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回国后招的第一个正式员工叫何劲梅，她正是听了张朝阳对互联网会推动中国崛起的那番言论而跟随他的。1992年，何劲梅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工厂搞厂房设计。后来去了一家合资房地产公司，也是从事设计工作。决定跟随张朝阳时，何劲梅在房地产公司的月收入已经有3000元，但当时张朝阳只能给她月薪1500元。
张朝阳第一次见何劲梅的时候，他才刚回国十几天。那天，何劲梅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办事，正好张朝阳进来租房子，两个人搭了几句腔。张朝阳说他刚回国，要租房子，要招一个助理。“招什么样的？”何劲梅还兴致勃勃地给他出主意。那个周末，张朝阳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你来面试吧。当时何劲梅觉得特别突然，怎么让我去面试？就回答说她在那里做设计挺好的，不想换工作。张朝阳坚持说你来面试吧，说我们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那时，张朝阳其实还没有创办搜狐，他还在ISI帮人打工，那时，没有几个人相信张朝阳，何劲梅是其中的少数几个。
张朝阳在爱特信招的第一个员工叫苏米扬，苏米扬1999年9月创办了伊氏女人网并担任CEO。2002年加盟3721公司任副总裁。2003年8月创立天晟互动，运营个性化虚拟城市Xcity。“当年搜狐只有４个员工时，有一次张朝阳跟我们几个拿着黑板在上面画，讲他的宏图大志，说他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我们私下觉得他傻得可以，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回忆起1997年时的张朝阳和搜狐公司，苏米扬说，张朝阳的创业经历给他的震撼至今仍在心中激荡。
搜狐副总编国庆临是最早参与搜狐创业并坚持下来的人之一，他至今记得张朝阳在1997年面试自己时的情景：当他穿着结婚时买的西装走进张朝阳的办公室时，张朝阳背对着他，把脚跷在桌子上翻看简历，10分钟对话之后，张朝阳说：“你来上班吧！”在此之前，国庆临压根不知道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来发工资，他来求职只是因为公司离家很近，而且薪水也不错。事实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国庆临不知道搜狐靠什么赚钱，就连公司老板张朝阳也不知道。在国企工作过的国庆临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这家小公司的不同，首先是不称呼老板叫张总，而是叫Charles，为此，国庆临还别扭了一阵。后来，Charles开始给员工普及概念，国庆临于是知道了互联网、IPO、纳斯达克以及期权是怎么回事。
何劲梅、苏米扬和国庆临基本代表了最早跟随张朝阳创业的那批人的心态，虽然不太相信张朝阳所说的事情是那么伟大，但觉得互联网是方向，同时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于是，半裹挟半自愿地跟着张朝阳往前走。
张朝阳也不知道爱特信做什么好
1996年下半年，拿到第一笔17万美元天使投资后，张朝阳要做互联网，但具体做什么张朝阳自己也没有想好。
张朝阳的公司起名为互联网技术公司（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y），英文缩写是ITC，去工商局申请注册的时候，工商局要求中文名一定要按ITC的中文谐音翻译，最后落实到爱特信这三个字。
ISP业务没有在张朝阳的考虑范围内，他觉得瀛海威为代表的那一代网站不够互联网，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不够开放。关于张朝阳和张树新，有个段子广为流传，张朝阳回国后去找张树新，两个人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张朝阳表示要AA制，张树新没搭理张朝阳的提议直接买了单，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朝阳还是有很强的海归做派。
防火墙软件是张朝阳第一个想到的项目，为此张朝阳还与以色列的相关公司进行过接触，但这个项目也被放弃了，因为它也不符合张朝阳的价值观——不面向消费者。
最终，张朝阳决定还是先做一个网站，一个面向最终网民，为网民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站。1996年年底，准确的日子是1996年12月28日，张朝阳花了两万元人民币“攒”了一台服务器，并把这台服务器放到了北京电信（现在是北京网通）刚刚建成的主干网上——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商业服务器托管。不过，至于做什么内容的网站，张朝阳心中没底。
当时张朝阳公司的股东之一尼葛洛庞蒂还投资了美国另一家互联网网站“热连线”。正是“热连线”最初发明了网络广告的商业模式。这也给张朝阳带来了很大启发，他去美国拜访了“热连线”。当时的“热连线”雇用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他们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短文章，图片新颖，报道方式也与当时的报纸杂志不同，特别适合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流量非常大。
但经过短暂的合作后张朝阳发现，这种运作模式的成本也非常高昂，用张朝阳的话说“简直是劳民伤财”。在张朝阳看来，这样的成本支出根本不是爱特信所能承受的。
张朝阳开始思索，是自己在网站上做内容，还是建立一些链接，让访问者能够借此看到更多信息？此时的中国互联网界，例如东方网景、瑞得在线（均是海威之后北京地区享有盛誉和影响力的ISP网站，创办时间均为1996年）等网站已经有了一些服务性的介绍，张朝阳尝试着将这些内容用超链接的方式列在自己网站的一个栏目里，居然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很多人都去看。张朝阳很兴奋，他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并得出结论，主要是因为这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本质——超链接。
这些链接在当时的爱特信上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赛博空间”，后来改名为“指南针”，链接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大，同时链接上开始有了各种内容，包括新华社的新闻，张朝阳开始为这个至关重要的链接栏目重新规划名字，并在自己网站的重点位置给予推荐，以让新上来的网民第一时间能看到这部分内容。
让张朝阳决定将“指南针”做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看到了雅虎的成功，雅虎就是一个以超链接为主体的网站，只是采取分类目录的方式进行组织而已。
于是，张朝阳邀请一个叫王建军的人帮助开发这个产品，一个叫搜索引擎但更多应该是目录式检索的产品。王建军，出生于浙江金华，1987年就读于杭州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而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数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加入搜狐的前身爱特信的时候，王建军博士尚未毕业，他当时还只能算是兼职，因此，关于王建军在搜狐的正式工作经历是从1998年算起的。王建军在搜狐待到2006年后独立创业，现在是视频网站56.com的CEO。
选定以分类目录作为整个网站的方向后，搜狐总裁助理、市场部经理陈剑锋给网站起了个叫“搜狐”的中文名。这个名字最开始是“搜乎”，对应着张朝阳准备起用的新域名“sohoo.net.cn”，陈剑锋觉得“搜”字没问题，但“乎”字不形象、不生动，对比着雅虎也想起个动物名在后面，没有用“虎”而用“狐”，是因为陈剑锋觉得张朝阳像狐狸，聪明、敏感而有些让人捉摸不透。陈剑锋还提出一个口号：出门找地图，上网找搜狐。这个口号流传很广，为大众所熟知。厦门才子陈剑锋后来离开搜狐，辗转网易、263、千龙网等公司，现在是和讯的首席运营官。
从服务器托管到建立网站的概念，张朝阳一路走来摸索前行，从偏离“热连线”原创模式到确立超链接、导航模式，爱特信的尝试几经周折。
更让张朝阳头疼的事情是，爱特信和自己不为人所知，这让他伤透了脑筋，给媒体投放广告吧，财力上不允许；不做广告吧，怎么能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和自己的网站，这是个问题。
尼葛洛庞蒂来了
这个时候，幸运女神又一次来敲张朝阳的门。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数字化生存》的中译本，因此，他们想邀请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张朝阳的天使投资人尼葛洛庞蒂访华，他们七绕八绕，找到了张朝阳。
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1996年7月，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间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蒂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
胡泳祖籍湖南，生于北大荒，先后在上海、北京、瑞士接受教育。拥有互不相同的反差很大的政治学博士、新闻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文学学士身份，最新的头衔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1995年，30岁的《三联生活周刊》经济部记者胡泳在清华大学朋友的办公室第一次上网，上的是水木清华论坛，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BBS。当时胡泳印象最深的一个帖子内容是一个学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农村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跟来很多回帖。胡泳为此大感震惊：这么一个空间里，南到台湾、北到哈尔滨的人们，一天24小时一起讨论严肃或不严肃的问题。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的顿悟：“网络消除了工业化时代的两个标志，铁路与钟表”——也就是空间与时间。
胡泳后来说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1996年2月做了一期长达一万字的互联网报道，这是可靠的中国媒体关于互联网最早最深入的一组报道。后来胡泳在此基础上搜集资料，写了一本关于互联网的书，这本书于1997年出版，名为《网络为王》，卖得很好。
数字论坛的一位成员姜奇平将《数字化生存》在某种意义上比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作者赫胥黎，在西方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顶级人物，而只是一个阐释者。但因为严复的引进，《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远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也是这样，一本在美国的畅销书在中国却起了引爆数字革命的启蒙作用。
胡泳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直觉地感觉这将是中国人又一次企图追赶外国洋枪洋炮的焦虑之旅。《数字化生存》原来的英文书名直译是《走向数字化》或《生存在数字化之中》，在台湾被译为《数位革命》，而胡泳坚持译为《数字化生存》，其中暗含与中国人的危机感接轨，没有数字化，甚至不能生存的意思。
为了这本书，胡泳和海南出版社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书的装帧是黑白两色，非常简洁、醒目，书的封面上印有这本书最着名的一句话：计算不再与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些日后都成为出版业界的规范，不过是在这本书流行之后。
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尽管尼葛洛庞蒂有很好的声望，尽管这本书在美国卖得很好，尽管胡泳的翻译很到位，尽管海南出版社是当时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出版社，尽管封面在很明显的位置标注着《纽约时报》图书排行榜畅销书的字样，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一开始的市场表现并不好，这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只停留在大学和技术爱好者圈子内有关，这个圈子的购买力虽然很强，但数量还是偏小。这本书要卖好，必须造势，必须让读者意识到这本书和大众的距离其实不远。
海南出版社当时负责《数字化生存》一书的项目策划叫蓝峰，这是个头脑灵活、思维敏捷的图书策划人，他想来想去，想到去找国务院信息办的高红冰。因为这本书是讲数字化的，蓝峰认为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内容，于是想把这本书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推广。蓝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折腾，不仅成就了《数字化生存》这样一本畅销书，更推动了一个产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高红冰是云南人，在北京上的大学，1988年大学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北京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工厂工作，1991年，高红冰幸运地调到了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做战略研究。1995年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高红冰义无反顾地申请要到信息办工作，信息办的最高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高红冰是这个办公室的第三个员工。
高红冰看完《数字化生存》后觉得很有价值，值得推荐，于是就去找美国信息产业办驻华办事处的苏维洲，问有没有途径找得到尼葛洛庞蒂；苏维洲告诉高红冰，“有办法啊，尼葛洛庞蒂有一个学生张朝阳就在北京，你们可以找张朝阳”。
事情就是这样以它奇妙的方式进行着。偶然的机会，一个30多岁的女人在北京街头书摊上看到了海南出版社已经快要放弃了的《数字化生存》，她就是后来被互联网业界看做是中国互联网先驱之一的张树新，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多次讲述了与张树新有关的策划故事，这次与过去两年不同的是，张树新刚在1996年10月拿到了中兴发投入的5000万元人民币，有了钱的张树新正想折腾出更大的东西，于是提出由瀛海威出钱出人来操办邀请尼葛洛庞蒂访华的事情，她希望自己和尼葛洛庞蒂建立联系，这对瀛海威的品牌提升很有帮助。
张朝阳得知邀请尼葛洛庞蒂访华的计划后也很兴奋，他在1996年融的22.5万美元用的差不多了（这其中有尼葛洛庞蒂还没到账的2.5万美元），他正想再去找尼葛洛庞蒂和另外一个天使罗伯特。正巧，尼葛洛庞蒂本身也想趁到马来西亚的机会顺便前往中国来看看，看看是否根据情况给张朝阳的公司追加一点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