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人在走向世界，我想，我们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更需要博览群书，厚积薄发，要了解世界。我想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谦虚谨慎，不能“翘尾巴”。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应当了解世界，也应当从我们的古人那里汲取智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像毛主席当年讲过这样的话——中国强大起来了，强大而又可亲。我想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吴建民
四年前，我离开了外交学院，结束了在外交学院的工作。那一天，我还在会见客人。三年前，我从外交部退休。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回首往事，我走上外交这条路，有很大的偶然性。
1955年，原本小学、初中成绩平平的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数理化、语文、外文都很好，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想考北大物理系。后来有一天班主任跟我讲，说北京外国语学院到我们这里来招生，你去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吧。
那个时候我学外语不大开心啊，我觉得从1949年到1955年的电影，上面做翻译的都不是好人。但班主任的威信非常高，要我去学外语，于是我就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我们班学法语的四十多人，最后进外交部的就五六个人，我很幸运地进了外交部。
我回顾这段历史，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二十岁上下的阶段，是否会思考一辈子如何度过？可以为自己，可以为家庭，也可以为一个更大的目标？在我年轻的时候，两本小说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是《普通一兵》。现在大概没有青年人看过了。
就是正好有困惑的时候，这给了我一个答案：人来到这个世界，要使自己的生活及他人因为你而生活的更美好。这个追求是高尚的，人来到世界上总得有点意义吧，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立志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志向。我是1959年大学毕业就被外交部录用了，后来我正式参加工作是1961年，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走上外交道路之后，我觉得书籍对我来讲非常重要。1971年，我有幸被挑选作为去常驻联合国代表工作的第一批人员，我记得临走时，是1971年11月9日，周恩来总理——当时的中央领导，还有首都群众几千人，都来欢送我们这个代表团。团长是乔冠华副部长，我们沿着机场走了一圈。
我到美国一看，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嘛。这是我一个真实的感受。那个时候，以为到了美国就可以看书了，因为当时国内的书很少。慢慢就了解了美国的历史，美国这个国家怎么走到这一步来的？当然，它从一个移民国家开始起来的时候——1776年独立的时候是很了不起的。看看华盛顿，当了两任总统之后，人们劝他当皇帝。在军队里面打仗，他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啊，那些军人给他写信，说你当皇帝，我们都支持你。华盛顿当时说什么？他臭骂了这些人一通。他说没有任何其他事情使我更愤怒，你劝我当皇帝，当国王！他拒绝了，不过还是当了两任下来了。看到这一段之后，我想我们国家，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一朝一代传下去，有哪个皇帝说当了五年，当了十年我不干了？这个国家的进步你说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有一点关系。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了，不能否认这个国家走到世界的前列不是偶然的。
当然，走上外交道路之后，你要让你的存在使人家的生活更美好，首先就是为我们的外交事业服务。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国家，进步得很快。但是战后，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走过一段非常曲折的路程，战后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什么时候？是“雅尔塔会议”。当时我在国内，说实在的，我看不到有关雅尔塔的书。到了联合国工作后，我就借了一本关于雅尔塔的书，是法文的，从头到尾好好地读了一遍。知道了雅尔塔这个会议——1945年2月4日到11日，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那里开会。其中，2月8日和10日，罗斯福跟斯大林进行了单独会谈。搞外交的都懂，单独会谈是最秘密的事情，单独会谈谈什么事情？谈的是中国的事情。当时罗斯福要劝斯大林出兵，因为美国同日本在太平洋岛屿打得非常惨，牺牲很大，所以美国想一旦打到了日本本土，那牺牲会更大，他们有的估计可能牺牲上百万人。这个时候，罗斯福找斯大林单独谈，然后斯大林开出了一系列的条件，这个条件的代价都是做在中国人的身上。
大家知道现在的蒙古是什么时候独立的？斯大林要罗斯福承认外蒙的现状，要承认中长铁路，就是满洲里到大连这个铁路由中苏共管。当时铁路是经济的命脉，大动脉被共管意味着什么？然后是将旅顺港租借给苏联，一系列条件，中国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斯大林干了这个事儿。我后来再看一些书，美国是不是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蒋介石？美国告诉了，美国大使赫尔利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蒋介石。斯大林从来没告诉过毛泽东，这就是历史。
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之后，再经历一些事情就感觉不大一样。我在美国期间碰上了跟罗斯福一起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一个美国人。1972年，当时一个美国友人很客气，我那时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是三等秘书。三等秘书是很低级的外交官，外交官排序跟军队里面一样，一级一级很严格的，最低级的外交官是随员，然后是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公使衔参赞、公使、大使，这个等级是很严格的。美国朋友请我们——我和我的夫人吃饭，把那个美国人请去了。我向他提问题，我说为什么当时罗斯福跟斯大林做交易的时候，这个交易做在中国人头上？他参加了当时的宴会，就回答我，美国人当时怕打日本本土牺牲太大，上百万人，美国没办法接受这样一个代价，所以就牺牲了中国。他承认这个事情是有负于中国的。是啊，了解这段历史后，我有不同的感觉。
3年前，雅尔塔开会请我去了。现在雅尔塔会议在乌克兰召开，讨论乌克兰同欧洲的关系，本来是欧洲的事情，偏偏要请中国人去，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要我去。我到了，一进当年雅尔塔会议的会场，就伫立良久。我心里想，1945年，他们在这里做交易的时候不要中国人参加；现在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所以他一定要请中国人参加。我看到会场里面有一张桌子，三巨头的座位是大椅子，旁边陪同的工作人员坐的是小椅子，站在这样一个场合看到这样一个变化，我很有感慨。我们中国人没有白奋斗，我们中国人的奋斗推动了我们国家发生了新的变化，也推动了世界发生了变化。搞外交是国家行为，所以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讲道理，讲不出道理不行。所以有的时候要看很多书，也就是厚积薄发。
我在法国当大使期间，他们请我到处去讲话，因为我能够直接讲法语，讲完之后，大家随便提问题。有一次在法国的一个很高贵的场合，有人对我说，你们国家不民主，虽然你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很快。我就问他，我说每个国家走上自己的道路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跟它的历史有关系的，你们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样走上革命的这条道路吗？法国人说不知道。我说，事情还是从你这里开始的。
1919年，凡尔赛和会召开，中国派了代表参加，这段历史，我说你们知道吗？他们当时有的人说得清楚，有的人说不清楚。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发表了“中立宣言”，我们不参加，欧洲打仗离我们太远。可打了几年之后，欧洲劳动力严重匮乏，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跟中国政府联系派劳动力，这也算参战，打赢了之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享受战胜国的荣耀。
中国大概派了五、六万华工到欧洲去做工，最苦最累的活是中国人干的。好！战争胜利了，华工在欧洲期间主要是在法国活动，死了多少人？差不多两万人！现在到法国去，到诺曼底，那地方还有华工墓，看看那墓维护得很好，绿茵茵的草坪，大理石做的墓碑。当时我是第一个去的和在任的中国大使跟华人华侨代表一起去扫墓。过去大使们没有正式去过，为什么呢？他们思想上有个障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人都白死。但是我想，在法国人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支援了啊，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援了法国，死了差不多两万人。
中国人提出个要求，就是让其归还胶东半岛，那时它是德国势力范围。当时的代表顾维钧做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在《外交案例》影印了那个讲话。他讲为什么胶东半岛对于中国重要，因为这里是孔子、孟子的故乡，就像耶路撒冷对基督徒如此之重要一样。这篇讲话大家就觉得讲得非常好。
可是，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巨头决定不归还胶东半岛给中国，而是给日本。消息传来，几天之后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1840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我们怎么走上革命的道路呢？帝国主义逼的。
我们国家因独立解放而斗争的时候，民主就在我们的旗帜上。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但民主在每一个国家，其轨迹是由所在国家的条件决定的。我就问法国人，我说你们每一年都给法国妇女选举权利？1789年提出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法文很好听的，很响亮的口号。但是，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吧，我说你们给妇女选举权是什么时候？他们说不出来，然后我查，法国大概是1944年才给法国妇女选举权的。我说讲这句话并不是为了使你们难堪，而是说民主在每一个国家的轨迹是由这个国家的条件所决定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讲了这段故事，后来法国人听完之后，说吴大使你讲的这段历史，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思考。是的！中国人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完全是被逼出来的。今天中国人在走向世界，我想，我们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更需要博览群书，厚积薄发，要了解世界。我想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谦虚谨慎，不能“翘尾巴”。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应当了解世界，也应当从我们的古人那里汲取智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像毛主席当年讲过这样的话——中国强大起来了，强大而又可亲。我想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今天，中国在崛起，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一定有很多的艰难险阻，这要靠我们继续努力。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追求的目标是“强大而又可亲”。如何做到这一点？一定要更加共赢。现在有一种口号，我不知道你们赞不赞成？“中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听起来很好啊，那你想想，替人家想一想，你的利益最大化，那我的利益最小化喽？世界上有傻子，但多数不是傻子。所以我想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要了解世界的情况，要了解人家的文化，要了解人家的历史。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了解人家，在具体做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是争取一种双赢的局面。我想，那时候，人家看到这样一个中国，人家会说中国确实是强大的，同时又是可亲的。
（本文根据吴建民2012年4月24日，在《书香北京》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青春中国·书香讲堂》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小传
吴建民：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从学校毕业后就进入外交界。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于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以后，他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法大使。2003年12月，他又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著有《外交案例》《交流学讲章》《正见民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