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能的路易十八（1814-1824）
普罗旺斯伯爵早年对文学、政治颇感兴趣，比兄弟路易十六、查理十世更有自由思想，如在1789年三级会议上支持第三等级的代表，又如革命爆发后留在巴黎，颇受人民的欢迎。但这是叶公好龙，随着革命的深入，损害到了波旁家族的切身利益时，他的阶级本性终于暴露无遗。1791年路易十六逃往国外未果，他却成功地逃到布鲁塞尔，发表反对革命的宣言，组织流亡贵族团体，请求欧洲君主同大革命作斗争。
路易十六在断头台身首异处后，西部路易十八旺代、布列塔尼等地农民、盐贩等在保王党首领让·朱安影响下起兵反叛，史称“朱安党叛乱”（又译“舒安党”）。旺代战争旷日持久，进行了8年，叛军损兵折将、地盘日趋减少，几乎无立足之地。而波拿巴自土伦崭露头角后，战功卓著，宦途顺利，当上了第一执政，对波旁家族持同情态度。普罗旺斯伯爵对此发生错觉，认为复辟也许有望，便于1800年派人与之洽谈。
波拿巴的回答是：“大革命以来，波旁家族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我重复一遍，普罗旺斯伯爵若想重返杜伊勒里官，必须踩着10万具尸体而来！”普罗旺斯伯爵的希望彻底破灭，遂计划暗杀第一执政，为自己的复辟打开道路。英国对此极力支持，原因是：波拿巴称帝野心日见端倪，法兰西正在崛起，如不及时予以抑制，欧洲棋盘上的格局就要重新调整，伦敦怎能对此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结果是，波拿巴命大，王党分子的多次谋杀均以失败告终。
1813年3月17日，拿破仑在莱比锡败北。1814年3月2日，保王派在波尔多发起示威游行，为波旁王朝的复辟摇旗呐喊，鸣锣开道。3月31日，联军进入巴黎。4月4日，拿破仑传位于子，玛丽-路易丝摄政，4月6日宣布逊位。同日，元老院通过新宪法，规定法国为世袭君主制国家，把国王的宝座赋于了波旁家族。
4月24日，路易十八在加莱登陆，高呼：“20多年了，上帝把臣民还给了朕！”临离开伦敦时投书《泰晤士报》：“朕之所以能有今日，全仗上帝的旨意与贵国政府的大力鼎助。”而对自己在俄国避难时的礼遇以及联军战胜拿破仑的功劳只字不提。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对此甚为不满，要求路易十八“尊重在法国业已出现的自由主义倾向”，接受元老院通过的英国式议会君主制的宪法。5月2日，路易十八于不得已宣称要实行议会制，给予人民民主与自由。5月3日，路易十八在外国刺刀的保护下进入巴黎。
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3月1日在儒昂登陆，一路上势如破竹，向巴黎进军。3月19日，夜晚11时半，细雨濛濛，路易十八神色慌张，步履蹒跚，匆匆登上4轮马车向瓦伦逃去。慌忙之中忘了带走拖鞋，沮丧不已：“鞋与脚形同手足，如今丢了鞋，岂不是断了朕的胳膊？”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宣告结束。
然而，拿破仑的百日政变是回光返照，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功亏一篑，6月22日第二次宣布退位。7月7日，反法联军进入巴黎，翌日，路易十八重返杜伊勒里宫。
路易复辟后于1814年6月4日颁布《宪章》，宣布要实行君主立宪制，给全民以宪法的权利，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路易十八为什么不愿制订“宪法”，而是以所谓的“宪章”代替呢？原因是，大革命时期有几部“宪法”，是“革命”的代名词，他不愿一脉相承。而“宪章”这种说法却可令旧制度鲜花盛开，那就是19年来（1793-1800）他一直是路易十七的继承人，从而一笔勾销了执政与帝国的光荣年代。虽然是自欺欺人，但也折射出了王权与革命之间的势不两立。
宪章由极端保王分子起草，规定人人在在法律与税赋面前平等；保护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天主教为国教）；国有资产的出售不可变更（引起强烈的争议）；国王为国家元首，任命大臣，后者不对议会负责，除非贪污和叛国，此外还有法律创议权；两个议会有立法与修改权，贵族院议员世袭，由国王任命，众议院议员5年一选，届时改选1/5，年龄满30岁、交税300法郎者可成为选民，候选人年龄为40岁，交税1，000法郎，国王有权解散众议院。1814年6月4日，国王把宪章呈交两院审议，获得通过。但是，大多数法国人认为，过去注重出生，如今是金钱挂帅。虽然如此，总的说来，宪章起码从字面上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对昔日的反对派予以宽容，任何弑君者不予追诉。这引起周围人的不满，贝利公爵（阿图瓦伯爵的次子）提出异议，国王回答说：“朕的侄子，我们不要走得比法律快！”
路易十八在外流亡多年，“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记”。他既想保留大革命的某些成果，又想恢复旧制度的部分遗产，主观上企图左右逢迎，到头来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两面不讨好。
早在拿破仑时代，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帝国于是横征暴敛，大失民心；帝国灭亡后，拿破仑制定的“大陆封锁”政策不再实行，英国货物大量进口，致使工厂倒闭、失业增加。为节省开支，复辟王朝30万士兵遭到遣散，1.2万名军官的军饷减半，多所军校解散，凡此种种，激化了业已在在的矛盾。
1815年8月举行议会选举，当选的议员多为贵族、教士、保王分子，被称为“难能可贵的议会”（chambre introuvable）。国王拥有行政权和立法动议权，议会则是咨询性质机构，表决法律和批准预算。后来议会完全操纵在极端王党分子手中，其代表就是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路易十八见极端派不能体会自己的一片苦心，不顾大局，只好于1816年9月5日解散了“难能可贵的议会”。重新选举出来的议会中自由派占了多数。此后政治逐渐清明，经济开始恢复。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夕旦之祸，1820年2月13日，阿图瓦伯爵之子、王储贝利遇刺。极端派趁机归罪自由派，逼迫首相辞职。阿图瓦伯爵成为王储，极端派组成内阁，人称“黑色恐怖”（因教士穿黑袍）。路易十八无力干预，自叹是一个“连马背也跨不上去的骑士”，终于一病不起，沉痛地说：“我的弟弟恐怕难以死在这张床上。”不幸言中，后来查理十世逃亡国外，客死他乡。
弱国无外交，更何况是战败国！然而，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路易十八本人虽然无能，但他手下的塔列朗（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却凭个人的聪明才智，为法兰西争得了较大的利益。1814年11月1日，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和英国聚会维也纳，商讨欧洲地图的划分，史称“维也纳会议”。法国代表塔列朗纵横捭阖，利用战胜国的矛盾，维护了法兰西的领土完整。首先，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迫使联盟国承认他们与之交战的不是法兰西而是拿破仑个人，从而获得了平等参与会议的资格；其次，他在会上援引神圣的正统原则，积极为萨克逊国王（路易十八之侄）、（缪拉废除的）那不勒斯波旁家族辩护，说古论今，博征旁引，实际上是为路易十八说话，最终博得了列强的同情与赞同；最后，最大的成功便是，背着普鲁士和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奥国三家签订了秘约。“联盟瓦解了，法兰西不再孤立于欧洲了。”塔列朗写信对路易十八说。
不仅如此，法国虽然战败，居然还有机会出兵西班牙，平息那里的革命。1814年拿破仑帝国覆没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重新上台，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各地纷纷建立“革命委员会”，在葡萄牙、意大利、德意志希腊乃至法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822年，欧洲列强在维罗纳召开会议，审视意大利各邦国的形势。但西班牙的的态势越来越严重，7月，极端君主派在马德里举事未果，国王反倒成了俘虏。于是，列强转而决定决定武装干涉，但由法国出兵。国运衰，话语权无。与拿破仑时叱咤风云相反，路易十八既在外国刺刀下登上王位，自然只得俯首听命，充当镇压西班牙革命的马前卒。当时的首相维莱尔反对军事干涉，害怕英国在半岛的影响扩大。但是，出席维罗纳会议的法国代表蒙莫朗西却积极主张以神圣联盟的名义出兵干预。嗣后接任的夏多勃里昂更是声称：这有利于法兰西恢复在欧洲地位。1823年5月23日，法军攻入马德里，恢复了斐迪南在西班牙的统治，占领到1828年打道回府。
2.反动的查理十世（1824-1830）
1824年选出来的“重获的议会”（chambre retrouvee，系指1816年被解散的“难能可贵的议会”的再现）里，极端保王派占了压倒多数，它和王朝政府同意从1825年起在国家政权中扩大教会的作用。不过，还未正式实施，路易十八就于1824年9月16日一命呜呼。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继承者查理十世的身上。阿图瓦伯爵1757年10月9日生于凡尔赛，是路易十八的弟弟，1824年继位，称“查理十世”。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他先后逃亡奥属尼德兰和皮埃蒙特的都灵，成为流亡查理十世贵族的领袖之一，1795年至1814年移居英国，1814年路易十八复辟之后回到巴黎。为了推崇教会在法国的重要作用，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根除异端邪教，查理十世于1825年5月29日在兰斯教堂——巴黎东北，建于13世纪，为哥特式建筑——举行加冕仪式，盛况空前，令人回想起了旧制度时代的庄严肃穆、豪华奢侈的伟大日子。公众舆论惊愕的不是“天真汉查理”俯伏在大主教脚下，以及主教大人关于《宪章》和信仰自由的笨拙的说教，而是加冕本身。第二年，法国举行天主教大赦年宗教活动（le jubile），参加的队伍身穿紫衣——这是国葬色，查理国王竟然步行跟随参加！以致巴黎人认为国王早已成了主教，甚至说他经常主持弥撒。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国王此举只是表示重视教会而已，而人民之所以有种种猜测，则是表明人民厌恶教会政府。
加冕典礼，对查理十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或形式，而是藉此向社会大众释放出一种信息，即新国王崇敬天主教。1825年4月，国王颁布《渎神法》，规定对圣物的亵渎者分3种情况治罪：亵渎不装任何圣体的圣器，处以终身苦役；亵渎盛有圣餐的圣器，处以死刑；亵渎圣餐本身，以弑父母罪惩处，即在砍头前先砍去右手。（沈炼之主编、楼均信副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
当时，国内有3股政治力量：极端保王派，代表封建贵族地主和天主教上层教士的利益，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加强教会和王权；君主立宪派，代表部分官僚、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维护王权，反对共和；自由派或称“独立派”，代表一般商业资产阶级和部分银行家，包括共和派和波拿巴派，赞扬大革命，反对波旁王朝，要求政治经济自由。这3派政治力量相互角逐，此长彼消，导致内阁如走马灯似地来回变幻，令人目不暇接。
维莱尔（Villele，1773-1854），法国政治家、极端保王派领袖。1773年生于旧贵族之家，长大成人后奉父之命进王家海军学校就读，大革命时期曾漂泊于印度；恐怖时期一度作为疑犯在法兰西岛身陷囹圄，旋即在波旁岛从事种植，娶了一名克列奥尔人（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大地主之女为妻。
1822年维莱尔在财政大臣任期内，成绩卓著，提出《补偿流亡贵族法令》。1824年9月16日，国王去世，查理十世继任，热衷于此项法令。1825年4月27日发布《关于补偿亡命贵族十亿法郎法令》，向逃亡贵族发放高额补偿；1826年提出《长子继承法》；1827年主张对出版物课以重税，解散巴黎国民自卫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引起了自由派如马尼埃尔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在贵族院通过。
马尼埃尔（Manuel，1775-1827），律师、烧炭党（法国复辟王朝期间形成的政治性秘密团体）领袖之一、1818年为自由派议员，反对干涉西班牙，反对王党，后被逐出议会。1827年他不幸去世，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夏多布里昂义愤填膺，毅然参加反对派的活动。结果是：维莱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11月的选举中遭到失败。面对如此态势，查理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免去他的职务（1828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