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自由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国王无奈之中只得任命一个由中右、无政党色彩人士组成的内阁，领导人为马蒂尼亚克（Martignac，1778-1832）。此人律师出身，政治态度右，虽然能言善辩、左右逢迎，但在议会里无足轻重，因此期盼争取公众舆论，尤其是在外省。1828年9月份，马蒂尼亚克陪查理十世出巡东部地区，所到之处，受到自由派贵族的热烈欢迎，因此错误地认为这次成功的出访说明自己依然深得人心，于是放手推行改革。1828年6月，发布两道命令，一是解散教会中学里未经批准的（复辟期间左右政权的）圣会数量；二是教会学校从此受控于大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旨在满足反教权主义者的要求。这些命令自然引起了教会的反抗，但为时不长，旋即无声无息。同年6月24日颁布法律，取消报刊预审，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1829年2月，出台省市行政改革方案，规定省市议会应以民选代表取代钦定议员。方案虽然迭经修改，但还是被查理十世取消，原因是国王不愿他所喜欢的人在省市的议会里失去席位。而自由派的要求更高，并不满意马蒂尼亚克提出的这些区区改革措施。查理十世的本意是要他推行没有维莱尔的维莱尔主义，而不是叫他另起炉灶；把他推出来也就是为了搪塞舆论，做做样子，如今见国内反对声依然如潮，便于1829年8月撤消了对他的任命，另授权反动分子波利尼亚克组阁。
波利尼亚克（Polignac，1780-1847），极端保王派分子，外交大臣，1829年继马蒂尼亚克后组阁。此人原是一个流亡分子，在帝国的监狱中消磨了多年岁月。他任命曾要求‘对仇视宗教的敌人处以酷刑’著称的拉布尔多内（La Bourdonnaye）为内务大臣，他的陆军大臣是滑铁卢战役中投降敌人的布尔蒙将军。这个内阁是对‘爱国’舆论的一个挑衅。自由资产阶级中最有代表性的《辩论报》，在1829年8月14日刊登了一篇辱骂波利尼亚克的文章：无论从那方面来看内阁，它都令人惊骇，令人发怒…挤压、绞拧这个内阁吧，它流出只是凌辱、灾祸和危险。
旋即，所有自由派的报刊积极响应，到处散发抨击性小册子，反对现存制度；议会则干脆向国王呈交有200余名议员签名的“请愿书”，称全国对波利尼亚克的行为感到愤怒，应由议会来掌握国家的命运，直截了当主张用代议制取代查理十世的旧制度。
同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在位时谋求的是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妥协，试行君主立宪；而查理十世上台后则予以明确反对，竭力恢复旧制度，他说：“宁可去砍树谋生，也不能像英国国王那样去统治！”意思是不想做统而不治、有名无实的傀儡君主。国王对议会的要求非但不予置理，反而于1830年7月25日出台了一系列“敕令”，对议会的要求予以还击：封闭报刊，解散议会，规定唯有土地拥有者才有选举权，商人交纳的“营业税”不再算作选举的财产资格等等。国王知道这些措施的出台将会触发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因此，御批之前，深思良久，最终破釜沉舟说：“朕越考虑就越坚信，不这样是不行的。”明知山中有虎，偏向虎山行，查理十世顽固地坚持己见，御笔这么一挥，无疑要为自己的统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830年七月革命的爆发在“天灾人祸”。这“天灾”是法国受英国1825年经济危机的影响，金融、农业又出现了危机；这“人祸”系指查理十世起用反动分子波利尼亚克组阁，出台了一些旨在压制民主自由的政策，致使骚乱终于变成了革命。
先说天灾（经济危机）。路易十八统治末期，政府对工业的投资十分巨大，关税保护体制为工业提供了发展前景。1821-25年代由于卢瓦线的建设，铁路拔了头筹；运河中航行的蒸气船迅猛发展；大冶金企业在中央高原或东部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上莱茵和北部地区的棉纺工业中绽子数量大大增加；里昂的丝绸业中纺织机数量翻了一翻；巴黎北部兴建了新的街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面对工业的发展，银行家与资本家扩大固定资本，忽视流通资本，货币市场从而危险地失衡。然而，查理十世接手法国统治不久，1825年伦敦爆发了严重的危机，11月份影响到了巴黎交易所；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受到威胁，不得不提高了贴现率；经费的紧缩、交易所的恐慌在许多银行的结算中可见端倪；工矿、贸易纷纷破产；失业现象在佛兰德、诺曼底、阿尔萨斯尤为严重。不幸的是，金融、工业危机期间业危机。1826-1829年，向为国民主要食品的土豆产量锐减，尤其是，1827-1830年，谷物歉收。1829年，每百升小麦的价格比1826年上升了约50%，而且一直维持到1832年。黑麦的涨幅更大。一个2公斤的面包价格飞涨：1827年初为12个苏，1828-1829冬年为18-19苏，1929年5月为21苏，而每个面包13苏等于一半的日均工资，为警戒线。1829-1830年冬天塞纳河结冰，这对那些食不裹腹、无柴取暖的劳苦大众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虽然1830年春情况略有改善，面包降为15苏一个，而且稳定了下来，但这仍然越过了12个苏的警戒线。工人对翌日的工资忧心忡忡，手工业者接不到定单，小商贩几乎招揽不到顾客。
荒年出现的传统骚乱，如今在小城镇、农村里再次出现：在市场里，民众殴打管理员，袭击磨房主；大家谴责国王与教士随意对食品课税，要饿死老百姓；群众袭击运粮车；失业的农民工、手工业者到处流浪、乞讨、抢掠。从尼维尔内到旺代，直到塞纳河入口处，整个这一地区的骚乱随处可见，1829年2-7月最为激烈。
再说人祸。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态势，查理十世不是采用疏导的方法，而是一味诉诸高压手段，于1830年7月25日颁布敕令，修改出版法，限制新闻出版自由，解散新选出的议会，修改选举制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破坏了1814年《宪章》的精神，劳动群众和自由资产者对此十分气愤。当天下午，反对派主要报刊的编辑和记者在《国民报》编辑部集会，起草抗议书。他们拒绝承认解散议会，宣布政府已经失去合法性，但并不否认王权。27日，几千名工人和手工业者走上街头，与军警发生冲突。28日黎明，起义开始。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国民自卫军建筑街垒，夺取武器库，攻占市政厅。以银行家拉菲特为首的大资产阶级温和派力主与国王谈判，但遭到拒绝。7月29日，起义者控制了巴黎，占领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外省发动的起义也取得胜利。起义群众及其领导者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以拉菲特和国民自卫军总指挥拉法耶特为首的市政委员会。
查理十世此时不得不收回敕令，命令蒙特马尔公爵组织政府，但已无法挽回局势。8月2日，国王签署逊位书，让位于孙子波尔多公爵，后者又马上在另一份逊位书上签字画押，让位于路易-菲力浦。中间仅仅间隔20分钟，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查理十世的孙子是这时间段里的国王，为“路易十九”。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不想放弃，查理十世的孙子“恋栈”，一边签字，一边要求说：“Laissez moi regner seulement une heure。”（哪怕让我统治一个小时也行。）得到的回答是：“Vous S rement pas！”（您肯定不行！）。法国历史上“短命”的国王不乏其人，如加佩直系王朝的让一世（Jean ler，1316）在位仅4天，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七（Louis XVII）和波拿巴皇朝的拿破仑二世（Napoleon II）都是有名无实，徒有虚名，不过，像“路易十九”这样只当了20分钟国王的，则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以后的历史是：查理十世仓惶逃往英国，后去意大利，1836年11月6日去世。孙子“路易十九”放弃王位后流亡到意大利，1844年6月3日客死异乡。
27日巴黎人民起义，只经过三天，就推翻了查理十世的统治，史称“光荣的三天”。期间，一位名叫克拉拉·莱辛的姑娘首先在街垒上举起了象征法兰西共和制的三色旗；少年阿莱尔把这面旗帜插到巴黎圣母院的一座桥头时，中弹倒下。画家德拉克鲁瓦身临其境，见此此情义愤填膺，于第二天画了一幅题名《自由引导人民》的画，热情讴歌革命。画中那位在硝烟中一手高擎三色旗，一手提枪，正在召唤群众前进的青年姑娘，既是起义参加者的真实写照，又是自由女神的象征。1831年5月1日，此画在巴黎展出，引起轰动，德国诗人海涅为此画写了赞美诗。
查理十世的三位政府首脑轮流执政，而且立场越来越强硬，除维莱尔任内财政有所斩获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败绩累累，致使爆发七月革命。然而，查理十世在外交上还是有所斩获，如成功地帮助希腊独立，令法兰西重塑了在欧洲的大国地位。
1821反叛的希腊于1822年宣布独立，而且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但是，从1824年起因内部分裂、土耳其支援埃及而遭遇挫折。曾几何时，沙皇企图干涉，但在奥地利、英国的反对下只好作罢。1825年12月亚历山大去世，继承者尼古拉一世走得更远，企图干涉希腊独立。1827年7月伦敦条约决定：英、法、俄3列强要求苏丹给予希腊自治。
法国国内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支持希腊独立的运动：1824-1829年，福里埃安（Fauriel）的“希腊人民之歌”、德尔约涅（Delavigne）的“麦西尼亚人”（古希腊城邦）、贝朗热的“东方人”等诗歌相继涌现；自由派则以民族自决的名义，率先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右派报刊（除忠于维莱尔的巴黎月刊外）也谴责对基督教徒的屠杀，说这无疑是十字军东征；1824年，德拉克鲁瓦（Delacroix1798-1863）画作“希俄斯岛的屠杀”令观众大为震动；由夏多布里昂主持的亲希腊委员会提供援助，派遣志愿者驰援希腊起义者；查理十世本人亦渐渐倾向于支持希腊事业。维莱尔从中悟出了道理：议会中所遇到的挫折无关紧要，“堤内损失堤外补”，于是积极执行伦敦条约，法国的地中海舰队与英、俄舰队会合在一起，于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击沉了土耳其-埃及舰队。1829年9月14日，希腊获得独立。
“至此，可以认为，法兰西驻俄大使、时任马蒂尼亚克的外交大臣拉费罗内伊（La Ferronnays），政府首脑波利尼亚克，法驻土耳其苏丹大使吉耶米诺（Guille minot），趁着英国的犹豫不决，帮助希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法兰西恢复了在中东失去的道义上的地位，确立了法-俄协定的基础。”
3.平民国王菲力浦（1830-1848）
路易-菲力浦生于1773年，引以为荣的是：父亲叫“菲力浦-平等”；在法国大革命中以造反派自居；在热比普（比利时）战役中站在了战胜者杜木里埃将军（Dumourier，1739-1823）一边。新国王一开始深得民心主要就靠“根正苗红”、“站对了队”这两条。
1793年吉伦特派失势后，路易-菲力浦流亡瑞士，继之去美国，最终落脚那不勒斯，娶了同样落难于此的两西西里国王的公主玛丽-阿梅里为妻。后来，复辟王朝向他提供赞助以便拉拢，但他还是与旧的王朝划清了界线。路易-菲力浦穿著简单、子女众多（5子、3女）、信仰良好（伏尔泰派和自由者），名声卓著，有“平民国王”之称，是巴黎资产阶级理想的代言人。随着他的上台，这些形象渐渐凸现，七月王朝越来越具有了“资产阶级王朝的特点”。确实地说，新君主在欧洲其他君主的眼里一直是“街垒国王”。欧洲重又害怕起了革命的法兰西和巴黎人，担心民主浪潮渗入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英国政府对法国新君主缺乏热情，但还是率先于8月30日予以外交承认，继之其他国家跟进，俄罗斯殿后。这是因为两害相衡取其轻，外国君主们认为，路易-菲力浦虽然思想有点离谱，也许是一个阻挡法兰西成为共和国的屏障。
那么，法国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有些人认为，1830年7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次革命理应是民族的、社会的，人民大众至少在巴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在时任财长的拉菲特（Laf fitte，1767-1848）、出版家卡雷尔（Armand Carrel，1800-1836）等人看来，路易-菲力浦虽然出身波旁家族还是被选为新国王了。大多数新的报纸利用出版法空缺的挡儿，均赞同继续革命说，如《爱国者》、《1830年革命》，而《外省论坛》更是公开要求建立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