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夜里给老娘打一个电话，问候几声，老娘由于咽喉问题，说话很困难，声音很小，感觉很遥远一样，我就一个人对着话筒说一些让人高兴的事情，说些成绩，我知道她在那头很满意、很认真地听着，可是真实的生活哪有什么成绩可言。我知道他们渴望听到我胜利的消息，其实，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根本就没有胜利者，但我要努力真诚地告诉他们奔跑时的风声和虚拟的风景，我知道那些如俺老娘一样的普通百姓的梦想大都如此。昨天夜里，弟弟电话中说，当地政府让老娘回去按手印，否则每月低保的100元钱就不给了（去年80元／月，也是这般折腾，多亏朋友帮助证明，才没有从我这里回去按手印），真是防民如防贼啊。我对弟弟说，算了，不给咱不要了，折腾这一回，非把老娘折腾散架不可，国家是指望不上了。其实何必一定要按手印呢？打个电话问一下，发张最新的照片，搞个视频，什么方法都可以，以人为本其实很简单，远非宣传的那样难。
（3）当语言总是在无意间徘徊在生的层面的时候，是很让人沮丧的。很多年了，我能体会到无语之言的撕裂感，也许这就是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吧。很多年前，我一直珍藏一本书：《渴望生活》，那是一本凡·高的传记，印象中是美国人写的，后来搬家中丢失了。当年无聊的时候总要拿出来翻翻，为的是寻找一些生活的勇气。记得一次与诗人朋友在街边喝酒，已经深夜了，聊到凡·高，我那朋友说出一句话让我震撼不已：我的到来只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是错的！！！我喜欢这样的真诚的骄傲，它像利刃一般刺穿虚妄的传说。
（4）晚上电视中说，我们1～9月的CPI为7％，已经明显好转，言下之意，百姓的生活都很好，不觉间很是疑惑，一则，对于这些数据我总是有些将信将疑；二则，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改善民生。俺老人家经常光明正大地或者大摇大摆地（微服私访是需要级别的，俺不够格）到集贸市场看看，询问一下价格，感觉不是这样的，当然这又是让人家笑话的事情，不过这些年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所有所谓重要的事情其实都是无所谓的，而那些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倒真是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也能经常到市场看看，而不是听汇报，我想情况会好很多。电视里看到国家又在正儿八经地提出反腐的体系构建工作，说实在的，没有多少新意，对于制度性腐败，只要把新闻法实行开，司法独立，反腐败的效率肯定要比现在高N倍。不说这些天上的事情了，还是看看地下的事情，顺道看看OECD国家的CPI情况，原来人家1～8月份的CPI为4.7％，比俺们低了2.3％，人家还想怎样补助公众呢！
（5）前几日与朋友聊天，不知怎地突然冒出一句：世界经济危机了，石油已经降到80美元／桶以下了，不知咱们是否买了？朋友很惊讶，我也惊讶。是啊，与我何干？谁也不愿意当那个空田上的守望者。那么在秋天的空田上，我们该干些什么呢？对了，我们应该去拾穗，问题是我们能到哪里去拾穗呢？其实，我们无处可去，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别处。
（6）开车的时间快到了，朋友说，你该走了，别误车了，我说再吸完最后一支烟吧，两个中年男人都无语，在时间逝者如斯般的寂寥中，体味语言的处所或者家，引桥外，早已经没有了弘一法师曾吟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景象，也没有酒，朋友突然说：“今天是我生日，原本不想告诉你的，我想安静地度过这一天。”突然内心感到一丝温暖和苦涩，从中年的窗口，我们是否看到了路的尽头？记得从网络上看到一个词：爱无荒年。我喜欢这种换喻的手法，对于人生，我希望即便在路的尽头，也是水草丰美，云卷云舒！
（20081020）
21.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告别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我比较喜欢的哲学家之一，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以至于今天的很多流行用语都是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来的，如语言游戏、家族相似、私人语言等。坦率地说，如今维特根斯坦的作用被善意地夸大了（这是笔者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今天的语言学工作已经远远不是这些了），不过，作为天才中的天才，老维的有些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他的自信也是无以复加的，正如在他1921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老维自信地宣告：“问题从根本上以获致最终的解决。而且，如果我这样认为没有错的话，它表明了当这些问题获致解决时，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地少。”今天我们知道，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问题仍然存在，而且令我们越发困惑。对于哲学来说，三十岁显得太年轻了一些，也许要等到四十岁以后我们才看清哲学这座迷雾中的大厦，离真正登堂入室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或许一切哲学的言说都是一种告别。
在《逻辑哲学论》中，最有趣的一句话是第七节：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一句非常奇怪的话，没有展开，戛然而止。那么我们可以自然推出它的前半句：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问题是，什么是不可说的，为什么不可说？在俺教语言哲学的课堂上，同学们发言还是很积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误解了老维的想法？在6.421中，他说：很清楚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美学也如此）。紧接着在6.423中，他说：作为伦理主体的意志是不可说的，而作为一种现象的意志只有心理学才感到兴趣。如果此言成立，那么实践理性的存在就是多余的，所有有关道德的言说都是多余的。显然情况并不如此，如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能通过心理测谎来验证道德了。由此可以略微知道老维的一些内心想法：为思想划界。即便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这种声音，问题是，思想并不是能被如此简单二分为可说与不可说。我们今天遭遇更多的问题却是：说不清楚。对于老维这样的语言阅读困难症患者，这个说法还有一些道理。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我不想把这篇随感文字搞成哲学论文，只是想把人的存在状态揭示出来，它与人的此在生存密切相关。在完成这个目的之前，说点趣事与轶闻，增加一点阅读的乐趣。维特根斯坦是一个怪人，而且怪得耐人寻味，他的遗嘱很有意思：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我不知道临终前的老维想到了谁，那个“他们”指涉了谁。美好的一生是价值判断吗？如果是，那么这与他早期的哲学观点是不符合的（即世界的意义在于世界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维特根斯坦与希特勒曾经是同班同学。维特根斯坦把财富都捐给了富人，据说是为了防止穷人变得更加懒惰。问题是贫穷的原因只是懒惰吗？可能未必吧，甚至连主要原因都不是！当今中国的情况就是：勤奋着并贫穷着。据说维特根斯坦在其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对罗素与摩尔说：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懂不了我在说什么。这个说法很符合老维张扬的个性，不过要是在中国，他老哥可能就永远无法获得博士学位了。在中国，下级一定要装得比上级笨一点才好混（不能太多），比如县里的领导要比市里的略笨一点，市里的要比省里的略笨两点，省里的要比中央略笨三点，以此类推。学生要装得比老师知道的少一点（少太多了可不行），这样才安全。
自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进行区分以后，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言说（语义内容）？如果有，那么上面老维的说法就是存在问题的。遗憾的是，我认为有，比如痛和幸福这样的一些经验，任何痛都是无法概念化的，换言之，痛是一种私人经验，我们对于疼痛的理解大多是根据行为主义的模式，问题是，我们如何判别哪种行为主义的表现不是伪装出来的展示，同理，我们如何描述幸福的感觉，这也是完全私人性的经验。在不存在私人语言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他人的痛苦和幸福的描述都是基于类推的物理主义描述，这是存在问题的，类推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他心知识问题（罗素就是这样论证的，笔者不是很满意，但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替换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内心的沉默，按我朋友的说法就是逐渐喜欢在内心飞翔。与人分享幸福或分担痛苦都是乌托邦，顶多是一种心理安慰与情感补偿，当不得真的。当我们把所有不清楚的言说转换成语言文字（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意义的丢失现象，也许丢失的部分恰恰是我们最珍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在试图告别一种经验，告别一种源自痛苦或者幸福的纯粹私人生活。这些年那些来自鲜血和泪水的经验已经被格式化了，我们开始习惯于内心的寒冷，我们开始喜欢那些没有历史感的快乐与满足。恍然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一个工地的马路边坐着吸烟，突然听到远处宿舍中传来的一些嚎叫音乐，无聊中听起来，不觉间竟然泪流满面，后来知道那是老崔的《一无所有》，就是今天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内心最脆弱的部分。那一年父亲办理了退休，重新为生计奔波；那一年我对弟弟说，我来提供你未来的学费；那一年我觉得自己很像男人，梦想着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今天我很怀疑，什么是我们那时想要的“为”？难道语言的界限真的就是我世界的界限，那些语言之外的世界真的隐退了吗？
在一个没落的时代，我们无法回避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人的困境？我们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前者是一个事实描述，后者则是一个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按照老维的说法，前者可说，后者不可说。那么基于我的理解，老维的说法在这里同时失效。人的困境也是无法说清楚的，至于如何生活更是可以讨论的。这些年我挣扎着，想要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可惜我无法说清楚，前些日子找一本80年代的旧书《存在与虚无》，可惜不见了，是啊，这些年的游走，有些东西早已丢失（包括我的理想），赶紧从当当网上重新订购一本，也许今天我不会像20多年前那样喜欢萨特的某些观点了，但是，从内心深处我知道，那是对告别的怀念。今天，我们遭遇了与马克思同样的困境：人的异化。我们的剥削丝毫不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好一些。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救赎在于大地和人民，我不知道我们的救赎在哪里，在谎言盛行的年代，真理如被遗弃的孤儿被放逐了。
当语言已经被风尘化的当下，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言说是与自我的一种告别。也许今后我们会习惯内心的沉默，即便对于那些可言说的事物也采取沉默。那又怎样呢？套用徐志摩的话说：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当然老徐的康桥与俺的土路是不同的。
（20081201）
22.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想起了左拉———答杨玲君
入冬以来，南方一直处于阴雨之中，坐在书桌前吸烟，偶尔翻翻手头上的书，间或胡思乱想一番，难得这一份自由，略感不适的是无意间总能感觉寒冷就在周围徘徊，说心里话，我一直无法适应南方的冬天，其实北方人远没有南方人抗冻。还好，今天下午，阳光明媚，我能够感觉到它的温暖，阴霾太久了，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心情也为之一振。这几日科学网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觉得有些趣味，以前一直想正儿八经地写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这些年也积攒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可惜一直没有成行。渐渐地也就冷落了这个话题，在中国，谈论知识分子总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因为这是一群夹生的人群，包括我自己：下落不明。为了省略那些尴尬，我想到了左拉，那头让法兰西获得世界赞誉的倔强的毛驴，以此来回应杨玲君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