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二十年前，刚参加工作那会，工地上食堂里改善生活，上了一盘肉菜，结果刚上来，被大家一扫而光，领导愤然地说：“一点吃相都没有，什么素质，吃点素菜和咸菜是最有营养的。”大家都不作声，其实领导说的是对的，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比如领导天天吃酒店，当然对于肉已经很腻味了，而我们这些肚里没有油水的家伙，口袋里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下小馆子，所以对肉菜的渴望早已不考虑健康的原因了。其实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游戏，称作政治也是可以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按照东北的老话讲，叫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人生境遇，按照孔丘先生的说法：四十不惑。可这几年，俺是越发迷惑了，前两天王鸿飞博士把阿多诺（1903～1969）那句名言搬出来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还是有些震惊。据说阿多诺自1955年在文集《棱镜》中说出这句很牛的话以后，后来一直在这个观点上退却。我能够理解他的困惑，其实，奥斯维辛以后（还有南京大屠杀），何止写诗是不道德的，可能画画、音乐、艺术、哲学等，所有标志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东西的存在都是可疑的。这么说，很容易推出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即这个世界时刻是可以发疯的。那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阿伦特在晚年曾说：“当我问自己如何思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语言是不会疯掉的。”其实，这是一个阿Q式的自我安慰。对于一个女哲学家来说，语言是她最后的寄托，但是我对此则表示怀疑。疯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你如何判断语言是不会疯的？疯是根据理论建构的，这里暗含了太多玄机。当年计算机科学家图灵提出一个判据，即图灵测试，试图以此来判断机器是否有思维。今天看来，图灵测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即思想的狭窄化的问题。如果承认疯的形式的多样性，那么，语言同样是可以疯的。所谓语言的疯，根源还是作为语言本体存在的人的发疯。
由于语言是会疯的，所以宽恕问题就变得晦暗不明，阿伦特从柏拉图传统得出：宽恕是对人的，它不对事。我们只能说宽恕某人，而不能说宽恕某事。这是很奇怪的，人和事的分离一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过去的事物都是凝固的，而做出此事的人则是流动的，人从事中脱离出来，这是一种解放或者重获自由（潜在的），一旦得到宽恕，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现实的。所以，阿伦特认为，对人的宽恕可以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而中国文化则不这么认为，这里可以拿迅哥的事情为例，迅哥在临终前，决绝地说：“一个都不宽恕。”因为对于迅哥来说，事和人是一物的两个面，如何能够分得清楚呢？可恨之物必为可恶之人所为。也罢，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对没有宗教情怀的国人来说，迅哥的决然是一个极致。对于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鲁迅是个异类，这个异类一下子把中国文化的外延扩展得很远，而且让我们的历史无地自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迅哥比阿伦特更为深刻一些。
对于俺来说，问题该怎样处理呢？宽恕是对被中断的在时间性中存在的生命的一种合理重建，通过宽恕，把那些被中断的脉络修补起来，把被边缘化的他者重新引入共同体，所有的伤害都与他者性有关，换言之，人总有被他者化的可能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让他者归来，常见的他者化是通过分类实现的，如精英之流。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天才是一种治疗性的新发明，使我们避免在一个没有彼岸的世界里同等死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论何人，出生时的差别，在死亡的时刻却是如此的相同，毫无分别，这怎能让那些分类者容忍呢？因为幸福从来都是与痛苦的缺失有关，宽恕把痛苦释放出来，所以幸福就从被宽恕者那里内在涌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祝福与他者有关。迅哥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吧！
（20090423）
33.我的眺望，从北方开始
从三月中旬开始，南方一直在阴雨中徘徊，像心情一样。恍然记得宋人吴文英在《风入松》词中的两句：“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果然是如此心情，每日仍然是忙碌着，并假装着这一切很有意义。前几日清明的时候，在夜里去校园外面的十字路口给父亲烧纸，临去前老婆叮嘱一定要把地址写上，觉得应该，要不然会收不到的（虽然本人不信神，但还是希望有这种可能性）。我很木然地做完这些事。父亲去世已经四年了，我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所能记起的是最后一次与父亲喝酒，那是寒假开学前临出发的头天夜里，父亲很高兴地下楼打酒买肉，那一晚，我们父子两个默默地喝着，很少说话，这些年了，一直是这样。今天想起来内心还是很痛。父亲是1936年出生的，就是活到今天也不过就是73岁，他是一名优秀的汽车修理工，其实我一直想对他说，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这句话我一直没有说出来，今天我竟然找不到一张父亲的照片，沉默的父亲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沉入了我的心底，我真怕哪一天自己的脑袋坏了，就再也想不起父亲的形象。父亲是被生活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而谁又会记得那些无名的墓碑呢？所以，我应该记录下一些文字，让我的孩子学会记得。
前年朋友荣子的父亲去世，我和勇军打电话安慰他，朋友说：走的都是幸福的！我愿意相信这句话，他们再也不用为生活殚精竭虑了，可以解脱了。这些年，我的行进路线一直是向南方挺进，说不出为什么，也许只是为了生计吧，或许还有一丝残存的理想主义的幻觉，对于远方的好奇，可能也是一种原因。那一年来到这所学校，在挑选过渡房的时候，选择了二楼，为的是父亲过来后，上下楼方便一些，可惜父亲没有挺到那一天。这些年了，从北方出发，已经过早地远离了故土，故乡早已是荒荒故园，寥寥长风。故乡是在你离开后才存在的一个概念，在空间的变换中，我们制造了一种思念，这种思念联系着每个羁旅天涯者的心灵之根，通过它安抚那些无根基的灵魂。有了故乡，那些还乡之旅才具有了合法性。其实，所谓的乡愁无非是一种没有实际疗效的安慰剂而已，一旦你回到故乡，所有的幻觉都将失去它的光环和效力。
南宋文天祥曾说：“辛苦遭逢起一经。”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今天夜里，与老婆到超市，看到卖芒果，买了一些，我说这些东西北方都没有，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会喜欢的，谁又真的知道呢。记得那一年在南方寒假回去时买了几个大柚子，他们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怎样吃，他们好奇柚子怎么可以长得这样大呢？2001年去广州，与二弟一狠心买了一个很贵的榴梿，回来后，全家人都不能忍受它的味道，都来好奇地观赏它，结果最后坏掉了，只好丢掉。虽然在他们看来，我总是乱花钱，不过他们也增加了很多乐趣。我喜欢给他们制造这些乐趣，正如我喜欢听父亲喝酒时讲他修车的故事一样，也喜欢闻他身上散发的那些汽油的味道。所有的记忆都是彩色的，而生活则是灰色的。我们需要制造一些色彩，来填充那些枯燥的死寂的生活。
明年或后年，找个时间回一次北方，看看能否给父亲买块地，造一个石碑，以示纪念。每每想到那些往事，总有种被记忆划伤的阵痛，不敢深究，怕钩起更多的往事，好在有感觉就还有希望，也还能时刻提醒自己，我的眺望是从北方开始的，虽然粗糙，但也辽远。再次感谢我的那些朋友们，陪我度过了很多思想困难的时期，正是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一直热爱着这个有些陌生的世界。虽然大家都拖家带口的，很难有机会相见，但毕竟那些友谊还能在内心中唤起一种相忘于江湖的快意与豪情。
（20090412）
34.所有的梦想都是有价值的
端午节前一天的夜里，外面飘着细雨，有些阴冷，约老乡王海波博士到校门口外边的小店喝酒，他欣然同意，并带来了两个学生，是那种很阳光的小伙子，那明亮而年轻的面孔，让人又无端地想到了时间的流逝。这两年，我们两个人经常在深夜到学校门口的小店喝酒聊天，其实，我喜欢和不同专业的人聊天，感觉总有不同的收获。其实，这次喝酒聊到的两个话题还有一些意义，先记录下来。
第一个话题是海波提出来的，即做人的原则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很重要，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做人的原则呢？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很熟视无睹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的原则就是一种规定与约束，这些规定与约束，划定了我们日常行动的范围与尺度。任何原则在最初的时候都是抑制性的，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反感的，但是，随着经验与阅历的增多，我们内化了这些约束与限制，这时我们的行动就处于一种可以预期的范围内。其实除了活动空间的界分外，原则还具有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自由，有原则的人是自由的，相反无原则的人则是不自由的。这点有些不好理解，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是很有原则的人，那么我们的行动都是在规范之内的行动，在这之内，我们有规律地活动，从而获得了自由；反之，如果我们的行动是没有边界的，则面临着遭遇一系列不确定性，所有无法预料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面对无数新的未知束缚，这时我们就是不自由的。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老孔把达到这个境界的时间推到了七十岁以后，现在看来显然有些晚了。有原则的人给人一种信任感，原因也在于此，因为有原则的人的行动是可以预期的，而无原则的人的行动则是无法预期的，信任相当于无形资产，从长时段来看，坚持原则的人是划算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即任何梦想都是有价值的。这年头再说理想总是要让人笑话的，所以有段时间不说这个词了，今天换一个说法，人没有梦想将怎样？中国人的文化是很实用主义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太过则必然势利，给人感觉有些首鼠两端的味道。让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十年前的我们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那么这个话题就没有意义了。所有的梦想都为寂寞的前行提供了一种理由，没有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换成哲学的说法，所有的梦想都有些乌托邦的色彩，而乌托邦的存在恰恰为个体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仅是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不喜欢算命，算命的本质特征就是把可能性演绎为虚假的确定性。如果没有了可能性，人生是很无趣的。占卜作为古老的谋生职业，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是对于生命来说，这个游戏我不喜欢。回想自己的这些年，很多内心埋藏的梦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一直还在艰难地往前走，因此就个人来说，感觉虽然有些遗憾，但好在一直还没有放弃，仍在行进的路上，这很重要。前年给学生们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与同学们谈到了找对象的话题，记得当时说的一个观点就是：看你要找的那个人是否有梦想，其余的都不是很重要。有些同学不同意这个观点，其实，我看重的是那个人的未来，而未来就是今天梦想的实现比率而已。因此，我认为，对一个人的最大伤害就是扼杀他的梦想，如果没有了梦想，这个人的心也就死了。所谓的“美国梦”无非就是说，美国的文化有能力提供一种保护梦想的机制而已，所以才有奥巴马当总统的事情发生。中国文化最丑陋的地方就在于通过人为分类系统垄断地占有他人的梦想，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有的人在一出生时就已经注定被剥夺了梦想，因此，有梦想在某些时候也是一种权利。因此，这些年我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在努力地为那些卑微的梦想鼓掌，我从不认为皇帝的梦想就一定比木匠的梦想高贵，我所希冀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骄傲梦想，有梦想的生活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同样，有梦想的人也是让人尊敬的。
在这个缺乏尊重的年代，梦想是唯一还能让我们有理由战斗下去的力量，胡适曾说：“捍卫你自己的自由就是捍卫你国家的自由。”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毕竟只有原子的个人，我们才能谈尊严与梦想，而梦想的本意也是与个体有关的，它最初不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古希腊大哲的“认识你自己”的核心恰恰在于：发现你自己的梦想，并百折不挠地坚持之。我们可以被某些人轻视，但不能容忍某些人对我们梦想的劫杀，同理，任何社会如果不能为个体的梦想提供实现与保护的机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体面的。
（2009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