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时，半坡上的大缝里传出了声音。此时谁也不说话了，就听是什么声音，是在讲什么。大家听不出来，都来问我。我向众人解释：应该是鹦鹉的声音，鹦鹉是佛的化身，这正是在法布施：“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物质。任何物质现象都是缘起，它有相状，有功用，但没有常恒不变的指挥它的主宰，所以说是“空”，即“缘起性空”，“当体即空”；由于物质没有实性，所以能遇缘即起，就是“空即是色”。六祖慧能法师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讲一句，鹦鹉也讲一句，大约讲了十多分钟。这时我又问和尚“什么是‘静’，这和尚就根本回答不上，于是那个和尚坐不住了，跑过去用石头垫起脚来，看缝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一看什么也没有，并从此销声匿迹，一切皆空。我对此也不知何解。
登山两年后，景济南邀请我去成都宝光寺看舍利子，在寺中珍藏室里惊奇地见到宋徽宗画的鹦鹉象征佛主的画，对此事又有进一步的感受。
只要好好跟着组织干，组织是不会亏待你的，我常常这样说。是的，组织最后把我安排到深圳，使我真的得到很多实惠。我很幸运，到深圳不是来得早，而是来得巧。
来到特区的企业当党委书记，让我感受最直接的还是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的情景。我做梦也没想到以前一个月才拿526元的工资，这一个月马上变成4000多元，都快赶上我过去一年的收入了。拿着一大叠厚厚的百元大钞，我心里变得有些矛盾。我这才清楚为何总部领导千方百计都想把我安排到这里来工作，还不是组织觉得不应该亏待自己吗。我从内心里感谢总部党组对自己的关爱。但拿着这么高的工资，我却怎么也不觉得踏实，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距太大，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人们都说沿海企业效益好，收入自然就高。我觉得效益好除了特区的特殊经营环境与经营条件比内地优越外，主要原因是沿海企业没有内地国企历史沉淀下来的各种包袱和沉重的社会负担。如果内地国企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都像深圳一样，国家经济自然会更好地发展，而企业职工的生活水平也会大幅提高。其实我这种想法曾在1992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国有企业的竞争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就有提到。
在到深圳之前，北京朱育理总经理与深圳厉有为书记有个协议，我的户口不进深圳，总部已把我的关系转到了老干局。1996年春，市委厉书记来深圳中航参加在银湖召开的建立现代企业大会。书记下车时，我与李总迎接，他问我：“你就是昌平书记吗？”我回答：“是。”别的没再说什么，几人便主席台就座开会了。会上我有个发言。会后，厉书记走时，他当着我面告诉李总，昌平书记的户口要尽快办下来。我感到十分突然，自己都忘记了此事，怎么市委书记还记得此事呢。过了3个月，无人过问。我也在琢磨，到底办不办。我想既然市委书记已发话，还是听他的吧，就向书记写出了申请户口的报告。过了一个多月，书记在报告上没有任何批示，托人退了回来，真不知何故。我也就放下了。凑巧，我在深圳有中央党校的两位同学。一位是武捷思副市长，一位是海关关长。在一次会面中，谈起了此事。他们说，既然书记主动提出此事，就应该把它办成。武副市长说，你重新写个报告，我给你送上去。不久，书记批了，“请安仁同志予以支持”。很管用，人事局也很快批下来了。
户口批下来了，到底办不办呢，因为一个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有人说，户口办到深圳，但由于交缴的社会保险金不够15年，退休后只能一次性领取退休金，让我考虑好再办。我不懂这些，也考虑不了这么多。我只坚信，给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官不大也不小，退休后却领不到社会统筹的养老金，这是不可能的。我毅然决定户口从北京迁往深圳。
事过一年，情况变了。国务院发出文件，全国养老保险统一管理。深圳市人大虽有立法权，但中央有规定不得不重新立法。更巧的是，新的规定从1939年出生的执行。要是我早生几十天，这问题可能真成为问题了。
户口一解决，住房问题也就好解决。正好此时企业建了一批福利房。领导同志们是两套合一套。由于我在北京已有了住房，只是面积没达标，所以补了一套给我。户型和房号都是心阔定的，我对此非常感谢，我在深圳从此有了落脚之处。我有了住房，年收入不少，心里却开始不踏实起来，我何德何能就该享受这些物质待遇呢。我从小就是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深知现在虽然经济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了，但还有很多人需要社会的关爱与帮助，唯一能让我心安的便是扶贫救灾。除了经常组织企业员工进行慈善活动之外，我总是拿出自己的收入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儿童，他们大多是因家中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我在江津老家的吴市小学筹建了奖学金，我坚持拿出年收入的10％捐助学校和公益事业，虽然在深圳工作4年就退休了，退休后仍然拿出一部分钱捐献，一直坚持到现在。学校里的很多教学设备都是我亲自“化缘”出钱购买。我深知知识文化的重要，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要搞好教育。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让更多的孩子能到学校里学习，将来长大为国家做出贡献。同时还捐款给老家的困难户以及为家乡修建公路等。
我在深圳中航工作期间，单位于1995年和1998年两度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1998年被中航总评为“精神文明建设暨航空凝聚力工程先进单位”，党委年年都被深圳市委授予“先进基层组织”的光荣称号。
1999年3月15日，我年满60周岁。37年的工作生涯临近结束，在4月召开的党代会上，党委换届，我卸任党委书记职务。我没有要求返聘，随即去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打工了。
不悲伤，不喜悦，我心态平和地面对退休的这一天。深圳中航作为航空工业的先锋窗口，它不仅仅给我的工作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更让我在历经风风雨雨后，有了一个更开阔、更通透的视角，对比内地工作历程，非航空产品业务的发展，我觉得深圳的模式的确值得借鉴，在高度竞争性的非航空业务领域大有文章可做。我感谢这片热土、这群人，也相信深圳的非航空产品业务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退休后不少朋友问我：“你心态为何这么年轻，这么平衡。”我说：“所谓年轻，是年轻人有朝气、有梦想、有抱负、充满活力，对未来充满希望，喜欢新鲜事物并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有一股积极向上、开拓奋进的精神与毅力。因而，年轻人永远那么健康与活泼。人要不老，首先是心态不能老，精神状态不能老。所以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交朋友、干事情。能时刻感受到年轻人的气息，在他们的感染下，我确实在思维和行动上显得比较敏捷和灵活，几乎与年轻人别无他样。”
我确实退休后心态比较平衡，因为我在工作时，无论是在部机关当司局长，还是在企业做厂长任书记，当时我就想到要艰苦朴素，讨厌下属吹嘘拍马；少搞前呼后拥；更不允许请吃送礼；尽量少用公车出行；与员工打成一片。因为我知道人总有一天是会退下来的。在台上的待遇，是用来工作的，不是用来享受的，而且不能保你一辈子。如果不这样做，当你退下来之后，这些都没有了，那就感到天壤之别，无法适应。
虽然我由国家机关干部变成了企业的合同工，退休后按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领取社保金，但社保退休金却比在原部机关同级退休的公务员少得多，国家保健局的医疗福利也自动取消，这些我都不在乎，对自己总是很满足。没有共产党解放自己，没有国家对自己的培养，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也可能就是一个老农民。我常想，我坐上了改革开放的晚班车，而且是软卧。
对事物总是看得很美好，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感到由衷的高兴。虽然在党内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社会上有一些不良现象，我认为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总会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一天更比一天好。更说白了，自己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能助一臂之力，想它讲它没有任何用处。多看好的，少管差的，少看自己的功，功劳是大家的；多看自己的过，千万不要自寻烦恼跟自己过不去，心情就会一直愉悦，活着就更加健康。
过去的辉煌已成云烟，未来的路还得继续走完，或许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