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地方的部分财政收入，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兴建商业、金融、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使用，进而利用从中赚取的利润来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来进行“滚雪球”式的发展为珠海、汕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中央授权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更加有利的优惠政策，在这之中就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优惠政策。
通过一系列的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等经济发展形式，深圳特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在1979～1989年10年时间里，深圳先后与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签订了6890项投资协议，实际利用外资达27亿美元。至1999年，在深圳发展的20多年时间里，总计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到深圳进行投资建设，累计投资项目达2.36万项，合同外资298.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0045亿美元。
特区，在那个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年代，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中国从此打开了国门，实现了对计划经济格局的突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她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能量在全球生产力平台上燃烧着，从此浇铸出一个个令世界人民赞叹的“中国制造”。至此，深圳特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中国的南海边拔地而起，并以它独特的开放姿态迎接着未来的挑战。
在这场市场经济变革、工业化变革中，深圳一马当先，创下200多个国内“首次”、“率先”，引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自此之后，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到浦东开发开放，再到西部大开发、老工业基地振兴，一个从南至北、由沿海而内陆的开放大格局已经在中国形成。
注 释
[1]. 引自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第二节 狂乱的年代：疯狂的全民经商浪潮
就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狂乱的年代，面对这一时期开放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人们争论已久，最终邓小平凭借自己的超前论断帮人们解除了心中的疑惑。在人们心中的疑团解除之后，一场全民性的经商热潮随之而来。
姓“资”还是姓“社”？
深圳经济因为政策的扶持，在十余年的发展后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但这时候质疑也开始不断传出：不断有人言语——中国怕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针对这一社会舆论，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参观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意味深长地指着面前的仪器向身边的人员询问：“这台机器到底姓 ‘社’还是姓 ‘资’呢？”大家不明所以，都愣在原地，这时候邓小平笑道：“它当然姓 ‘资’，因为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嘛！但那是以前了，现在它姓 ‘社’，因为在为我们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对外开放的改革措施就是拿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以说啊，现在咱眼前的这台设备已经改姓 ‘社’啦！”
就在深圳春暖花开的时节，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南巡。
此时的深圳，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被“社会姓氏”问题阻碍得近乎停滞，邓小平的到来无疑给深圳特区带来了巨大的关怀与鼓励。
1992年之前的几年，深圳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了停滞阶段。在深圳特区刚刚成立之初，深圳特区的领导者们便一致认为，既然中央出台了政策，那就相当于有了尚方宝剑，有了尚方宝剑，就可以大胆地去闯，大胆地去试，成功和失败都将成为一种财富，所以此时的深圳特区领导班子都敢闯敢试，特区经济也是热闹非常，包括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拍卖，对计划经济的工程招标进行突破等，这些工作都非常的大胆。
在1984年，深圳特区刚刚成立时，当时的社会思想各方面的冲突都很小，一切都是初步的发展。邓小平对深圳的鼓励，更是进一步鼓舞了深圳要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此时的深圳还是处在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各方面的经验不足，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1992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却被卡住了，步伐停滞了，而停滞的原因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因为这个争论使得人们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除此之外，此前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得中国开始重新考虑自身发展的未来，人们的思想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迷失期；从而使得改革的步伐出现了停滞现象。
就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深圳此前的那种敢为天下先、敢冲敢闯的劲头彻底消失掉了，随着深圳这个改革开放排头兵锐气的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随之停滞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各界意见出现了不一致，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要继续维持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要想走上富民强国的道理，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就必须突破原来的理论体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视察，在视察中他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
面对社会中的各种讨论，此时已经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思维是很清晰的，而且讲话语气非常的坚定。在谈到改革时，他认为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进行改革开放，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走这样的一条道路，而走其他的道路，就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 ‘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1]
对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不争论”，并说“不争论是我的发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后来，他又谈到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可以了。
在谈到深圳的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深圳姓“社”不姓“资”。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 ‘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2]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讲话，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思想的节点，从而迅速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给了全国人民极大的精神鼓舞，而且把姓“社”、姓“资”的枷锁打碎了，社会上从此不再对此进行争论，因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实践就可以了。
可以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是至关重要的，就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是前进不了了，而他却将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此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全国人民群众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人民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了，全国人民的改革热情就这样被调动了起来，全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深圳特区的“特殊政策”变成全国的“普惠政策”。深圳的改革步伐也开始加快，实现了经济跨越式的发展。
邓小平在1992年的这番讲话，对于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这次对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中国在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之中还要进行无数的探索，在这个艰难险阻的过程之中，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和挫折，甚至还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邓小平对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前景，对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摆脱贫困的局面，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走向繁荣富强等等问题，都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他才会在南方谈话之中发表如此高瞻远瞩的见解。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在深圳的商店里面可以看到，服务人员比顾客还要多，经济非常萧条，非常惨淡。在南方讲话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为中国深入进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中国企业的活力再一次焕发。
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姓“社”姓“资”的论断非常具有前瞻性，在1992年以后，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可以拿到社会主义来为我所用的，这为中国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全民经商的兴起
在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原来的产品经济模式在改革浪潮的严重冲击之下一溃千里，逐渐被一种新的经济体制——计划商品经济取而代之。为了能够在流通领域加快流通，也是为了将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同时解决资金商品的流通渠道不畅问题，改变难买难卖的经济发展困境，国家提出了“无商不活”的经济发展口号，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倡导个人、集体、全民一起从事商品的流通业务。在当时，这对改善商业服务态度，送货上门，实行三包，促进坐商和官商经商作风的有效转变，丰富市场内货物的供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这些措施方便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
这一措施的初衷如此良好，可是，实际的发展情况却是由于受到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高利润的驱使以及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场没有有效疏导措施和严格约束力的“全民经商”热潮在中国大地上泛滥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十年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和兴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198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商业零售网点就已经达到了928.1万个，在这之中就包括国营商业26.1万个，占总数的2.8%，集体商业131.2万个，占总数的14%，剩下的80%以上商业网点全部都是个体经营；单是在商业部门系统内的从业人员就有1500万人，而非商业部门的社会商业从业人员更是达到了2164.6万人，国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占3927%，集体占34.78%，个体占17.68%；至于股份经营、承包租赁、柜台出租的狂飙，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商业单位。这场“全民经商热”兴起的如此迅速，以至于在这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同时也呈现出以下特点：
1.经商人员大众化
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国家利好政策指引之下，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士都纷纷加入了经商者的行列中来，这一时期形成了“工、农、兵、学、商，大家都经商”的热潮。但是在这些单位和个人之中，他们大部分并不懂得经营理念，也没有经商的具体条件，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还分散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难以进行具体的掌握和有效的监督管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经商者们有的以经济成分的补充自居，有的则利用改革的名义，纷纷进入了此时已经接近饱和的市场经济流通领域。一时间，职业特权、权势地位和各种不正当的人际关系开始渗透，特别是地下交易在这一时期更是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10年间，上海的“地下”经纪人就有五千名之多。也正是因为鱼龙混杂的经济成分，导致在掀起“全民办流通”的经商之后，流通领域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
2.经商手段呈现多样化
就在这种新旧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并存的实际状况之中，由于此时市场体系的严重不健全，导致当时的职能部门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对从事商业经营的企业单位和个人进行统一的监管。正因为如此，一些不法商人开始利用改革中的漏洞，打擦边球。其经营手段有的披着改革的合法外衣，有的则明目张胆违法乱纪。他们无证经营、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用非法手段打压名牌优质产品，一部分名牌被击垮，从而使得中国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贸易基地，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的对外贸易出口，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恶劣后果。
3.经商内容的多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