，都有成为都城（包括陪都）的历史，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客观条件。但是，历史最终仍然选择了金中都作为政治中心，显然，其在一些主要方面的综合条件，其优势是远远超过了另外几座城市的。这种优势是在金代中期形成的，并且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只要我们对这种优势有了足够的认识，也就不会对此后的元、明、清三代都把这里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感到奇怪了。
虽然北京这座古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建立都城的十分优越的客观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自金海陵王定鼎中都之后，到金宣宗南迁的几十年时间里，金朝统治者为此后这里都城地位的确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在城市基本设施的建设方面，在都市人口的汇聚和都市经济的发展繁荣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给后世带来了极大影响。在北京从边关重镇到割据政权的陪都，从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发展到全国的政治中心的漫长历程中，金中都时期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1］据南宋人宇文懋昭所撰《大金国志》卷三十三《燕京制度》曰：“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此处所云“国初”，即指金太祖崛起之时期。“建为上京”，则是指金熙宗时候的事情。
［2］《金史》卷四《熙宗纪》。
［3］《金史》卷五十四《选举志》曰：“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
［4］如在金太宗时，金军大将完颜宗望即曾上奏，“凡攻取之计，乞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裁决之。”（见《金史》卷三《太宗纪》）也就是说，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不必请示最高统治者，随即裁决，便宜行事。
［5］金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设置的军事中心有两处，一处是在燕京，另一处是在西京。据南宋人张汇《金节要》曰：“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虏人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此处所云“虏人”，乃是宋人对女真人之蔑称。
［6］《金文最》卷四《议迁都燕京诏》（转录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7］据《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所载“上京路”云：“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又云：“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趾，耕垦之。”
［8］《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初兴风土》及《男女冠服》。
［9］宋人许亢宗之《奉使行程录》，载于《大金国志》卷四十。在东北的有些地区，自然环境也不是很差，如许亢宗描述咸州至同州之间的环境时曰：“离咸州即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而有的地区，环境却很差，如在来流河一带，“行终日，山无寸木，地不产泉，人携水行”。虽然差异较大，但是，就其整体环境而言，显然比不上华北平原的优越条件。
［10］这些被虏掠的人口，其数量没有完整的统计，但是在文献中是有反映的。如《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元年（1123）九月，金太宗下令，“发春州粟，赈降人之徙于上京者”。翌年四月，金太宗又下令，“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
［11］被强行迁移到金上京地区来的民众，其数量也没有完整的统计。
据《三朝北盟汇编》所载，金朝军队占领北宋都城汴京之后，“金人来索御前祗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祗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数百人。”“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搭材岳三千余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家。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其后，“又取画工百人，医官二百人，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走马打球弟子七人，鞍作十人，玉匠一百人，内臣五十人，街市弟子五十人，学士院待诏五人，筑球供奉五人，金银匠八十人，八作务五十人，后苑作五十人，司天台官吏五十人，弟子帘前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等等。这一大批人中，有些是留在了燕京，但是更多的，则被押到了金上京。
［12］如金朝初年，女真统治者曾大力推广女真文字，并将全国的优秀学生调集到金上京来。据《金史》卷八十三《纳合椿年传》记载，“初置女直字，立学官于西京，椿年与诸部儿童俱入学，最号警悟。久之，选诸学生送京师，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椿处在选中”。又据《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记载，“天会中，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良弼与纳合椿年皆童，俱在选中”。
［13］据金世宗大定年间任户部尚书的张亨估算，“上京距都四千里，若挽钱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独枉费国用，无乃重劳民力乎”（见《金史》卷九十七《张亨传》）。这里是指运钱，运送其他物品的费用，可能会更高。
［14］《三朝北盟汇编》。
［15］据佚名所撰《女真传》所载金代初年女真民众的生活状况曰：“其人则耐寒、忍饥，不惮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
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其市易则惟以物博易，无钱，无蚕桑，无工匠，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其他相邻的少数民族，其文明状况也大致如此。与之相比，契丹少数民族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长期影响，故而处于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16］《大金国志》卷三十九《男女冠服》。
［17］据宋人马扩所撰《茅斋自叙》记载，马扩出使金朝之时，女真统治者为了表示对宋朝使臣的尊敬，“当时已将上京掠到大辽乐工，列于屋外，奏曲荐觞于左右”。是时，女真统治者正与宋朝联手攻灭辽朝，双方尚未反目成仇。
［18］例如，在服装和头发样式等方面，金朝统治者皆严禁民众使用汉族的习俗。据南宋人张汇所撰《金节要》记载，金朝统治者“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刘陶知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必稍长，大小不如式，斩之，后贼将韩常知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衣旧犊鼻者，亦贵以汉服，斩之。
生灵无辜被害，不可胜记”。
［19］女真统治者受到的汉化影响，到了第三位皇帝（即金熙宗完颜亶）就开始显现出来。据《大金国志》卷九《熙宗纪》记载：“亶幼而聪达，贯综经业。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有未居赤位者，咸被荐擢，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到了第四位皇帝（即金海陵王）时，其受到的汉化影响越来越大，据同书卷十三《海陵王纪》记载，完颜亮“好读书，学奕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
［20］南宋人张棣所撰《金图经·宗庙》。
［21］据《金国经·田猎》记载，“虏人无他技，所喜者莫于田猎。昔都会宁之际，四时皆猎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这种农耕与田猎之间的矛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显现出来。
［22］《金史》卷七十三《按荅海传》记载：“海陵将迁都，按荅海谏曰：‘弃祖宗兴王之地而他徙，非义也。’海陵不悦，留之上京。”按荅海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女真贵族的想法。还有一些金朝大臣反对迁都到中原地区，则是出于政治上的安全考虑。如当时的大臣萧玉即上奏曰：“陛下移都燕山，去白沟百里之余，皆南宋故土。孔彦舟、郦琼、靳赛、王善、徐文、孟燮之徒，项背宋臣，皆握大军，尽屯中原，万一有变，非国之福。”这种看法，在当时也很普遍。
见佚名所撰《炀王江上录》。
［23］《金史》卷八《世宗纪》。此处所去海陵王“失道”，即是指其弑杀金熙宗之事。所云汉光武、宋康王之事，即是指海陵王为庶出，非嫡传子孙，以喻其即位之不合于正统。
［24］佚名《炀王江上录》录文曰：“内侍梁汉臣，本宋内侍，陷虏，每思报仇。乃进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内，时复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纳其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