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代表戏曲和戏剧的水平不可能只有小品，对舞台的艺术，我们要求有更高的东西出现。比如说外事一个文艺晚会，你很难上咱们的小品，上一个手机段子，再上一段翠花酸菜，上一个《忐忑》，那岂不是把外国的元首吓坏了：中国闹什么事，老鼠成精了？当然这个话略有尖刻，不是我说的，是我引用的。我们有高端的东西，拿文学来说，我们就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连元朝那么短的一个朝代，他们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影响太大了，还有明清小说。
将来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能留下的只是一个电视小品、一个手机段子？这对历史不好交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有的理论，和实践往往有一些脱节。我们对现在的文化现象缺少一套能够分析得清清楚楚的理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不断受着从国外来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的挑战、冲击、感染。我最不赞成把文化和艺术看成互相对立、不相容的，我觉得好的东西都是你也能存在我也能存在。该向人家学习的，不妨学习。比如歌星演出，这个形式完全是我们从境外学到的，它确实冲掉了一些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但这些从外国引进来的方式很受欢迎啊。音乐剧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在英国也非常发达，它不拘泥于意大利歌剧的那种经典性、古典性，音乐剧比较个性化，更容易被接受。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些致力于做音乐剧的，而且已经有新的剧目上演，但是你目前怎么演也演不过人家，你演不过人家这个《猫》，你演不过人家这个《妈妈咪呀！》，演不过人家的《悲惨世界》，你演不过！境外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面对这种影响，你赛不过它。电影尤其明显。有一阵我们中国的电影很受欢迎，在国际的电影圈子内得到了很高评价，不断获奖，但说中国已经是电影强国，那绝对谈不上。我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即使在好莱坞这样极其消费、极其美国化的地方，它生产的也并不仅仅是消费作品，总还有一些高端的、高雅的东西。过去就不说了，什么《居里夫人》《魂断蓝桥》就不说了，近十年二十年，就有不少好电影，虽然并不是特别烧钱的大片，比如《国王的演讲》，还有《金色池塘》，非常地雅，还比如关于苏格兰长跑运动员的《特别快车》。它总还有这么一部分有思想、有亲情、有励志、有头脑的作品。但是我们呢？许多优秀的导演开始走无头脑的道路，追求视觉刺激，甚至有的知名导演公开撰文说，思想就是电影的垃圾。那么电影都是没有思想的吗？
我们有些通俗的作品，我称之为空心化的作品，它没有达到我们文化水平的平均数，更不用说高于平均数了。你追求市场当然是对的，谁不追求市场？革命的东西也要追求市场，你没有市场说明你不能被接受，票房在这个意义上它如同选票。但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就不能够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受众已经都低级庸俗到凡好东西都一律排斥的地步了呢？我看并不是这样。帕瓦罗蒂在中国掀起热潮了，帕瓦罗蒂不是用歌星的那种方法，人家唱的是经典的歌剧，又高雅又有票房。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不能够拿出既有比较高的文化含量又能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东西呢？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看，一种是，我们这些文艺家的水准不足以征服观众、征服读者。你的那个水准、那点货色拿出来，不能够受到大家的热爱，缺少吸引力、凝聚力、说服力，也不感人，你不能让人们得到真正的感动。还有一种可能，你有优秀的作品，也有优秀的人才，但是我们的观众读者有眼无珠，我们的市场有眼无珠，我们的媒体有眼无珠，我们的文艺单位视野不够宽阔。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我不清楚。但如果有，是不是需要造就一种大众的、方便的、普及的、便捷的、优秀的、高端的人才，这是一种平衡。
还有一种平衡，就是在社会急剧变化当中，如何面对某些艺术品类面临的窘境。这个很明显，戏曲尤其明显。到现在为止，方言在逐渐消退，比如上海这个地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上海话，你要都不说上海话，沪剧跟很多以上海话为基础的文艺东西就要受限。广东如果你不用粤语演唱粤剧，那你怎么可能还有今天的红线女呢？苏州如果你不用苏州话，那个评弹怎么能继续下去呢？以至于使有用的一部分文艺形式，面临抢救的任务。这样一种态势，我们国家对这个也有相当的认识。首先是昆曲，昆曲已经被联合国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海外的一些同胞对此也十分热心。最近十来年，白先勇先生致力于打造《牡丹亭》的青春版，最近又有新的昆曲在全世界演出，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些难以消除某些民族文艺样式所面临的危险，因为没办法，现在年轻人喜欢听快的节奏，他要热闹劲，要大闹大哄的劲。我听我的孙子辈的青年说过，他们去听台湾的周杰伦唱歌、弹钢琴，他们兴奋极了，演出之前，谁都还没有看见周杰伦呢，全场上万人已经都站起来，每个人都拿着牌子，什么周杰伦我爱你！周杰伦别走！然后周杰伦说一句话，底下就喊，嗓子全喊哑了，除了周杰伦没哑，全场嗓子都哑了。它可能对维稳、对和谐也有好处，乱喊乱叫，跟着周杰伦一起乱喊乱叫，对社会没有任何危险，然后他回家已经累得不行了，还没到家两眼已经睁不开了。
所以我们现代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是别的方针，如果我们不搞改革开放，我们不搞现代化，我们就死路一条，我们就一定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但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保护我们民族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怎么保护我们的东西不受破坏不受损失，如何保护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
前不久我在北京看了一场民族音乐演出，我非常理解民族音乐渴望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焕发新的光彩，所以它想了许多办法，包括带着悲情大声呼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观众，而且还有尊重！”其实尊重这个东西不是喊出来的，帕瓦罗蒂上台以前绝对不会讲一段“中国的听众们，我要唱歌，请注意对我的歌表示尊重”。唱戏的也不会这么说，希望我们的戏曲回到徽班进京那个时代，回到杨小楼那个时代，回到当年那种辉煌的盛举。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文化体制的改革正在把一大批的文学和艺术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取得一种更好的质量的平衡，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民族的瑰宝的平衡，群众化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的平衡。我们除去销量、点击率、票房以外，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文艺的评估的力量、评估的体系、评估的系统。我们社会应该有人懂得，什么是感人的艺术，什么是有道德有思想的艺术，什么是“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什么是有智慧的艺术、有良心的艺术、有头脑的艺术。我们社会不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学院，有那么多文学的院校和科系，有那么多社科、人文科学类的研究机构，我们还有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文艺的群众组织，有经费基本有保障的文联和作协，还有文化行政部门，有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专家、没有学者，没有人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空心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糊弄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克隆外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一种拿不出来的阴暗丑陋的思想精神在流露。我们需要有人告诉大家，哪怕这个艺术家名气很大，但是他的作品是失败的，这个作品是文艺的垃圾。需要有人告诉。现在没有了，起码是少了。现在有些写评论的都是拿了红包的，连学术都跟红包有关系。
我到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市委书记请我吃饭，告诉我，我们现在搞文化建设，搞旅游，我们的方针就是“先造谣，后造庙”。什么叫“先造谣”？它有争论——说一个文化名人，他是出生在哪儿的，我们干脆先不追究，就出生在我这儿，就是在张家村李家店的，然后在张家村李家店批地，批出500亩地来，盖出一个纪念堂，盖一个庙。盖个庙有半亩地就够了，多余的其他土地就搞按摩、足疗，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就号召大家来。有些学者立马就指出，说某某文化名人历史上根本就不是在这块地方出生的，是邻省的某地出生的。怎么办？好办。你把学者全家请来，住上当地最好的宾馆，参观考察有关的资料，顿顿都有大闸蟹，临走还有厚度不等的红包，半个月就“拿下来”了。所以我们缺少真正有道德、有立场、有正气的专家，缺少对艺术负责、对学术负责、对文学负责、对专业负责，而不是对私利负责的专家。其实真正做文化市场的知道，光靠忽悠，光靠造谣、造庙，它是维持不长久的，很容易就暴露出来，很容易就完蛋了。你还得让人听到有学术的东西，有专业素养的东西，听到对历史负责的声音，对民族文化建设负责的声音，你不能只有信口开河，这些是不行的。
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有足够的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学术，面对的是艺术，面对的是历史，他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要这样才行。
有了这样一个评估的声音，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分不开的东西，就是有公信力的、强有力的奖励系统。我们推动艺术世界，要敢于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你别该肯定的时候你又不敢肯定，而这个奖励的系统它并不让市场牵着鼻子走。奥斯卡并不让市场牵着鼻子走，有些东西得了奥斯卡奖，大家才看起来的。奥斯卡不是一个最严肃的奖，诺贝尔文学奖它也不跟着销售走，而且它专门喜欢奖励一点冷门的东西，你死活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奖励意大利的左翼剧作家达里奥·福，被奖励者本人都不相信。更早的时候，1986年他奖励法国的作家西蒙，西蒙他是很怪异的一种文体，接受的人很少。但是作为一种品牌，奖励也有着对艺术、对学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
不管庸俗的东西、平庸的东西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它势力多么强大，无厘头的东西、空虚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快餐式的东西力量多么强大，我们社会都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要有一种艺术的使命感，要坚持不懈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哪些作品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有哪些虽然没有受到人民群众的注意，没有市场的注意，但是它有很宝贵的东西，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所期待的，我们是有所等待的，我们的中国梦也包括文化之梦。文化之梦是我们有上等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有上等的顶端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我们为这个，我们有耐心，我们要随时地注意，随时地寻找，要寻找瑰宝，要帮助瑰宝，要积累瑰宝。我想在这种困惑当中，起码我们还有这种愿望，我们还有这种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