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文件的时候，取出的订书针稀稀落落的，散摊在桌子上，少一个承载废物的筐，它们就显得失魂落魄。
其实差的东西还多着，比如文件柜。文件们早已排列在盒了，却缺乏上架的案，仿佛冬天摸不着鞋的脚，也像吊在嗓子眼儿的心，终归没有一个温暖的去处。
奶奶拉着我，走进柴棚里，抚摸着锈红色的棺材，说：“小玉，看，我什么都不缺了，这是你爸给我置下的，都搁了二十多年了。”10月23日的下午，78岁的奶奶摩梭着那个红色的容器，就像摩梭着我的手一样。
它与我的区别也许仅仅在于神经感应灵敏度的不同，然而，它比我更像奶奶的亲人。奶奶看见我，是久别重逢喜极而泣，奶奶看见它，却是清晨的炊烟晚间的炉火；我挂在奶奶的心尖儿上，它沉默在奶奶的日常起居里。
七年没有回老屋看奶奶了，路遇的那个堂姐说：“哟，小玉过着神仙生活，把老家都忘了。”但奶奶不这么看。她把我拽到柴棚的左角，那里有8堆干枯的玉米穗，其中7堆差不多大小，另一堆却少一些，她说，小玉一天不回，她就一天放一个穗子，看，昨天已经是第2922天了。我被这道题给难住了，闰年、大月、小月，足够我拿着笔摁着计算器计算好久，可是，连钱都不认识的奶奶，却精确无比地给出了答案。“我晓得，小玉在城里的生活也很不容易，还要赶回来看我。”对于我的城市生活，奶奶有着清醒的认知，在她的眼里，并非天上弹指一挥人间就千年，当我被笼络于城市的声色时，奶奶正在柴棚里，为我摆着玉米穗，一个，一个，又一个……
手机骤响，摇醒了这个崭新而空敞的办公室。是的，办公室还差很多装备，吸纳不了这破空而来的声音：同学要我去帮他算账，他在工作之余创办了一个幼儿园，经营了三个多月，却把账记混了，弄不清自己到底投资了多少。
把点染着赭色竹叶的窗帘放下。下楼。我走向喧嚷的城市大道。
为什么要在霜降的那一天回老家去看奶奶呢？车水马龙中，在走向同学的路上，我仍然觉得恍惚。
依稀记得是头天下午二叔打了电话来，说奶奶病重。为什么不在当天赶回去，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走？这个节气回去看奶奶也许真是个不祥的预兆。
堂叔说：“好好用药，争取让幺婶活过这个冬天吧。”堂叔是个乡间医生，远近闻名。为什么冬天就成了一道坎儿？果真，我宁愿缺失今年这个冬季。
一直以为奶奶不会生病。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奶奶就经常咳嗽，有时她会咳嗽很长时间。咳的声音不大，但尾音很长，绵长而柔韧。我在使用一次性面膜帖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奶奶的咳嗽：克制的，压缩的，被咳嗽的因子浸泡而饱满的。另一个更长期陪伴她的习惯是耳聋。这两种状态我称它为习惯，是因为整个杨家湾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就是疾病。
除了笑声爽朗而清脆，奶奶说话时总是轻言细语，这完全不像一个耳聋者的语言习惯。那天，我大喊“奶奶”时，她被惊动了，欢快地笑着，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迎向我。她的泪水在笑纹里打着一个又一个的旋儿，嘴里却细声细气地念叨着：“小玉回来啦，多好。”她就站在地上那层绵密的梨树叶上。
叶片不时往下落着，太阳就斜挂在她的身后。
包裹着她的整个身子的太阳，正被无数的泪水包裹着，不断地从她的脸上淌下。她的脸红红的，亮亮的，吹弹可破，她用粗糙的手反复揉搓着我的手，说：“这几天好多了，肿也消了不少。”我不能再像儿时那样抚摸她的脸，甚至连抬手的动作也不敢。
我拥着她，大声地解释我远在另一个城市的父母要滞后几天才能回来的原因。也不知她听清没有，只见一个劲儿地点头，重复着：“小玉回来了，多好。”
她一直叫我的小名。如果在我居住的城市里，也能够不时听到有人轻声唤我的小名，那该是怎样的感觉？
市声却像尘埃一样，无孔不入，它们从四面八方撞击着我的身体。如果奶奶走在我的身旁，她会乐呵呵地笑，多么漂亮的城市——让人应接不暇、无声地流动着的五颜六色啊。
奶奶把爷爷称为“老爷子”，称我父亲为“大石”，称二叔为“二柱”，这些名字都是她的专利，只有大姑和幺爹，她才称呼他们的大名。从嫁给爷爷开始，她就一直这么固执地叫着。这些称呼，特别是“老爷子”，她肯定认真地琢磨过、谨慎地选择过，怎样融入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为此，奶奶处心积虑。因为用现在流行语来讲，她在正式走进我家前，曾经与爷爷试过婚。这是我根据父亲所言“之前，她隔三差五地来”这句话作出的判断。
奶奶比我爷爷小12岁，比爷爷的长子——我的父亲大15岁，踏进我家的门坎儿时，应该是在她22岁的那年。我之所以不能肯定她出现在我家的时间，是因为连爷爷也记不清她正式住下的具体日期了。
大街上人来人往，行走着匆匆忙忙的个体，可谁又知道，这些个体之间，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我办公室装修的那个小工，因为摩托车违章，被交警扣罚。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喜不自胜地告诉我：“哼，还想找我的麻烦，老大一个电话，就解决了。”这个湖南籍的汉子现在正在给我的另一间办公室钉踢脚线。
风在灰白的天空中横行无忌，白昼之下，又暗藏着多少看不清的网络？
而我的奶奶，却编织了一张另类的网。
父亲说：“之前，她隔三差五地来，从那个冬天开始，她就一直住下了。”在隔三差五地来的间隙里，她用自己种的蓖麻纺线，搓成细绳，给我的爷爷、9岁的父亲、7岁的大姑，5岁的二叔，2岁半的小叔纳布鞋。她搓麻绳的情景，几乎充斥了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那些秋雨绵绵的下午或者被火苗映红的有雪的冬日，她会顺手从火塘里舀出一瓢灰，倒进麻线里一起煮沸，再捞起，用清水冲洗干净，于是搓麻绳正式开始。这也标志着我最快乐的时刻到来了，我知道，奶奶就是那个圣诞老人，她把礼物都藏在火塘里了：焦黄的秋玉米棒、红薯、土豆，运气好，还会有烤花生和烤鸡蛋。
她把裤腿卷到大腿的上半部，把每根麻线分成均匀的两股，在大腿上搓。搓完一根就做个活结，系在椅背上，由我来数。搓完10根左右时，她的腿开始发红，等打上第50个结，她瘦瘦的右腿就红通通的了，像火塘里的火炭。她说，爷爷的一双布鞋，要耗费7根半麻绳：纳鞋底用6根，上鞋帮用1根半。
这些情景构成了我上小学前的数学教材，那些数字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比我以后使用算盘这种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忆各种数字时，来得更为精确和牢固。
这种记忆是属于我和奶奶之间的秘密。麻绳只不过是行走在时间之巷的步履声，真正躲藏在脚印里的温暖，是后来我在城市的楼房里，在某些秋天或冬天的日子里偶尔涌起的渴望。所以，我坚信，奶奶是有蓄谋的，当她看到一群年幼的孩子时，她就用她的爱心筑起了坚固的坝，用麻绳织成了结实的网，用布鞋拴牢了一个家庭风雨飘摇的脚步。
父亲又说：“那天下着雪，她背了一捆柴进来，我们都坐在火塘边，家里柴不多，她把柴加进去，火苗烧得高高的。”我猜想奶奶走进门的时候，首先是放下了那捆边走边拾来的柴禾。父亲说这话时有种憧憬式的迷醉，这是奶奶留给一个打着赤脚坐在火塘边的九岁孩子最为深刻的印象：“那时火已经快熄了，她趴下来吹。”关于这一天，父亲比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有着更为清晰的记忆。
事实上，父亲极有可能忽略掉了两个细节：一是奶奶手里还牵着我那个张姓的小姑，那时她5岁；二是奶奶从老红色的大方巾上抖下了一地的雪花，那个大方巾是她唯一的嫁妆，独立在她被蓝黑的对襟棉袄的包裹之上，是她积攒的记忆的凭据。
这两个细节是我后来的揣想。我根据亲人们零碎的口述组合了这样的情形，而且，凭我和奶奶之间一些无需言说的暗语，我相信我的这种推测应该是切合实际的。
关于小姑姑，在我出生前，她就出嫁了。她极少回娘家，但她家距奶奶家只不过十几里路。在她去世的前两年，她倒是频繁地回来了。母亲说，是因为姑父见她病重，就把她往娘家赶。那段时间，她有时会在奶奶家住上好几个星期，母亲也会把她接到我家呆上几天。她总是气短的样子，一个普通的长句，她得分成好几段说完。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病，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问谁。有一次，我打闹够了，风一样撞进奶奶家喝水，进门就见她们俩在抹眼泪，奶奶说：“当初说了你不听，现在可好，嫁错了人可是一辈子的事。”不久之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奶奶家吃饭，有个人风风火火地跑进来，火急火燎地喊：“中兰去了。”
奶奶手里的锅铲当即就掉在了地上。那年小姑姑35岁，奶奶不到52岁。从此，她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血缘关系，就只剩从她9岁起，就再也未曾见过面的弟弟了。
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爷，从奶奶家被一场洪水冲散之后，就不知被谁捡到并收养了。这是奶奶对我说的，她坚信她的弟弟还活着：“邻居们说过，一直没找到你舅爷。”到我家后，奶奶每年总会回到河边那个跨蹋的房子前，拔掉荒草，清理出院场，然后，提上做好的饭菜，去屋后不远处给她的父母上坟。“你舅爷肯定回来过，只是我运气不好，没有碰见他。”她说：“他穿着白色粗麻短袖。”
简直是糟透了，这件白色的外套怎会如此醒目？在同学的办公室里，他们都盯着我，仿佛我把满世界的冷气都带进去了。我真是愚蠢，在这冷嗖嗖的空气里，穿上这样一个雪白的短外套，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一件衣服可不可以穿遍春夏秋冬？又有什么是永恒的？那个舅爷，在奶奶的记忆里，就永远穿着白色粗麻短袖衫，永远缺着一颗门牙，永远是7岁的小小男子汉。
那是她的母亲自己种的麻自己织的布自己缝的衣，奶奶也穿着白色粗麻短袖，她被浑浊的水浸泡着。一个放牛的老人捞起了那具被白色紧裹着的小小身躯，把她倒提着抖动。水从她的鼻子与口腔里流出来，带着沉重的腥味。一起捞上来的还有那个老红色的方巾，老人看见它尾随在奶奶身后，就毫不犹豫地让它也停止了漂泊。
“我的耳朵就听不大明白啦，但是我留下了念想。”奶奶说。那次我和小伙伴们在老屋里捉迷藏，找不到蒙眼的布，看见它方方正正地摆在奶奶的枕头边，就顺手拿走了。奶奶挑着一担水进来，一把从我的脸上扯下来，说：“我另外给你们找一块布去，这个方巾不能用。”我不同意，大哭。爷爷从外面进来，大吼：“不能用就是不能用，这是你奶奶的嫁妆！”
同学的幼儿园从创办伊始至今，已经投资17.2万元了，除去开办费，他的经营亏损是4万多。我突然觉得烦躁不堪，我想离开。奶奶的嫁妆值多少钱？
那个方巾如果真是她的嫁妆，那么装满的就是她关于血缘的念想。我算得清么？血缘本身以及扩张着的血缘之亲，残缺着，破损着，却分明沉甸甸地缀在奶奶每一根神经的枝梢。
红方巾伴着她做了老人的童养媳。从被抱进那个陌生的家开始，老人就告诉奶奶：“你就是我的儿媳妇了。”奶奶不知道“儿媳妇”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老人是她的救命恩人。
奶奶13岁时死了救命恩人，17岁的那年冬天生下小姑姑，21岁时死了第一个丈夫。这是她在搓麻绳时，零零散散提及的。“你爷爷有三个媳妇呢。”她说。“你的亲奶奶在你爸9岁的时候就去了，肚子疼去的；你的第二个奶奶来了没多久，就被你爷爷赶走了，她太脏，不收拾，好吃懒做。”她的叙述不时被我打断，因为我经受不住那些红薯与土豆们烤香的诱惑，总是不停地要她翻看“熟了没有”。
“你爷爷只好从学堂里回来了，家里这么一窝小孩，搁谁也扛不动啊。当惯了老师，当然做不好农活儿，割的草东一根西一根的，从来不拢堆，要让别人去收半天呢，还动不动要我给他挑手上的刺儿，第一天下地，还把黄豆苗当稗草薅掉了。”奶奶的两个酒窝儿深深地漾开了去，满脸遮不住的光辉。
天太暗了。回到办公室，灯光正在我总是倚着的那扇窗玻璃里深情款款。奶奶如果瞧见了，会伸手关掉灯，说：“小玉，别这么浪费。”
光明与黑暗果真就像正与负的两极，是彼此瞧不顺眼儿的永世夫妻，黑愈深，光愈强，没有黑的接纳，就没有光的位置，没有光的诞生，也就所无谓黑的存在。那个锈红色的棺材，被柴棚容纳，总是能够照亮奶奶的双眼——是她温暖的巢窠，更是我们一个可以挽留的现在。可突然之间，它不想呆在柴棚了，它要撕破我人生里原有的构成，拆卸被它瞧中的有机体，它要走向更为浓黑的泥层之下。
而那颗从生理上已经衰竭的心，还有能力容纳些什么？“不，要是你爷爷先躺进去就好，我走了，他吃不好也睡不好……跟你爸说，到了那一天，如果来不及回来就不回来，那么远，又累人又花钱。你们也一样，不用回来了，公家的事可耽搁不得，这回都看见了，奶奶高兴哩。”
我的眼睛一定有了问题，怎么这世上到处都充斥着容器，到处都是容器状的物体？互为容器的事物都免不了一个归纳么？甚或包括容器本身？
这扇临街的窗，也是一个容器，它是一个取景框，容纳并规定着我的视线：窗外是法国梧桐树，一棵又一棵，树上的叶片在扑向大地，大地上的叶片在找寻方向——多么热闹而繁忙的景象！
卡夫卡讲述道：“有的人生活寂寞，到处找闲人聊天。他们留心白天的长短，气候的变化，关注职业和诸如此类情况的发展，他们见到随便什么人，都毫不犹豫地拉着他们的胳膊聊起来。他们多半在临街的窗前进行这些活动；没这临街的窗，他们呆不了多久。他们似乎一无所求，只是疲倦地将眼睛在天上人间上下转悠，朝他们的窗墙走去。他们不愿意，而且事实上也很少往后看，下面的马车和马车的喧闹来了，才终于将他们拉入人类的和谐之中。”这么说，我是生病了，我渴望找些“闲人聊天”或者关心气候的变化，我的思想总想坠入与容器无关的的生活，但我的行动却一片灰败，就连马车和马车的喧闹也无法将我拉入到和谐之中。
我只看得见容器。我是那么地惧怕瞻前与顾后，生命中一些不可把握的事情是如此强大，它们淹没了我。
倚着这扇临街的窗，我看见雨正在落下。
冬天已经伸开了它的手指！大地呵，能否闩好你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