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3日王蒙、冯士筰、方奇志、徐妍在中国海洋大学的对谈
编者按：冯士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奇志是中国海洋大学数学系教授，徐妍是海洋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蒙：福建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叫林兴宅，以前他提出过一个观点，说“最好的诗是数学”。这个话一说，全国哗然。我当时并没有很多道理可说，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古今中外不止一个有名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自嘲说：我为什么写小说写诗，因为我从小数学不及格。例如，汪曾祺先生有过这样的名言。但是我跟这种类型的写作人有相当大的区别，我从小就着迷于数学和语文，我为什么着迷这两样呢？因为我始终感到只有在数学和诗学里面，人的精神才能够进入一个比较纯粹的境界，才能把对世界的认知符号化、纯粹化，提升之、激扬之。比如，你就是用数学的一些概念，如数字、数量关系，或者形体、形状、相似、相等、不等、互证或者其他，用这些东西来认识数学，来认识世界。而且在你的这个很特殊的精神世界里头，你能感觉到这种智慧的光芒，你能感觉到人类的智慧中有多少奇妙的激情与创造发现！不管你有多少不顺心的事情，多少琐碎的事情，多少鸡毛蒜皮的事情，多少小鼻子小眼、抠抠搜搜的事情，可是你进入这个境界以后，那些猥琐的东西没有“入门证”，根本进不来，你只剩下了妙悟、飞升、热泪盈眶；同时你只剩下了智慧，只剩下了推理，只剩下了激情，同时还有想象，最纯粹的想象。
我想作诗的感觉和解一道数学题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这种感觉就是黑暗中的寻索与光明照耀的狂喜。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迷于这个。后来长大一点，就觉得各种数字和形状都是充满了感情的，譬如说，当我们说“一”的时候——中国人最喜欢这“一”：一以贯之，“吾道一以贯之”，见出这个人的坚决，多么鲜明，又多么忠诚；又如“天下定于一”，所以叫“定一”的人特别多，如陆定一、符定一等。有了“一”就有了一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来就觉得许许多多的数学现象，其实都是人生现象，它反映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道理。
譬如说，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我在北戴河看到一个捉弄人的、带赌博性质的游戏，就是他用四种不同颜色的球，比如说红、黄、蓝、白，每样5个，放在一块儿20个，然后让你从里面任意抓出10个来，如果每种颜色的组合是5500，就送你一个莱卡照相机；如果是5410，送你一条中华烟；然后，有两个组合是你反过来要给他钱的：一个是3322，一个是4321。3322加在一块儿是10，4321加在一块儿也是10。结果人到那儿一抓呢，经常是抓出来3322和4321。这个是非常容易计算的问题。很多老师，包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梁昌洪校长，他是数学家，他把整个的算草都给了我，而且他特别重视这个。他在全校的同学里头组织了几百个学生在那儿抓，抓了一个小时，然后又在电脑里头算，结果都完全一样，就是3322和4321所占的比率最高，都能占到接近百分之三十，而5500呢，它只是十几万分之一。为这事我还出了硬伤，因为我有这悟性，没这知识，我说这5500的概率和民航飞机出事故的概率是一样多的。结果民航局的朋友向我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说民航局从来没出过这么多事故，他们不是十万分之一，可能是千万或者更多万分之一。所以这也让我长了很多的知识。
这几个数字，一个是3322，一个是4321，迷住了我，我觉着这就是命运。什么是命运？3322或者是4321就是命运。为什么5500的机会非常少，就是命运绝对拉开了的事并不常见，一面是绝对的富有，因为5是全部，某一种颜色的球全部拿出来才是5，另一个是0，这个机会非常少，十几万个人中就一个，它赶上了5500，我们也是爱莫能助，或者妒也白妒了。
所以说命运的特点在于：第一，它不是绝对地不公平；第二，它又绝对不是平均的。例如4321，哪一个和哪一个数都不一样，却又相互紧靠，它的概率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命运太伟大了，这就是上帝，这至少是上帝运算的一部分，或者让你3322，这非常接近，但是不完全一样，或者是让你4321，谁跟谁都差一点，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还有，如果你不是往外拿10个球，而是往外拿12个球，你想拿出3333绝对平均的概率也是非常之低。恰恰由于10不可能用4除尽，4种拿10个，才出现了这样美妙的结果。这就是概率和命运、上帝的关系。一次，我和一个美国人——美国的一个研究生谈起我的作品，我忽然用我的小学五年级的英语讲初中二年级的数学，我就给他讲maths，我说这就是God。他就说：“eh.I don"t like this.”他很不赞成，很不喜欢我这样的分析，把伟大的上帝说成是数学，但是我不是说伟大的上帝是数学，而是说数学的规律是“上帝”所掌握的，和世界的宇宙奥秘是一样。
徐妍：数学的趣味的确无限，原因就是它和人文是密切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我们人类难以穷尽的哲学，当然是与生命哲学，东方哲学，以及灵感、想象力都有很多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感受到的话，一定是有好奇心、想象力，同时也还有智慧的头脑，在这点上我想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
冯士筰：我既不是数学家，也不是文学家，正好是在这两个范围以外的这么一个人，我后来再一想，我来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呢？我给大家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我来也有我的用途：第一，在座的文学家，当然了，以王蒙老师为首，是一个文学的组合，再加上数学组合，因为两家碰撞嘛。数学组合，方院长，再加上老师和同学们，加在一块儿这又是一个组合。你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会议的主题，我们假设你们加在一块儿是+1，放在数轴正的方向，算+1的话，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九九归一，1是很好的数字，我假设为+1，那么我参加有一个好处，我既不是数学家，也不是文学家，如果我是真的一点也不懂的话，你可以把我算作在这数轴上的一个负数，我们假设是-1。要是真这样的话倒挺好，我们把二者作和，即+1加-1等于0，0这个数字是非常精彩的，我猜啊，方老师可以给大家一个解释，0这个数字太美妙了，但在数学上，跟1比，甚至要超过这个数字。但从中国的人文理解，九九归一很好，但从数学上来讲，0是很奇妙的。因此，有我在确有一个好处，把我加在数轴上，就变成0了，太完美了这个数字！当然我也不是完全不懂，我也学过小学算术了，初中代数了，大学微积分了。文学的话，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但至少是高中语文以下的水平，我看过一些书，因此，我不是完全听不懂，我就不是一个完全的-1。是一个负的零点几，这样一看，跟各位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不到1的小的正数，这就不圆满。另外呢，我不是一个绝对不懂的一个-1，加在一块儿更不能是0了，就更不圆满了。但是，我想不圆满，这正反映啊，我们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它没有圆满，从哲学上看这“不圆满”要比“圆满”更圆满！我这么一想啊，好吧，我就来参加吧。
方奇志：数学本质上和王先生刚才说的是一体的，因为从其源来讲，数学是研究世界的本原的，就是说它是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我们说五个手指头、五个苹果、五头猪，这都是应用、现实层面的，但是你把那些单位都去掉，就只有一个“5”，那就变成了数学。从很久以前开始，人类相信数字是上帝安排给这个世界的某种模式，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按某种数学模式运行的，这个模式可以用到很多的方面。从起源上讲，数学的所有研究包括欧洲的数学发展，都是率先属于教会的，它是宗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哲学的换位来看数学。数学和文学，包括哲学，在对人生最本质的和对世界最本质的探索方面是相通的，只是角度不同，应该都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形而上的东西。
一、数字与人文
徐妍：听三位老师讲了之后，我有一所得，也就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数学其实是哲学，而且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诗与哲学是近邻”的话，我现在认识到数学和人文是近邻。
王蒙先生说，从1到9，我们都会从1到9想到一些，但是王蒙先生提供的是这样一个内容，比如说天得一以清，天下定于一；一分为二，二心，二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足鼎立，三星高照，一分为三；四时生焉，四方、四顾茫然；五行，五色；六六大顺；七巧；八面玲珑；九九归一；等等。从1到9，0暂时悬隔到那里，因为0实在太妙了，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王蒙：我忽悠一下，中国人喜欢“一”，因为这整个的世界是“一”，世界是统一的，郭沫若的诗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一的一切，一切的一”，现在我也没完全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中文的此种构词是太棒了。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万法归一，一生万物。天下定于“一”。中国文化最讨厌的是“二”，如二心，如果皇上说你有二心，你的脑袋就保不住了。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二：这是毛泽东和柳亚子说的话，老蒋说天无二日，我偏偏再给他出一个太阳。毛泽东也喜欢“一”，也喜欢“二”，当革命没有胜利的时候，他喜欢“二”，革命胜利了，他喜欢“一”，但是他讨厌“三”，没有第三条路线，没有中间路线，第三条路线都是假的。改革开放以后，“三”的地位有点提高，哲学家庞朴就提出来一分为三，一分为三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譬如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一抓就死这是“一”，一放就乱这是“二”，但是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三”，就是抓而不死，放而不乱，就是在“一”和“二”的斗争中要产生出一点新的模式来，新的思维，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一分为三”这是庞朴教授提出来的，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我个人很喜欢他这个话。你只要承认了“三”，就承认了不断出现新生事物，所以老子说，道生一，抽象的道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宇宙，一生二，这个宇宙就变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斗争的结果会出现新的东西，既不完全是“一”，也不完全是“二”，那么不断地出现新的东西就生了万物，所以我个人也有点喜欢这“三”。
但是在男女关系上我不喜欢“三”，我不希望第三者插足，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三”的记录，我永远只“守一”。
徐妍：刚才王蒙先生讲，他提供1到9，他最喜欢哪个呢？他在书中已经说了，特别不喜欢小葱拌豆腐的那种一清二白的思维方式，我也猜想可能“三”是他比较青睐的数字之一，这是在哲学上，不是在生活上，而且在这里面我的感受是：虽然有着对于传统文化的追溯，但也有他个人的，或者一代人的那种伤痛的历史记忆。中国要是能够允许“三”的存在，那大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冯士筰：王蒙老师刚才谈得非常清楚，从1到9，谈得确实不错，我想方老师应该更有她的体会，就这九个数字，咱不谈0，0是个比较奇妙的数字，这是个基本数字。刚才王蒙老师谈到了一、二、三之间的关系，不容易啊，“一分为三”，在今天我们能讨论它，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进步，从社会上来看，也不是从文学上，也不是从哲学上来看。在我们国家，现在能讨论一分为三了，上帝呀！这真是保佑！
在我谈之前，我先斗胆“批驳”一下王先生。您和您夫人“守一”呀，OK！但是，“三”是重要的：小孩儿！没有小孩儿，就不是一个家，就不是一个三维结构，就不是一个完满的家庭。事实上，就王蒙老师的恋爱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最稳定的因素，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是后代。我们老说n维空间，其实我们是生存在一个三维空间（n=3）中，三维空间是除了时间以外最稳定的空间。抱歉，这是补充，不能叫反驳。
一分为三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至少非常有趣，大概“三”的位置是最稳定、最和谐的，也普遍存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过去看小说也好，看电影也好，都是红脸就红脸，白脸就白脸，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我说话可能是有点僭越了，反对写中间人物，其实说白了，冒昧地说一句在座的各位，可能咱们大多数都是中间人物，大家都知道写武侠小说最著名的作家金庸，我对金庸最佩服的一点，他书里面的主角几乎都是中间人物，这点是完全超出武侠小说的主旨和传统上的特色的。其实“三”是最稳定的。还有一个特色，这个“三”，往往是一个最难处理的事情，社会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因为“三”。我们在不断地处理这个“三”，处理得好，我们就皆大欢喜，处理坏了，就得好好处理处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三”是最普遍存在的，毛病是最多的，我们要不断处理它，这才是真正的现实社会，而不是非黑即白，灰色地带其实是挺多的。所以，一分为三是非常值得研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