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部里历届领导都是很优秀、德才兼备的干部， 德高望重的领导也很多。在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当数孙志远部长， 他工作有魄力， 领导作风好。他提出1965年奋斗目标是完成飞机200架 （歼6飞机）、导弹100枚 （红旗地空导弹） ， 其功不可没！ 最可贵的是当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亲自出马。那时我从112厂调度电话里听到红旗导弹产品快完成了， 但军代表不验收， 立即向油局长报告， 油局长赶忙找空军订货部范部长， 范部长说：“这导弹确实是空军的订货， 但验收工作我们管不了。”油局长只好向孙部长报告， 孙部长立即找到主管导弹的柯恂工程师， 听完柯工程师汇报， 当即坐车去空军找刘亚楼司令员商讨。刘司令员说：“我们是使用方， 只要你们生产部门能确保产品质量， 我们应该接受产品。”一下子这么大的难题给解决了。年终结账， 歼6飞机完成217架， 红旗导弹完成105枚， 为空军、海军部队装备立下了大功劳。大家也高高兴兴地完成计划把年过！ 我们调度简报亦用最快速度及时报送各有关领导机关， 不久机关党委赵麟焘书记在走廊上见到我很高兴地说：“小严呀， 你们调度室今年生产抓得好， 够辛苦的。连罗总长都表扬我们部里了。”我一听当然十分高兴， 也急忙回答：“今年不仅是我们辛苦， 整个机关的同志都辛苦。8个司局合并， 只有油局长一个人抓， 他才辛苦呢！ 你们机关党委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做得好， 功劳是大家干出来的。”赵书记连说：“对！ 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当时部军管会中有一位副主任张建华在和我们谈起他在担任导弹营领导时就是用沈阳112厂制造的“红旗”1号导弹打下了美国制造的高空无人侦察机。这个消息又令我们大家兴奋！ 好像就是我们打下来似的。
1987年我在上海参加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82 大型民用客机项目， 1988 年5月吕正操同志来参观， 这是我第二次接待吕老， 陪同参观后在接待室听他的指示。他很随意地向我了解航空工业一些老领导的情况， 他对孙部长很是钦佩， 他说：“我们俩在冀中有过搭档的历史， 他是个杰出的政治家， 头脑清晰， 水平高。可惜在 ‘文化大革命’ 前就去世了， 真可惜了！ 走得太急了。”吕老和孙志远同志两位都是我国的老革命家， 又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第二， 根据国务院指示， 航空工业部要安排一次向在京的中顾委的老领导们关于运7、运8民用飞机研制成功的情况汇报。
1986年4月15日清晨， 莫文祥部长， 赵健民、王昂副部长带着我们一些人员 （含182厂的同志） 早早来到首都现场等候。中顾委的老领导们兴趣很高， 很快就来齐了。一瞧名单， 共来了53位同志， 有王首道、伍修权、段君毅、陈锡联、吕正操等， 年龄最高的是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 那时他已有92岁高龄， 是坐着轮椅来的。莫部长代表航空工业战线的同志向中顾委领导问好并感谢大家在百忙中能来指导工作， 伍修权同志做了即席讲话， 代表中顾委表示对航空工业部搞这次活动很感兴趣， 赞扬了航空工业很有自力更生的精神。接着按型号分运7、运8两个小组活动。赵健民、王昂副部长带领大家边看边听运7飞机的性能和生产及使用情况， 然后坐上运7飞机在北京上空作了一次视察飞行。另一组由莫文祥部长带领， 先由182厂同志讲， 然后在地面登机察看， 这时坐在轮椅上的杨献珍老人家也要求把轮椅推上机舱和大家一样视察。在视察过程中大家最关心是国产化的程度， 首先是发动机、螺旋桨及起落架的国产化， 我们都一一做了说明。在看到机舱可以同时开进几辆大客车时，大家兴趣更大了。我们说改装一下就可以作为空降兵部队作战使用， 大家很高兴， 走到飞机座舱前部看到驾驶舱内五花八门的仪表、无线电等设备， 急切地问， 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干的？ 我们回答说， 总的来说都是国产的， 但也有专业分工， 如无线电设备是电子工业部干的， 飞机内部油箱和起落架上的轮胎是化工部造的， 这都是按工业部门分工协作的。听到这里大家就放心了。他们真怕有些东西我国干不了， 靠在外国采购， 一旦发生问题， 别国一卡我们就不好办了。这时我们还介绍说， 这个飞机还是在地处三线的陕西汉中182 厂造出来的。这时大家都很钦佩： 这么大的家伙三线工厂都能干出来， 这可真没想到哇， 说明我们国家三线建设的成绩很大呀！ 可真不简单。参观后人们久久不愿离开， 这时有人提议这么大的飞机我们和它照张像留作纪念吧！ 于是莫部长请机组同志和中央各部委领导一块儿合影留念。
第三， 1987年2月企干会后， 王其恭副部长让我立即去上海参加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82大客机的工作， 让陈少中副部长回来休息。我刚到上海MD-82飞机总装生产点时， 觉得周围很熟悉呀！ 第一个休息日， 我骑上自行车在四周看了一番， 发现这里正是我1949年参军的大场飞机场的三营门 （即大场机场的一个偏门） ， 是1970年上海市为干好708大飞机工程而从大场飞机场辟出的专门干708工程的地方， 今天与麦道合作生产民用飞机用的就是这块地盘 （俗称三营门）。我感触很多， 那时我们只能在这里修木质“蚊”式机， 今天是和美国合作生产大型民用客机， 这件事本身就是我国航空工业迅速发展的见证。搞好MD-82大客机合作生产关系到中国航空工业的声誉， 我一定要按部党组的要求办好这件事， 决不能失败。部里工作组的支持， 张佩英、周怀光、夏洪彬以及民机司的段大扬、郑作棣等同志的协助， 在最困难的时刻何文治副部长还亲临现场鼓励， 这些都叫人难以忘记。有了大家的全力支持， 有了工厂同志以及从各兄弟厂来上海参加这个项目的同志们的努力， 在民航使用单位的大力配合下， 我们严格遵循美国麦道公司的管理程序， 最终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88年5月， 在我离开上海时， 已交付了7架飞机， 是第一个合同25架的约1/4。经济效益也很好， 各方面都已步入正轨， 按原定计划离开上海回到北京， 又开始抓全部的生产工作。在上海5个季度的工作， 对我本人也有深刻的教益， 对企业管理工作重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么大的民用客机， 麦道公司敢在异地生产， 依靠的主要是他们公司的一套确保生产产品质量以及符合适航管理要求的管理程序， 并加以中国化， 藉此才能确保质量地完成任务。美国麦道公司是这样干的， 若干年后， 欧洲空客公司在天津也是照此办理。天津在干航空产品的条件上显然比上海要差许多， 但是照样取得了成功， 其关键也是实施航空工业确保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以及整套管理模式， 在空客公司的严格管理下， 加上足够的专家指导， 因此取得了成功。当然我国航空工业的真正起飞不能依靠此类办法。如今， 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的完全独立自主、自行设计研制的C919大型民用客机研制生产已在迅猛展开， 当然其难度要大得多， 但我们完全相信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在2016年首飞成功， 这更显示着我国航空人的创造力， 新一代人的理想和老一代人的期望一定能够实现。
好戏连台， 我国新一代战斗机的上天标志我国航空工业已跻身世界航空强国之列。在经济实力上中国航空工业亦已跻身世界500强之中。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事。我们这些离退休人员听了很兴奋， 脸上也很有光彩呀！ 祝中国航空工业鹏程万里！
科学民主决策的典范
———“太行”发动机艰难决策历程回顾
王祖浒
决策正确与否事关事业的成败， 工业部门或者企业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属于重大决策的范畴， 由于决策失误而导致重大损失甚至倒闭的事例并不少见。中央再三告诫我们要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但是， 领导者要在内部意见分歧、外界多方影响的现实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并非易事。回顾航空工业的重要产品———“太行”发动机 （简称“太行”） 艰难而正确的决策过程， 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严峻的挑战
10年“文化大革命”使航空工业遭到巨大破坏， 发动机尤为严重： 质量事故不断、科研进展缓慢、空军主力涡喷6的翻修寿命降到25h， 第二代的涡喷7试制迟迟不能定型， 成万台涡喷6提前返厂排故翻修， 引进的斯贝发动机又因内部意见分歧进展缓慢， 910机也因歼9下马而中途停止。而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装备第三代战斗机使用的推重比8一级的第三代涡扇发动机如F-100、F-404、RB． 199等， 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形势十分严峻。
粉碎“四人帮”以后， 吕东部长主持三机部工作， 拨乱反正， 在大力整顿产品质量的同时， 抓紧“两7两8”（歼7、歼8、运7、运8） 定型和斯贝发动机的试制， 同时开展涡喷13和涡喷14的研发工作， 但这些发动机均属于第二代。
为了加快空军现代化的进程， 中央决定开始研发第三代战斗机———新歼 （即歼10 ） ， 发动机怎么办？ 成为当时决策最大的难题。部党组指示发动机局提出方案， 供党组讨论。
科学、民主的决策
20世纪70年代末期， 中苏关系紧张， 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先进发动机技术， 引进无望。当时国内只有3种可能方案：
第一方案是仿制涡喷15， 这一方案最现实。涡喷15是苏联米格-23用的发动机P-29-300， 推力12500kgf？[1]， 可以满足新歼要求。国内仓库存有中航技贸易进口的4台完整的发动机， 410厂正在为中东国家修理该型产品， 技术上驾轻就熟。测绘仿制成功把握较大， 因而呼声最高。但其主要不足是技术已经落后， 属于第二代涡喷发动机， 重量大、油耗高、推重比只有6．5。虽在推力上可以满足新歼要求， 但从长远看不能发挥飞机的优越性能。特别是仿制， 主要工作量在工厂，606所得不到锻炼， 走不上自主研发的道路， 将使我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第二方案是在624所高推重比发动机预研的基础上自主研发全新的第三代发动机， 优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缺点是预研项目刚刚开始没有技术基础， 624所也缺乏设计经验。这一方案周期太长， 风险太大， 不能满足飞机的要求。同时高推重比预研的目标是7500 kgf级的中等推力发动机， 而新歼的要求是单发大推力发动机， 所以这一方案不可行。
第三方案是由410厂程华明总经理和606所宋殿奎所长共同提出的“太行”方案。就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立足国内， 部分利用国外成熟的核心机技术和606所的部件技术基础， 自主研发一种第三代的大推力加力式涡扇发动机。其优点： 一是打基础上水平，得到一种先进的发动机， 既可满足飞机的要求， 又可使发动机行业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 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可使606所得到自主研发先进发动机的锻炼， 培养提高技术干部。三是通过先进核心机的研发可以一机多用、系列发展， 满足多种飞机及工业和舰船动力需要， 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四是这一方案虽有一定技术风险， 但成功的把握较大，特别是410厂和606所的意见一致， 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发动机局经过分析对比坚定地支持第三方案， 并向部党组提出报告。部党组经过讨论，除一位主管预研的副部长外， 都赞成“太行”方案， 吕部长委托段副部长做工作。段副部长找我和王南寿同志了解情况后， 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发动机行业专家座谈会， 取得了共识。这一方案也得到了国防工办的支持， 我和李志广同志到国防工办汇报时， 叶正大副主任说得好：“这是花小钱办大事， 希望把这一事情办好。”
为了实现民主化决策， 部科技委于1983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发动机专业组会议， 专门讨论新歼的发动机方案。与会代表在涡喷15、“太行”、斯贝改型和910改型4个机型中就技术水平、风险、经费、研发周期等7个方面进行评估打分， 结果“太行”以压倒多数获胜。
与此同时， 中国科学院师昌绪院士和冶金部军工办高良副主任两位人大代表联名向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总理提出建议，“以 ‘太行’ 为基础， 一机多用， 发展一个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系列带动一片， 把我国航空工业搞上去”。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召集我和李志广同志研究讨论， 一致同意以“太行”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综合工程系列发展， 并以办公室的名义征求国防工办意见后报赵总理。
航空工业部正式向国防科工委、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以 ‘太行’ 技术为基础进行综合工程开发的建议”的请示报告， 提出研发经费4亿元， 周期8年， 形势大好。
风云突变，“太行”将胎死腹中
正当“太行”方案顺利进展之时， 1984年1月部科技委在涿州召开新歼及其发动机的方案论证会， 得悉与新歼有关的一位外国专家说涡喷15可以满足新歼要求的意见后， 使用部门要求仿制涡喷15 ， 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当时空军的一位领导批评“太行”方案是航空工业部好高骛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