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寄《满江红》：十载耕耘，铸品质，更铸辉煌。回首处，豪情似浪，壮志如钢。滂沱之中天作伞，力竭以后地为床。争朝夕，凭一腔热血，满胸膛。
过运河，穿钱塘；上高速，下民房。教苏白二堤，自惭相望。土中堡垒迎胜友，地下长龙通四方。待十月，看满城金桂，分外香！
——杭州地铁人语录·徐寅
1
张金荣特别强调地对笔者说，在新侨饭店参加完考试之后，他就是在西湖边坐了一个晚上。他没有去住宾馆，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坐车回桐乡老家去了。
请注意，在后面的叙述中，笔者会经常出现“XXX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句式，这不是因为习惯，而是必须。
这是2002年的9月的一天，这一夜的西湖一定还是平静的，这种平静恰好反衬出张金荣内心的波澜。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乍一眼看到西湖，眼睛就移不开去了。这个把家安在兰州的浙江人，当得知杭州要造地铁要招人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不过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张金荣当时正在上海地铁做工程。上海到杭州，他几乎不用打掩护就来了，而且借口也很成立，要回老家桐乡看看父母。
像张金荣这样悄悄来报名考试的，后来成为同事成为杭州地铁骨干的，就有唐志侬、李辉煌、李继宏、黄先锋、王德仁、汝荣明等，现在他们都是地铁集团各部的部长和副总工级别的。
而且巧的是，他们大多跟张金荣一样都是悄悄从上海地铁工地赶过来的，有的是下了班，甚至是坐午夜的列车到杭州来的。那是一个周六。他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暗渡陈仓了。那个时候，他们都属于铁道部系统的，他们坐火车是有一张通行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能被录取，那也不能让原单位知道吧，他们在原单位大小都已是总工、副总工级别的领导。自己要动，但又要不被人知道，至少要装作很顾全大局吧。其实也不是“装作”，而是真的顾全大局，当时这些部长都在施工单位或车辆厂任职，不说是一面旗帜吧，可至少是单位的一块重砖呀，所以只能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只带走一只矿泉水瓶。
当然也有其他方式过来的，比如张建根，一开始是以专家顾问的身份被邀请来考察杭州地铁的，结果一眼就相中了杭州。都是做地铁，以前做工程，是施工单位，是以运动员的身份；现在是做甲方做业主，至少是举办方和裁判员的身份吧。这个区别大了。
杭州新侨饭店。这里以前是市委市政府的招待所，叫解放路招待所。
那一天的笔试，是从几千人的报名队伍中初选出来的，几乎是按照十比一的比例，也就是说参加考试的就有400多人。这400多人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之外，因为那个时候的浙江和地铁，还浑身浑脑不搭界的。只有像汝荣明这样的本地人，原来就在杭州的设计院里工作，只不过不做设计而做经营管理了，所以后来便来应聘经管的岗位了。
而像张金荣这样的浙江籍游子，逮到这个机会能回来，这自然是天赐良机啊。这些游子的理由或许更充分一些，比较正面的讲，要为家乡建设来做贡献；比较文化的讲，那是要叶落归根，虽然那时他们都才30岁左右，还远远谈不上是叶落，他们是要来开花结果，是要让白纸上最新最美的图画成为现实。
像现任副总工兼运营公司总经理的唐志侬，当年几乎是以少年大学生的身份考出杭州去的，他在杭一中（即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才读了一年高中就考上大学了。他学的是机车专业，后来一直在武汉车辆厂工作。
夜深了，坐在西湖边椅子上的张金荣内心还是有一点纠结的，他在想着白天考试的事情。第一他没想到新侨饭店的桂宫里会有那么多人，一眼望去总有一百四五十号人，而且据说还有两个考场的。更令他没想到的是，那个管人事的泮红竟然把他的志愿给改掉了，他本来报的岗位是分管土建工程的副总工。招聘启事明明写着要招这个岗位的，所以他才填报的呀，没想到泮红没跟他商量就把他的志愿改成了设计部副部长和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这两个职位，连准考证都给改了。张金荣心想如果是这两个岗位，那我才不来了呢。就这样他一拿到准考证就当着泮红的面顶真了起来，其实泮红他以前也从不认识，也知道她这样改是为自己好，因为副总工这个职位参加报考的人就有几十个，但张金荣心想我自己是最适合这个位子的，因为好多来报这个位子的人他也都听说过，凭资历什么的，应该是自己能够胜任的，除非他们后面有手脚……
结果是泮红只好临时手写了一张准考证，让他走进了“副总工”的考场。
就这样一个小插曲，让张金荣想起来还是有点纠结的，这说明什么呢，喜欢分析的他就想到，这一是说明竞争还真是很激烈，二是说明杭州地铁真的是要人的，虽然他们擅自改了自己的志愿，但这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吗？
就这样一个小插曲，笔者在落笔时也是有过犹豫的，在前面的几次修改中都删除了，因为是怕会影响到张金荣，好像有人会以为张金荣“太要”了，但笔者不这么看，如果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一个知识分子连这点“架子”和底气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悲哀呢。
第二天天一亮，张金荣就坐上了回桐乡的班车，大概是到下午的时候就接到了通知，说第二天就要到杭州来参加面试，就这样他在家里只呆了一天。
后来的事情证明了他的坚持是对的，更是证明了杭州地铁的求贤若渴，因为后来还是泮红，一个人跑到了兰州要去调他，但吃的却是闭门羹。而这样的闭门羹泮红则是从兰州吃到武汉，就好像从兰州拉面一直吃到武汉的热干面，就这么一路吃过来，都是没有二话好说的。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城里开车吃到红灯一样，红灯在几十秒、最多在两分种之后还会跳成绿灯，可是关于人才调动的事情，这只红灯如果一旦吃牢，那可能就是几年啊，杭州地铁2002年招进来的那一批中层干部，有好多一直到2008、2009年才办好了一切手续，包括养老保险、组织关系等等。但是好在这批人才是铁了心的要到杭州来了，所以也一直是“红灯”照我去战斗的。
谈起那一段往事，作为亲历者的泮红说，这也是她职场经历中一次最大的磨炼，虽然她年纪轻轻就做人事工作了，但真正碰到大场面或者后来独当一面的，还就是调到地铁来之后的这次大招聘。这是经过市委批准，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亲自抓的一件大事，而当时具体做人事工作的可以说就她一根独苗，其他人员都是临时来指导或帮忙性质的。泮红说吃闭门羹也是正常，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何况自己是在为地铁而吃，又不是为自己的私事。
2
黄先锋的故事还颇有点一波三折的。对于黄先锋，笔者可以这么说吧，如果刚好有ABCD四人围着打麻将，问，四人中谁最有可能是搞设计的，那么回答一定是黄先锋，因为他有特征，这个特征不一定说戴眼镜什么的，反正他的坐姿、他说话的腔调等，让人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他可能比沈林冲小个六七岁的样子，一样的瘦且文雅，说话也都是不紧不慢的，这倒是“工科男”的一些特征吧。
黄先锋是浙江浦江人，1986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学的是桥梁工程隧道专业，被分配到位于天津的铁三院工作。从毕业不愁工作这一点上来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还真有点天之骄子的味道，物以稀为贵嘛，只是从浙江出去学隧道专业这一批人，一般不太有可能分回到浙江的，因为我们本来就缺这一块，正如你学石油的，但浙江如果没有油井可开发，那就只能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了。
从1990年开始，黄先锋涉足地铁，当时是在北京地铁，然后就一路漂泊，从北京到天津，然后到大连，再是去日本地铁工作两年，回来后又做深圳和上海地铁。
有一天黄先锋的部下拿着一张《光明日报》来给他看，说你老家要造地铁了，他们在招人呢！
是啊，人在外面漂，怎能不想家呢？
就这样，黄先锋在网上报了名，他的想法很简单，试试看嘛，当时报的岗位是设计部副部长。当时各部招的都是副职，其想法就是不要一下子太满了。
然后就是在上海开会开到半夜之后，坐夜车悄悄地来到杭州。当时铁三院在杭州还有个办事处，办事处的人那天就在新侨饭店门口瞄人，硬是没有瞄上黄先锋。是黄先锋易容或化妆了吗？没有。只是他比较低调、比较善于保护自己而已。而黄却在考场上看到了好几位同事。有趣的是，办事处的人还请铁三院来参加考试的人吃了个饭，这其中也是没有黄先锋，因为他们压根儿没发现他也来了。
面试的情况也同前一幕似的如出一辙。不是说黄先锋有意要坐夜车到杭州来，现实情况的确是开会到半夜，所以他就这样悄悄地来、悄悄地去，除了几个好友，没有人知道他来参加杭州地铁的应聘了。
也许因为谍战剧看多了，笔者后来发现，黄先锋蛮有情报处长的潜质的，面似且神似。
但是面试之后黄先锋却被涮下来了，原因是主考官知道他是负责上海9号线的设计师，而这个主考官的身份是当时中国地铁圈内惟一的一个大师。中国大师有很多，因为人口多且自封和炒作的多，但那位先生在地铁确实是有口碑的。大师抛出了一个难题给黄先锋，这个难题照理说很好解决，但却把黄给拌倒了。原来上海那个9号线，有两个车站间距很大，按照国内的规范，一个洞里如果有两个车开的话，中间一定要设立一个通风井的，这是我们国内的设计规定，但是9号线又是申通公司委托港铁管理的，而在设计时港铁是坚决不要通风井的，一开始黄先锋也坚决不干，因为这个不符合规范、不符合安全规定，但是没办法，屁股指挥脑袋，当时他是乙方，那就只能听甲方业主的，虽然也做了书面的备忘录，但最后你做设计，谁给钱就得听谁的呀……于是大师就这样劈头盖脑地把黄先锋批了一通，让他在面试场上是有点灰头土脸的，他最后只是恳请大师不要把他到杭州来应聘的事情说出去。
那么一开始黄先锋没有被录取，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这当然跟他在上海9号线设计上的“妥协”是有关系的。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手下有一位设计人员反倒要被录取出任设计部的副部长。
这个滋味可能有点酸酸的，当然黄先锋是没有说，是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先锋之腹的。黄先锋最终跟杭州地铁有缘，还是那被录取的人因种种原因没有来，最后那个人跟杭州地铁说起了黄先锋，说你们踏破铁鞋，为什么不要黄先锋呢？然后地铁这边又重新审核了黄的材料，是啊，1990年就开始做地铁了，而且还在日本做过两年，且不是读书，而是直接跟日本人在一起做工程。就这样阴差阳错的，黄先锋来到了杭州地铁，他说好在上海的房子只交了预付款，没有交首付，否则也不可能来了。
孔雀东南飞，人才飞杭州。每只孔雀飞到杭州，都有故事。黄先锋先是写请调报告，写了三个月没人搭理他，这等于是逼他写辞职报告。辞呈递上去了，照样没人搭理。很可能单位的领导都以为黄先锋这又是撒撒娇而已，知识分子嘛，有时就喜欢梳梳羽毛翘翘尾巴的，当时我们有的人事部门就是这样，不搭理是最凶的，就当你没这个人没这个事，就想你有一天心一软或者信心被摧垮拖垮了。就这样嗯嗯啊啊拖了大概有半年。最后黄先锋没办法了，再拖着就是没趣了，人家以为你又要提什么条件了，于是只好咬咬牙到杭州来了。
接着原单位便给下了一个“未经同意，擅离工作岗位”，“撤销上海分院总工程师职务，停发工资”的通知。
这个时候的黄先锋，是铁了心的要来杭州了。在哪里都是做地铁，那么离家乡近一点，这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理由吗？
只是一开始的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是租房子住的，所以他一开始连家具都没有买，就是买了一席梦思，直接铺在地板上，就这样睡了一两年，直到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了杭州，直到分到了安居房。
3
杭州筑巢引凤，人才是要孔雀东南飞了，但等待能让孔雀住的巢却还没有搭好。这等于让这些孔雀们一下子又回到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黄先锋就睡了几年地铺，更多的是打了多年的游击，因为那时的中介不像今天那样满大街都是，那时还是中介租房的初级阶段，许多做法很不规范的。这些人才人生地不熟的，被中介骗了钱的事情也都有，而妻子孩子来了之后，一地鸡毛的事情更是一大堆。也许这批人中唐志侬感觉会好一些，因为他是杭州人，他一开始还是可以住到父母家的，这同时也可尽一下孝，因为父亲身体已经不如以前了，平时都是靠弟弟在照顾的呢。
说到这次招聘，全国来报名的也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基本都是做地铁工程的，都是四海为家的，而且都有了几年或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年纪也刚好是中青年，资历、经验、精力等都是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杭州发出邀请，那自然是一呼百应，因为说白了，谁都有家有孩子，谁不想安居乐业呢，而做地铁工程，乐业可以算得上，因为他们都算是比较专业对口，后来又都赶上了地铁和高铁时代。但做工程要想安居是远远达不到的。像当时来应聘工程部长一职的王德仁，老家是在南京，他当时的工作是在合肥的中铁四局，合肥和南京那还不远吧，但他是做工程的，那就是工程做到哪里，他人必须到哪里啊，拨拨手指头一算，如果按照大区算，那就是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这些地方他都去做过的。其实不光是王德仁，张建根、李辉煌、李继宏，他们哪个不是这样的呢，因为在有地铁之前是做高速公路，也有做铁路的，有的是桥梁隧道，那不都是走南闯北，要拖家带口的吗？不是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吗，这些工程师的孩子也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的，不要说进重点学校了，能有个书读都算不错了，想起这一点，他们都很感激杭州地铁的。因为自己的困难还是好解决的，难的是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虽然作为人才政策，有些纸上的条文明明是写着的，但真要执行起来就是难上加难的，如果真的拿着文件去，说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引进的，你们帮着解决读书问题吧，这就是书呆子气十足了。怎么办呢，好在我们不都讲个人情人脉吗，不都有上级下级老同学老朋友吗，本来好像是公事公办的事情，但你必须通过私人的交情去润滑去松动去交际才行，这就是国情这就是现实，哪一个城市都概莫能外，不管你造不造地铁。
去车站接、帮着找中介租房、帮着联系学校，泮红当年就是在忙着这些事情，那更忙的当然就是一把手周和根了，因为他毕竟是老杭州了，也在“官场”上呆了这么多年，有人脉积淀呀。以前自己的事情都不太求人的，现在为了地铁，只能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了。
总算是排除万难了，人才接二连三的一个一个到位了，但没想到接下去更严峻的事情出来了：你杭州要这些人才好啊，但他们既然是人才，那肯定是在原来的单位里就是啊，他们又没出问题怎么可以随便离开呢，而且按照组织一惯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成为人才，成为各条线上独当一面的专家，那不也都是原单位的组织培养的结果吗？那现在你们要拍拍屁股走人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
往往这个时候，“老九”就不能走了！
是的，10年前，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思路还是比比皆是的，何况这些人才的所在单位都是大国企都还是铁饭碗，虽然也已经半推半就地进入市场化，因为当时的国家基础设施也都搞招投标了，但观念毕竟还是“铁老大”的观念啊，所以泮红的到处吃闭门羹也就不奇怪了。好在女士跟男士相比，其耐性和韧性更好一些，有人说女士不是更要面子吗，我把热面孔贴给你，你给我看冷屁股，那我也拍屁股走人吧。不，泮红不，你今天让我吃闭门羹，我明天一大早就在办公室门口等你，我现在也明白了，我先不指望你给我开调令啦调档案啦签字盖章啦，你就说一句吧，张金荣这个人怎么样，这样的金口你总要开的吧？
就这样，泮红在人家老总的门口堵着，她说你愿不愿意放是一回事，你告诉我这个人怎么样，老总说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我们不可能放的……那就好了嘛，现在我不就要这句话吗？
泮红的这一招，倒还算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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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是杭州地铁真的求贤若渴，或许张金荣、黄先锋们也就是在单位撒一下娇又缩回去了。要知道2002年的那一次招聘，光是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广告费，大约就花去了100万。当时的100万，不就等于今天的1000万吗？还包括新浪、网易、中华英才网等都登了广告。要知道那个时候真正在做地铁的城市还是屈指可数，可以说我们杭州是起得比较早的一个，是除京沪粤之外，差不多可以和深圳同步，也就是说可以争争老四的位子了，哪像今天，全国在造地铁的城市差不多过了20个，这就是起大早赶了个晚集，这方面的事情容后面再慢慢絮叨。
此时的杭州像一块磁铁，它的磁场足够强大，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而且在泮红的印象里，当时杭州开出的政策好像也并没有承诺多少物质待遇的，只是说十万火急，最好马上能到位，因为当时的说法是1号线马上要开工，2005年就要通车的呢。至于说工资，其实每个人都清楚，做工程虽然辛苦，但钱还是可以多赚一点的。现在你是管理单位，是甲方是业主单位了，那拿的就是死工资了，当时的说法是参照同级公务员的水平，要知道，10年前公务员的薪水是不高的，至于说房子嘛，是说会解决住房问题的，但也没有完全承诺的。一开始他们只好租房子住的，而且妻子和孩子也是不可能一下子过来的。
现在看来，招聘人才所带来的困难还真是不少，且有的很难解决。比如说你是党员，但人家关系不给你转，你怎么证明你是党员呢，有人说那总有党员证吧，但如果这证又一下子找不到了呢？档案没有，养老保险怎么续上呢？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一大堆呢。为此杭州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劳动局和地铁公司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真的是解放思想了，当时的政策就是，档案过不来的，就重新建新档案，一切就从现在算起，而且不影响你今后的出国啦提干啦，只要你在退休之前把以前的证明拿来就好了。
这等于是给每个人才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那么以前的，你只要有一点点证明，比如你刚好有个脸盆，有个搪瓷茶杯，上面写着奖给先进工作者王德仁、奖给优秀党员张金荣之类的，那就OK了，这就是证明呀！当时杭州的想法很简单，什么叫人才？唯我是用就是人才呀。好在每个人都存着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还有技术职称证书之类的，原件都保存在自己手上的，且也保存得好好的，工资那就按照你现在的职位靠嘛，你地铁公司是个正局级单位，那你是副部长、部长的，就按副处、正处的标准靠嘛，这么一来不算万事大吉，但也人人理解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由此可见，杭州为地铁人才可真是大开绿灯啊。
事实上也是这样，人的眼光也总这样那么一点，要知道这些人才大多来自中铁系统，而几年之后，这些单位和公司都争着抢着来杭州投标，如果当初能给杭州地铁一点热面孔是不是要好一点呢？这也正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啊。虽然招投标还是一件蛮严肃走程序讲科学的事情，但凡事如果有个人情人脉，那不是能做得更愉快吗？是啊，虽然我们都是国家单位，都在为事业奔波，但其实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利益体，从小处说维护本单位的利益那绝对没有错的，但正因为这样，我们往往忘了大的忘了终极的那个目标和理想。而往深处说，造地铁不也就是对经营城市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吗，所以这里面会有博奕，会有较量，这是后话了。
每每想起那第一次大招聘，泮红就颇有感触，她说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人跟现在的人真的不一样的，当时真的没人来计较这个那个，没有一个人来说过工资方面的事情，住房是有人提的，但也是提希望式的，是希望公司能帮帮他们，因为他们人生地不熟，有的光是租房子就被骗了钱的。而且他们中不少都是中间离职的，那我们知道，做工程的都盼着个年终奖的，而且这多半是他们收入的大头呢。但是杭州地铁说了，马上要开工了，火速来报到，越快越好。所以这些人的年终奖都是泡了汤了。
而更多的人才是后面陆陆续续来的，特别是2005年开闸之后又拿到了“准生证”后招进来的，而且那个时候需要的就不止工程技术人才，而是多层次的人才了，像杨春芳、翁剑雄、张大华等一批就是那一次之后到杭州地铁的。因为国情的原因，所谓跳槽和人才流动一类的，一开始总是悄悄的，虽然已经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招聘了，但作为某个对此心仪的人，那还得小心谨慎的，因为一旦走不成，很可能会被穿小鞋的，所以这也是杭州明修栈道，人才暗渡陈仓，这才有了这段历史。
10年之后的2012年，杭州地铁1号线正式运行进入倒计时，这个时候要招聘的人，那就不是个位数，而是两位数甚至三位数，有好多都是要高等院校去代培委培的，光是运营公司，光是1号线的规模，至少得几千人啊。
然而10年前的那次招聘，令泮红没有想到，张金荣们也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时，国家宏观调控的大闸轰地一下拉下了。
这是为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