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晚年情怀，衰颓困苦。钱惟演对仕途有浓厚的兴趣，一生以未为宰相而遗憾。他的阿谀奉上，其效果适得其反。太后听政时，钱惟演就因与太后攀亲备受舆论攻击，被赶出朝廷，仁宗亲政后更是屡受打击。难怪词人晚年心气不顺畅。这首词就是在这样心境之下的创作，是仕途挫折时内心困苦愁怨的抒发。词人在春天时节，面对“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的美好景色，所产生的竟然是愁苦意绪。春天来临之后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景色，都仿佛在搅乱词人的心绪、牵引出词人的愁怨。人生得意之际，面对明媚春光，意气风发，那是一种情景。这一切词人以往曾经欣赏和享受过，同时也失去过。当词人再度拥有春天美景时，就担忧“绿杨芳草几时休”，这种担忧竟导致“泪眼愁肠先已断”。换言之，人生不得意之际的春色只能牵引出对往日的回忆与留恋，当然就增加了眼前的痛苦。情急之下，词人不禁无理地责问“绿杨芳草”何时了结，也就是说恼人春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这一问也就问出了内心愁苦的深度。下片解释愁苦的缘由。词人将一切的根源都推托到岁月的流逝、容颜的衰老上。每次览镜，都要为此惊叹。剩下唯一的解脱方式就是频频高举“芳尊”，借酒消愁。然而，只恐“举杯浇愁愁更愁”。依据词人眼前的心境，这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于是，语尽意未尽，绵绵愁意溢于言外。词人所写之愁，其深度要远远超过寇准词，其间应该渗透了词人仕途颠簸的感受。这首词与王禹偁的作品同样显示出向“言志”靠拢的创作倾向。词人虽写愁苦之意，但与五代十国词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词中没有那种绝望哀痛的没落感与沉重感，钱惟演只是平常叙述而来，毕竟词人生活在一个平和的年代。
其四，写友人之间的送别情谊。
设歌舞酒宴，送别朋友，在宋代是十分寻常的。酒宴间因此有所创作，寇准《阳关引》云：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这首词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意，但词人结合自身体验，将情景打并在一起，宛同己出。开篇把视线引向“故人”远去的边塞，并通过“渭水波声咽”从侧面加以烘托。中间改写王维诗语，错落起伏，跌宕有致。最后又用“共明月”一句，把相隔两地的真挚友情绾结在一起，构思较新颖，境界也较豪放开阔。词人以友人为思念的对象，情调凄悲但不哀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称此词“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就是因为送别思念的对象不同带来的词风转移。经寇准的改写，王维的诗歌以长短句的形式出现，更易于合拍歌唱。此外，这首词不作代言体，直抒胸臆，近似南唐风格。
其五，写男女相恋艳情。或酒宴间送别，依依不舍；或别后思念，牵肠挂肚。
这类在“花间词人”手中得到集中表现的题材，在北宋初期聊聊的几首词作中，也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寇准、林逋、陈亚诸位词人，在这方面都有较好的词作传世。寇准《踏莎行》云：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这是一首代言体，代闺中寂寞女子言情。在春末时节，春天的美丽即将过去，闺外渐趋寂静。闺中则独自一人，离别已久，“离情杳杳”；音信全无，“密约沉沉”，每日里叫人思恋不已。闺人因此长期无心梳妆，“菱花尘满”；终日“倚楼”凝望，惟见“长空黯淡连芳草”。词中所写是典型的“花间”题材：寂寞思妇，无心梳妆，终日倚楼。与温庭筠词相比，少了一些朦胧与精致，多了一分流畅与随意。
林逋的《长相思》是北宋初期写男女离情最出色的作品，词云：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杭州市）人。少孤力学，恬淡好古，不慕荣华富贵。他曾在江淮一带漫游，后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到城市。转运使陈尧佐以其名闻，真宗诏赐粟帛，长吏随时劳问。他终身未婚娶，喜欢种梅养鹤，人们说他“梅妻鹤子”。死后，宋仁宗赠给他谥号为“和靖先生”。存《林和靖诗集》四卷，《补遗》一卷，《全宋词》辑录其词三首。他的诗清淡高远，以《山园小梅》之咏梅最为有名，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家喻户晓的名句。这首七律还被当作《瑞鹧鸪》词来传唱。
林逋终身未婚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经历过男女情爱，这首词体验之真切、构思之新颖，确实是有感而发。词写两情相悦的男女双方难舍难分的送别以及别后的刻骨相思。上片写行人坐船离去，一程又一程，两岸青青山色在迎接着离人，它们哪里知道这对情人内心的离别之情呢？敦煌曲子词中有《浪淘沙》写别情说：“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此词的构思从中脱胎而出，却更加含蓄精练，气质文雅。下片写分别时刻终于来到了，两人再也忍不住咽下无数次的泪水。“罗带同心结未成”，写美满的情感终于落了空。罗带，是丝织的带子；同心结，指罗带打成结，象征定情，结成婚姻。潮平，指潮水涨满，正待开船，暗示不得不从此分别。词以抒情为主，词中的山水在词里只起比兴与暗示作用，并不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对象。词中叠句的节奏、比兴手法的运用、构思的巧妙，都汲取了民歌的风韵。这样的作品，在格调上与中唐以来文人学习民间所填写的小令相近，而与“花间”香软作风异趣。白居易也有一首传播人口的《长相思》，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两相对比，可以清楚看出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
陈亚还是以自己擅长的手法写艳情，即巧妙地以药名入词，使歌词多了一丝谐趣。他以药名写闺情保留至今的有三首《生查子》，其一云：
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时菊花时，尤未回乡曲。
采用谐音等方式，词中涉及的药名有：相思子、薏苡、白止、苦参、狼毒、当归、远志、菊花、茴香等，内容方面不见新意，写作上别具一格。据记载，陈亚“性好谐谑”，他写相思闺情，就向俚俗作风靠拢。如云“拟续断朱弦，待这冤家看”等。
其余的，还有颂圣如“南阙万人瞻羽葆，后天祝圣天难老”（丁谓《凤栖梧》）、咏物如“黄菊一丛临砌，颗颗露珠装缀”（李遵朂《望汉月》）等题材词作。
二、“此尤可怪”之解读
对北宋初期十多位词人的30多首词做了大致梳理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探求该时期歌词创作极度萧条的原因了。
“词为艳科”，最初，词是为了配合歌舞酒宴间流行音乐之演唱而创作的。由“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柔声歌唱。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宋人云：“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方莘《方壶诗余自序》）词的主流创作倾向，与儒家的文学创作理念背道而驰，故备受压抑打击。只有在一个享乐成风、儒家道德评价体系不被人们所看重的社会环境里，词人才能寻找到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和机会。这是唐末五代词兴盛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换一句话说，北宋初期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歌词创作的萧条衰落。
“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体现个人价值、实现个人理想的唯一途径。除非时代极度混乱、国家政权濒临颠覆或更替频繁的时候，知识分子不知“仕”于何朝何地，才会群体性地放纵享乐、得过且过。大一统国家政权一旦重新建立，封建社会次序得以恢复，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会惯性地回到“学而优则仕”的轨道上来，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规范自己，重新约束个人的言行，力求在新的朝代新的政权中有所作为。这是赵宋政权建立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必然反应。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唯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五代割据军阀，鄙视教育和文化，甚至取消了科举取士制度，代之以恩荫制度，倒退到南朝门阀时代。范仲淹说：“钱氏为国百年，士用补荫，不设贡举，吴越间儒风几息。”江浙地区，五代之时“儒风几息”，边缘地区，可想而知。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赵宋代周而起，除了军事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士风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
朝廷的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弘扬儒家伦理道德准则，通过学校、科举等多种途径推广儒家思想教育，建立新一代的士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载：“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其时，士大夫亦在这方面多有努力。范仲淹《田公墓志铭》载田锡事迹，云：“至桐庐郡，以吴越之邦归朝廷未久，人阻礼教，邈如也。公下车，建孔子庙，教之诗书，天子赐《九经》以佑之。自是睦人举孝秀、登搢绅者比比焉。”范仲淹《贾公墓志铭》载贾昌龄事迹，云：“时天下学校未兴，公修本邑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劝导之。”统治阶层和士阶层的共同努力，使北宋初年的士风很快有了较大转变，王禹偁总结说：“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小畜集》卷十九《送孙何序》）
士风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文风的转移。北宋初年文人“以写作‘古文’相号召，主张文由道出，想重建儒家的‘道统’和‘文统’，以矫舍本逐末之弊。”这种努力颇见成效，姚铉自豪地说：“我宋勃兴，始以道德仁义根乎政，次以诗书礼乐源乎化，三圣继作，晔然文明。……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撰述纂录，悉有依据。”戴复古也有类似的总结：“风骚凡几变，晚唐诸子出。本朝师古学，六经为世用。诸公相羽翼，文章还正统。”
北宋初年士风、文风的改变，“文章还正统”之创作风气的逐渐形成，非常不利于“主乎淫”之歌词创作。文人们自然地摒弃淫乐享受之表述，追求言志咏怀之表达，在创作中形成新的潮流。以留存下来的十几位词人的三十余首词作而言，写艳情的只有八首，大约占存今作品的四分之一。即使有部分作品因通过“自扫其迹”等手段销毁而失传，词作数量还是少得可怜。这与“花间词”一边倒的艳情创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反而与中唐张志和、白居易等人的创作情况近似。中唐词人，或写隐逸之志，或写江南风光，避开艳情话题，又不适宜酒宴之间歌女演唱，词的创作就无法繁荣，词人数量和作品数量都极少。北宋建国以后八十余年，歌词创作已经倒退为中唐的水平。这时段的词人，在写宴游之乐时，有时也特地躲避情色话题，表现出与“花间词”以及后来的北宋词迥异的风貌。李遵朂《滴滴金》云：
帝城五更宴游歇，残灯外、看残月。都人犹在醉乡中，听更漏初彻。行乐已成闲话说，如春梦、觉时节。大家同约探春行，问甚花先发。
北宋初期文人士大夫，“以声妓自乐”，已形成社会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宴游”，一直寻欢作乐到“五更”，酒宴间恐怕也有声妓相伴。这首词写残灯残月、都城更漏、春梦初觉、同约探春，就是不写歌舞女乐，表现出北宋初年词坛的创作走向。将歌词与歌舞酒宴、声妓女乐剥离，就绝对不可能繁荣，中唐和北宋初期歌词创作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时段寇准、林逋、陈亚创作了几首相思艳情歌曲，有个人的一些特殊原因。寇准“少英迈”，“性刚自任”，为人极其自信。而且“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所引均见《宋史》本传）林逋为人恬淡，一生不入仕途，与同时代士人作为异趣。陈亚喜谑戏，创作不避俚俗，“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寇准诗歌也有写男女离别相思艳情者，《古别意》云：“水荧光淡晓色寒，庭除索寞星河残。清樽酒尽艳歌阕，离人欲去肝肠绝。露荷香散西风惊，征车渐远闻鸡鸣。深闺从此泣秋扇，梦魂长在辽阳城。”翻检《全宋诗》，这一时段以此题材入诗者极为罕见，显示出寇准不同时人的创作态度。不过，这几位词人“艳情”之作数量非常有限，仍然受到那个时段创作大氛围的制约，与后来柳永、欧阳修、晏几道等人放开写作之姿态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