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黎明公司是个典型的工厂办社会，除了火葬场没有，别的几乎都有，如果不剥离辅业，仍然没有办法轻装上阵。特别那些辅业的职工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耽误了的工厂子弟，推到社会上去根本就难以寻找到再就业的机会，必然会带来新的不稳定。记得当时厂办大集体性质的建筑公司，有位工人一听说要让他下岗回家，立即一手拎一桶汽油，一手抓一只打火机，见到书记一把搂住就要同归于尽。我深深感到，对于这样一些大集体职工，那时国家对于他们并没有下岗的相关配套政策，让他们下岗就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而且对于这些辅业的职工而言，即便给点钱也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出路。毫无疑义，改革再深入一步，涉及到解决工厂办社会的问题时，国家给的那“三杆枪”就都用不上了，还只能“土法上马”做一个“炸药包”再炸旧体制一个缺口，才能夺路逃生！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整体剥离、带资分流、员工持股、内需扶持”的辅业分离改制模式。这四句话十六个字中，“带资分流”即允许职工带着资产分流，而“内需扶持”则指将企业的一些业务需求外包给改制企业来对其进行扶持。
我带着这个方案到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寻求支持，结果集团公司一看要动到国有资产了，死活不敢答应。无奈之下，我找到了沈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从黎明公司出去的一位处长伊才俊同志，向他寻求支持。我当时对他说，“你能不能就这个事给我批个红头文件，允许我们搞试点。我说我知道这些资产不归沈阳市管，但你给了我这么个红头文件，就等于给了我个‘护身符’，万一将来为此要坐牢了，兴许能够不用把牢底坐穿！”天无绝人之路，在我恳求之下，伊处长还真就全力以赴、多方协调，为我们的事形成了一份沈阳市经贸委的改革试点批文。我们开始拿着这份对我们并无实际管辖权的文件当令箭，大张旗鼓地开展主辅分离。
在这个改革方案中，要害是把国有资产量化到分离企业职工身上，成为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分资产给职工，不符合当时的任何现行政策，国家的政策是拿钱走人，而我们这套做法却是拿资产还不走人。当时黎明不少人还是有疑虑的，这件事似乎要讲道理、讲政策，都是讲不清楚，说不通的。但打了一个比方就让大家恍然大悟，我当时跟同志们说，想当年红军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而不是“打土豪，分浮财”呢？我说原因就是，给了农民浮财要坐吃山空，给了农民生产资料，农民就横下一条心跟共产党走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和当年红军闹革命时的道理是相通的。尽管如此，那些日子我心里一直不踏实，一直到后来国家几部委联合出台了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文件，并且让黎明到武汉全国主辅分离工作会上介绍经验，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2002年12月16日晚上，我离开了生活五个年头的黎明公司到北京工作。那天晚上沈阳下着大雪，很多干部职工冒雪来送行，他们脸上都挂着依依不舍的泪水。很多年以后，有人看了当时的录像后问我，当时的情景很动人，送行的同志们都哭了，为什么你反而没有泪水。其实，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言述的，脑海里想得最多的是，今后黎明公司会沿着已开创的改革发展方向不断地前进吗？我当时心里没有答案。
离开黎明公司之前，我找接任我的姜伟同志谈了一次话，充分地流露了这样的忧虑。我当时对他说：“我把我走后能想到的一些障碍都帮你排除了，有些曾经是支持我改革最坚定和重要的因素，在我走后或许会成为影响你继续改革的因素，对于这些情况我都做了安排。而我最担心的是这四五年来一直在局外旁观的人。我在黎明这几年行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铁腕’政策，我走后你恐怕要有所改变，特别是我到黎明公司这些年，一直没有去探访过那些老领导，原因你也知道，我和哪一个人亲近，都会陷入他们以往的矛盾漩涡里去，所以为了改革不受干扰，只好不去理会他们的感受了。现在我把可能触动他们的历史痕迹的那些事都干完了，你作为黎明土生土长的干部，不能也不用再这么干。我走后你第一件事就是要联络好这些老领导的感情，他们退休后收入都比较低，心态一定很不平衡，逢年过节该表示慰问的还是要有所表示，我很担心……”
我临别时对姜伟同志的这些交待，他都很认真地落实，而且做得很到位很好，也使黎明公司的改革发展稳住了好几年。然而不出所料，2006年在我接任了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前后，黎明公司掀起了一场风波。一些退休老人领头，要求给黎明公司退休人员涨“工资”，组织围堵了公司大门，也惊动了社会。那段时间又出现了“6·3空难”，一下子让我心力交瘁，白头发疯长。那些退休人员的要求不太符合国家政策，更严重的问题是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居然要求企业破财消灾，花钱摆平。我当时的答复是，退休人员收入偏低确实是不合理的、令人同情，要求提高收入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予以解决。但是这个责任只能由政府社保部门来负，由政府社保部门来解决。如果觉得企业上交的“五险一金”不足，应该提高上交比例，那么请政府下文件，我们企业一定依法上交，绝不会推卸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发给退休人员钱的，仍然应该是政府社保部门，而绝不应该是企业。再说黎明公司眼下效益好了，可以给退休人员发钱，那么沈阳那么多已经破产关门了的国有企业退休员工又找谁去？黎明公司要是违反政策“办好事”，必定会引起天下大乱！不但会把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全国社保体系冲垮，还会引发更大的不稳定事件。
这场风波先后折腾了四个多月，后来还是当时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在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上报的材料中做了一个重要批示后才平息了。李荣融主任在批示中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支持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的意见，所以社会上推波助澜的人马上消停了，闹事的退休人员也觉得自己确实是没有道理，才收场作罢。当然后来政府负起了这个应该负也必须负的责任，国家连年提高退休人员社保收入，化解了矛盾，这是确保了退休人员后来较为稳定的重要措施。而这样的风波就是我离开黎明公司时最担心的，我在黎明公司时，算是“弼马温在此，诸神回避”，没人敢闹事。我离开后最担心的就是不稳定，后来果然有此一幕。这件事之后，我对李荣融主任一直心怀感激！当时我曾抱定一个决心，如果国资委也要我们给退休人员涨工资，那我一定请求辞职，绝对不敢做此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当时我看到李荣融主任的批示后，脑海里闪出的第一概念就是“马岱斩魏延”。可以说李荣融主任称得上是国企变革征程中力挽狂澜的马岱。
国有企业变革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从今往后我们前进的阻力或许不但来自内部，还来自外部；不但来自国内，还来自国外。作为一个国企的企业家，在大形势顺风顺水时，其实要干好也并不太难，甚至可以一路风光。但在面对重大复杂的困难局面时，这就真是考验一个共产党员企业家党性、人品、意志和智慧的时候了。我希望不但黎明公司，不但发动机公司，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企业领导同志，在将来可能出现的风浪中都要经得起考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企业家！
仅以此文作为本书之序。
2012年8月12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