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个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社会竞尚复仇的风气，如武士间盛行的报仇之风；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在军队里则是上级侮辱老兵，而老兵则想方设法侮辱新兵。无论老兵还是新兵都属于日本军队中的“弱势群体”，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更为“低级的”对象上。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复杂组合性格，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涤。
“耻感文化”所造就的民族文化心理主要表现为：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外来批评极为敏感，视批评为对其人格的侮辱，拒不认错，普遍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小泉等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育部门修改教科书事件，日本文学界对战争反思的集体失语，安倍内阁在“慰安妇”问题上出尔反尔的态度，日本全民族对待战争罪行的暧昧态度，都是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
反观日本，其朝野上下，能达到战后德国“集体反思”、“全民忏悔”这种思想认识高度的人，几乎没有。对于历史问题这个辛辣刺眼的“洋葱”，他们不仅缺乏“剥”的勇气和精神，还极力模糊、掩盖，甚至否认这个“洋葱”曾经存在。1月21日，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刊登“独家”新闻称：“为了对抗美国拍摄的《南京》，以及中美英等国以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为脚本联合拍摄的其他相关影片，日本保守势力准备制作一部名为《南京的真实》的纪录片，借以表明‘南京大屠杀是有政治阴谋的凭空捏造’。”《产经新闻》援引日本卫星电视台“日本文化樱花频道”社长、电影导演水岛的话宣称：“把根本不存在的南京大屠杀作为真实历史，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这位导演还很“爱国”地称：“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就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形象恶化。”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这名妄图歪曲历史的右翼分子大言不惭地表示，他“希望由此开创纠正错误历史认识的道路”。据报道，该纪录片制作委员会在1月24日成立，水岛呼吁各方进行“资金援助”。
新华社2007年3月16日专电，美国驻日本大使托马斯·希弗说，希望日本不要试图修改“河野谈话”。希弗说：“我认为，日本的盟友都希望日本不要从‘河野谈话’的立场后退。不论试图以任何形式修改这一谈话，这看来已没有什么意义。”他表示，大量妇女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事实非常清楚，“慰安妇”幸存者已提供大量证据表明，她们当时被日军绑架后惨遭性奴役。希弗说：“我认为她们是被强迫的，这意味着她们被日本士兵强奸。事实本身说明了一切。”日本政府在16日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就“河野谈话”制定了一份答辩书，辩称“从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军方或官方曾进行所谓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这份答辩书是对社民党众议院议员元清美就慰安妇问题所提书面质询所作的答复。（《今晚报》国际新闻，2007年3月17日第4版）
在这种背景下，观察中日关系的全面转暖，颇有些“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感觉，而这种“似有若无”的感觉，无疑来自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耻感文化”的一些基本准则，或掩盖，或否认，或强词夺理，则是“耻感文化”的鲜明特征。民族文化心理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集体无意识性，期待它有较大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一、“慰安妇”问题与认知失调
在日常生活中解决任何矛盾冲突，首先要求当事双方对引起矛盾冲突的事实进行认定，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然后才谈得上“达成共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正如任何两个人需要沟通，首先要求当事双方要有两人都理解的语言工具和意义内涵，否则就会遇到严重的传播障碍，无法交往。如英文“history”这个词，如果一方认为它的意思是“历史”，而另一方则理解为是“神话”，对话就很难进行下去，因为“历史”意味着真实，而“神话”则可以虚构；如果把“以史为鉴”理解成“以神话为鉴”，这个“鉴”就是虚幻的，可以任意修改或虚构，也就没有什么“鉴”的价值。
近来，中日关系遭遇寒冰，关键在于遭遇了严重的传播障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二是在确认的基础上进行责任判断和沟通。目前，在这两点上，都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第一点，日方对一些板上钉钉般确凿的历史事实的确认出现了障碍，如慰安妇问题。
慰安妇问题是长期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焦点之一。综合媒体消息，从2007年3月1日到2007年3月19日不足20余天的时间里，日本政要在“慰安妇”问题上忽而否认，忽而掩盖，忽而道歉，道歉之后又掩盖，忽而承认，承认之后又否认……其态度之暧昧，面目之模糊，立场之多变，看得人眼花缭乱。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本质的文化心理。解释日本的这种表现，可以有多种视角，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
195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Festinger）发表一篇题为《一种认知失调的理论》的文章，最早阐述了这一理论见解。他认为，任何人和群体都有自己对于外界事物较为稳定的看法和态度，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看法和态度往往会发生不一致和冲突，这种不一致一旦发生，当事人内心就会出现紧张、焦虑等不愉快的心理体验，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相互冲突的态度和行为对自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候，心理失调状态就会被强化。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就会产生心理疾病。所以当事人会主动进行心理调试，以减少甚至消除与外界的不一致和冲突所带来的内心紧张，恢复原先平衡、协调的状态。试以“吸烟危害我的健康”（Y）和“我不吸烟”（X）为例，会出现三种情况：
（1）相互一致和协调的，如“吸烟危害我的健康”（Y）和“我不吸烟”（X）。
（2）相互冲突和不协调的，如“吸烟危害我的健康”（Y）和“我吸烟”（非X）。
（3）增加额外理由，如“吸烟不会危及我的健康”（非Y）或“吸烟有助于思考”（非X）。
回到“慰安妇”问题，如果从造成这一问题的日本当事人的角度看，把以上公式稍微变换一下，也会出现三种情况：
（1）相互一致和协调：“慰安妇问题”是历史事实（Y），我们承认这一事实（X）。
（2）相互冲突和不协调：“慰安妇问题”是历史事实（Y），我们不承认这一事实（非X）。
（3）增加额外理由：重提“慰安妇问题”事出有因（非Y），还需要调查核实（非X）。
实际上，在日本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上，这三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到：
第一种：相互一致和协调。即承认这一事实。
以“河野谈话”为代表。1993年，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妇女的名声和尊严”，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段讲话基本代表了此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官方口径。2007年3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NHK电视台的节目中说，日本政府继承“河野谈话”，这是一贯的立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都给“慰安妇”寄了（表示道歉的）信函，他的心情也完全没有变化，他“由衷地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慰安妇’表示道歉”。3月10日，央视《东方时空——岩松看日本》摄制组来到了日本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纪念馆。和靖国神社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相对尊重事实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里参观的人可以真实地看到当初强掳慰安妇的照片，看到长江边上死亡的尸体，看到空袭之后中国平民的种种惨象，非常接近历史原貌。据悉，和平纪念馆从开馆到现在参观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万，日本有三千多所中小学都到和平纪念馆参观过。这让人们看到了在日本，有靖国神社，也有国际和平纪念馆，有否认、扭曲历史的企图，也有尊重历史的声音。
第二种：相互冲突和不协调。即否认这一事实。
3月1日，作为对美国国会一项要求日本领导人在“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的决议草案的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一些执政党议员以“没有证据”为借口，企图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实。3月5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安倍对议会成员说，“我必须说，即使（美国）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道歉”。安倍同时也重申，日本政府认为美国的决议包含着事实上的错误。安倍表示，他并不认为这些证词是决定性的证据，“没有任何证词是有根据的”，安倍称所有的证词都不能提供出任何具体的侮辱证据。3月16日，日本政府在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就“河野谈话”制定了一份答辩书，称“从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军方或官方曾进行所谓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这份答辩书是对社民党众议院议员元清美就慰安妇问题所提书面质询所作的答复。同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托马斯·希弗说，希望日本不要试图修改“河野谈话”。
第三种：增加或寻找额外理由。即歪曲这一事实。
3月16日，日本媒体辩称美众议员之所以紧咬慰安妇问题，是因为曾接受华裔人士大量捐款。日本媒体《产经新闻》以《本田议员体现浓厚“中国色彩”》（记者古森义久发自华盛顿）为题，极力寻找“外部理由”以冲淡“慰安妇”阴影，其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