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三个和尚”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句俗语，古已有之，很难确切考据其出典及产生年代。但它与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紧密相关，则是可以肯定的。为扩大传播范围，佛教讲究善巧方便，形象说服，所谓“开方便门，示真实相”。释迦在世，就常以譬喻诲人，其中不乏漫画式的形象和故事。为了弘扬佛教文化，劝人向善，看破红尘，运用形象的、故事的手法以展示人生真谛，普及佛教理念，就是佛教传播方式“方便门”的一种。中国流传的许多成语均来自佛教，最著名的有“盲人摸象”、“本来面目”、“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大千世界”。又如近来好评如潮的“千手观音”，其思想、素材也是源于佛教。而“三个和尚”，无疑是这“开方便门，示真实相”的形象传播大军中的一分子。自从动画片《三个和尚》问世后，这句俗话更是广泛流传，甚至远播海外。
“三个和尚”的故事及其内涵，已是妇孺皆知。对此，值得多说几句的是西方人怎样认识和理解这类事物。有人认为这个故事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了一些人心中隐藏的自私和懒惰，可以引发人们对公私关系的思考。实际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三个和尚”的故事，实际上涉及现代社会心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即群体行为的内在规律，或称之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它主要研究集体——而非个人——在进行某种行动时，有着什么样的规律，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
1920年，德国社会心理学家林格尔曼（Ringelman）进行过一项实验，专门探讨集体行为对个人活动效率的影响。他要求工人尽力拉绳子，并测量拉力。参加者有时独自拉，有时以3人或8人为一组拉。结果是：个体平均拉力为63公斤；3人团体总拉力为160公斤，人均为53公斤；8人团体总拉力为248公斤，人均只有31公斤，只是单人拉时力量的一半。林格尔曼把这种“个体在团体中倾向于不卖力”的现象称为“社会闲散效应”。林格尔曼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在群体中工作责任分散了，每个人的工作成绩不容易衡量，因此个体倾向于少出力而不是多出力。
“社会闲散效应”，也叫作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是指群体一起完成一件工作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完成时偏少的现象。1930年，心理学家达谢尔（J.P.Dashiell）也发现，随着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人数增加，每个人所做的个人努力程度也会逐步下降。达谢尔曾经用实验的方法测量拔河比赛中每个人的用力水平。结果发现，如果一个人独自参加实验，那么平均拉力可达63公斤；如果是群体一起参与，则参加人数越多，每个人所贡献的平均拉力越小。在达谢尔的实验中，两人一起拔河时，每人平均拉力下降到了59公斤；3人时继续下降为53.3公斤；8人时人均仅剩31公斤。1974年，心理学家英格拉姆等人（A.G.Ingllame）更精确地重复了达谢尔的实验，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供实验用的拔河仪器。该仪器可以精确测量拉力，并有6个明确划分的位置。实验时，真被试者被蒙住双眼，被安排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位置。实验要求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拉绳。结果表明，在被试者认为自己后面的第2至第6的位置上还有其他人也在拉时，他的最大拉力要比认为自己只有一个人在拉平均低18％。1979年，拉特纳（B.Latane）用测量被试者拍手和呼喊声音强度的方法，也同样揭示了社会惰化作用的存在。实验结果表明，与个人单独实验的情况相比，参与实验的人数越多，每人所发出的声音也越小。他人的参与，直接导致了个人努力水平的下降。
1988年，社会心理学家杰克逊等人（J.M.Jackson）总结了49个有关社会惰化问题的研究，涉及被试者超过4000人。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群体规模增大，社会惰化也逐渐增加，即个人的努力水平下降。实验表明，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目标的群体越大，个人所做的努力水平也越低。当群体规模增大到8人时，个人的努力程度仅为单独工作时的80％。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个人努力水平会继续呈下降趋势。社会心理学家们在20世纪70、80年代所做的大量研究揭示，社会惰化作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根据有关研究，前苏联1％的自有耕地生产了全国农产品的27％，匈牙利农民则曾在13％的自有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农产品的三分之一。拉特纳等人发现，社会惰化作用并不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它具有全球性、普遍性。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泰国、印度、马来西亚等，也同样存在社会惰化现象。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门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则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群体行为，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便是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出色成果。1965年，他出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与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Group Theory），目前已经有十多种语言的译本，1993年此书获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门瑟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作用。奥尔森教授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他倾其一生专门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心理学家们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但奥尔森教授却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他提出了著名的“奥尔森困境”，即：一个集团成员越多，从而以相同的比例正确地分摊关于集体物品的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因而离预期中的最优化水平就越远；集团规模越大，参与关于开展集体行动进行讨价还价的人数越多，从而讨价还价的成本会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由此，大集团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也就是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喝”，“人多打瞎乱，鸡多不下蛋”。
沿着奥尔森的这条思路，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并试图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学者们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40％到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完全的自私自利者，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
那么，如果以中国的方式向奥尔森教授发问：“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答案则为：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若具备如下条件还是有希望的：①若在三人之间出现了“收益不对称”，即假设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所得利益越大，他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理，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②三人之间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即依据业绩、成就所实施的现代绩效考核，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已经证实，出现社会惰化的原因，是人的评价焦虑减弱，使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责任意识下降，行为动力也相应降低。此时，如果没有对个人的绩效进行评估，就容易出现社会闲散效应；当有对个人的绩效进行评估时，就可以避免出现社会闲散效应。于是，林格尔曼的研究成果为现代企业绩效考核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有力依据。所谓绩效考核，并非等同于有形的物质激励，无形的、隐形的绩效考核，也可以激发人的积极态度。拉特纳（1979）及威廉等人（1981）的研究都发现，如果让被试者相信，自己的行为效率可以被鉴别出来，或是对个人行为贡献单独进行测量，则即使与群体一起完成一项工作，也不再有社会惰化作用存在。单独测量使人们保持了足够的被评价焦虑，因而行为的动机也得到激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群体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并不必然导致“浑水摸鱼”式的社会惰化作用。研究发现，人们在以下几种情境下，倾向于较少出现社会惰化作用：
（1）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
（2）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号召性或有效地激发人们的卷入水平；
（3）以群体整体成功为目标的奖励引导；
（4）群体有鼓励个人投入的“团队”精神；
（5）个人相信群体成员也像自己一样努力。
钢铁大王卡耐基曾经被派到一家濒临破产的钢厂去工作。卡耐基到厂后，并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到工厂去观察了两天。两天后，卡耐基在一个车间的门外立了一块黑板，接着又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当白班工人下班时，只见卡耐基在黑板上写道：“白班工人生产了15吨钢。”接着夜班工人来上班了，他们一看，就说：“白班工人才生产了15吨钢，看我们怎样超过他们。”于是夜班工人加紧干活。当夜班工人下班时，卡耐基又在黑板上写道：“夜班工人生产了20吨钢。”当白班工人来了以后，一看夜班工人生产的钢产量比自己多，立刻感到愤愤不平，于是也加紧干活，想要超过夜班工人。就这样互相比较，你追我赶，使钢厂的产量大幅增加。在这里，卡耐基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绩效考核，并且把这个绩效考核的结果写在黑板上反馈给工人，当员工们得到了绩效的明确反馈时，他们的信心和不服输的精神被激发了起来。一个很简单的绩效考核就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这主要是卡耐基在考核时，注意到了社会闲散效应的存在，当卡耐基把这些绩效考核的结果告诉大家时，员工内心存在的偷懒的想法就无形消解了。
二五、第三次机会与“去个性化”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某个冬天的傍晚，一辆载满了下班乘客的公交车上，忽然有人喊道：“不好，我的钱包被人掏了，一个月的工资全没了！”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小偷竟敢上手，激怒了大部分乘客，于是大家建议司机把车开往公安局、派出所。司机也很气愤，车改变了方向，载着一车乘客和一车愤怒，当然还有隐藏的犯罪嫌疑人疾驶向派出所。一个谜底眼看就要揭晓。就在这时，车中间有一个中年男子建议道：“给他一个机会吧。这样，先麻烦司机同志把车停到路边。”听到这个建议，出于好奇和善意，大家同意了中年男子的建议，车子停在路边。“这样，请司机同志把车灯关闭一分钟，让他把东西扔在车中间。”车灯关闭一分钟后，没有结果。“再给他一次机会。”车灯又关闭一分钟，仍没有结果。“第三次机会，最后一次，请好好考虑。”一分钟后，大家看到，车中间，灯光下，一个钱包悄然出现。一个建议，既挽回了一次损失，也拯救了一个人的良知。
通常，这个故事用来说明人的道德良知问题，任何人都有起码的良知，即使是罪犯。只不过它平时处于沉睡状态，需要一定的唤醒源和条件。中年男子的建议和公交车上的群体情绪，就是这样一种唤醒源和条件。在良知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小偷选择了放弃。其实，这个故事还触及社会心理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去个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