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到2012年，是我离开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黎明公司），把一个大型国企变革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任的十年。这十年是中国的国企从被奚落、被抛弃到被妒忌、被眼红的十年，这十年中黎明三届领导班子始终坚定不移地走1998年以后当时公司领导班子确定的变革之路，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国人有逢十纪念的文化习惯，因此黎明公司编写了《国企变革》一书，回顾公司十几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并希望我为本书作序。按道理为书作序，理应认认真真地通读一遍书稿才好下笔。无奈眼下诸事缠身，确实没有工夫仔细研读全文，故按惯例写序恐不切书意。好在黎明的世纪之交大变革我几乎是“始作俑者”，以此身份来为这一段历史再添上一笔，代为书序也未尝不可，因此冒昧作此文，但愿不会画蛇添足。
记得是2000年的下半年，是我奉命到黎明公司组织改革攻坚的第三个年头，黎明公司当时基本完成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债转股和若干民品分厂破产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军品重点型号的科研生产已步入正轨，企业扭亏为盈。这时辽宁省正考虑把我调到省里工作，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大概觉得黎明的改革发展刚刚起步，此时不宜动将，因此并没有同意。这是我三十年职业生涯中，发生过的两三次酝酿把我调离航空工业的最后一次，大概每一次都是组织上觉得不合适放我，而我自己也觉得任务并未完成，绝非到了见好就收，可以拍屁股走人的时候，因此我欣然遵照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党组的决定，安心留了下来。也正是这样一个小插曲，使我“壮志热血酬国企，赤胆忠心兴中华”的使命感从此弥久益坚。当时自己深感：既来之，则安之；黎明的改革突围刚刚撕开一个突破口，远未巩固滩头阵地，站稳脚跟。
在20世纪90年代展开国企脱困和改革大突围时，国家主要给了三项大的政策：一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核销企业呆坏账；二是兼并破产、关门走人；三是债转股，卸下企业债务包袱。企业实行第一、第二项政策时，其下岗的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基本生活费，重新寻找机会再就业，或者按工龄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离开企业，领取“低保”，自主择业。这三种政策就像是大突围战斗中的三种武器一样，机枪、冲锋枪和步枪，改革突围的企业好比一名投入战斗的战士，只能用其中的一种武器。因此，当时的政策规定，这三种政策每个企业只能享受一种，因为政策也是有价值的，都是“真金白银”，不能多吃多占。现在我可以披露一个历史真相了，在我来黎明公司之前，当时为了让黎明公司享受下岗分流、核销呆坏账的政策，官方所公布的黎明公司亏损额实际上是个极不真实的数字，真正的亏损额远不止这些。那个时候，没人敢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大概因为怕实话实说，上级机关看到黎明公司实在没救了，会让这个还承担着国家重点军品任务的企业干脆破产。如果出现这个情况，还真就是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所以当时国家确定的是给黎明公司享受“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我接手后才知道，黎明公司的窟窿实际上远比公布的要大得多、多得多。当时我真有一种稀里糊涂就代人负了重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而且我很快就明白，黎明公司实在是太困难了，单靠一种武器根本就杀不出重围。
实际上黎明公司当时面临的困境，组织上也不便跟我说太多，大概是觉得对我还是要按“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操作吧！记得1998年11月5日，我由朱育理总经理领着，从北京乘火车到沈阳，下火车后驱车前往黎明公司的途中，朱总经理对我回忆了他少年时随父亲生活在沈阳的一些情景，并且对我打气说：“左鸣，别怕，咱在沈阳有根，我父亲是解放后沈阳的第一任市长”。那时陶铸是市委书记，陈云是军管会主任。我知道当时他领我来的这一路，心情一定很忐忑，因为这毕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一赌。后来得知，当时决定让我到黎明公司一事，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党组会上还是争论得很厉害。有些同志担心，这样做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弄不好黎明公司救不活，刚刚好转的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也死了。据说是张洪飚同志很坚持让我去黎明公司，理由是黎明公司有军品重点型号，必须想方设法救活，否则将影响国防建设。从洪飚同志的态度，我感到他一直很信任我。实际上四年前他积极支持中央的决定，推动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重组整合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
很有意思的是，我到黎明公司去的事反倒是军方的同志都很有信心。据说不论是总部还是空军的一些管航空装备的同志都背地里议论，林左鸣去黎明公司，这下黎明公司有希望了。不少军方的同志主动跑来给我支招。我到沈阳之前在北京停留时，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军兵种部航空局局长的丛日刚同志专门约我谈了一次话，要求我不惜一切代价把重点型号任务搞定。丛日刚同志当时的心情，看上去就像我只要走马上任，一定会马到成功。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和脱困改革一样，也是个极难啃的硬骨头，甚至一度让我几乎腹背受敌。
到了黎明公司后，辽宁省、沈阳市的主要领导都来了，省委书记闻世震同志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告诉我：去年有位下岗职工杀了某分厂下属小企业领导一家三口人，凶手最近几天就会被执行死刑……我当时听了以后，心情是很沉重的。黎明公司的改革还流了血，难怪整个下岗分流的工作推不动。当我在成都轰轰烈烈地推进改革时，这里的改革竟然被鲜血和生命无情阻拦住了。面对这件事，不论是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领导，还是黎明人都三缄其口，谁也不愿意再面对这失去了的无辜生命和鲜血……
黎明的实际情形之严峻，远远超过我的估计。我很清楚地得出一个判断，只有“一杆枪”难以杀出重围，必须拼命争取把国家所有的政策都拿到手，否则毫无胜算。于是我就开始奔走争取享受更多的政策。我一直非常感谢当时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领导蒋黔贵同志，是她体恤实情给我开了绿灯，后来黎明公司可能是国内第一个三大政策都享受了的企业，把一些困难的民品分厂破产了，还把一部分债务也转股了，由华融公司持有。不过，别以为黎明把国家当时的改革脱困政策都“享受”了就搞活了，虽然债务包袱卸下了，却还有一个工厂办社会的历史包袱没卸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