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的捻子炸了一下，焰光突然就亮了。纸面的小字长大了几分，能看清它们的模样了。我的心也亮了一下，不再疲倦，想再看一会儿书。
灯捻炸裂的声音把父母惊醒了。母亲从被窝里探出身子，不耐烦地说：“别看了，省着点儿眼吧。”
父亲摁下她的身子，“孩子愿意看会儿，就由着他，别添乱。”
母亲很不服气，“这年坎儿，念了书有什么用？再把眼睛觑乎坏了，下地的时候，庄稼和草都分不清，就成废人了。”
“嘁，你是怕费油。”
“是又怎么着？”母亲的语气有些亢奋，“就你这个支书当的，一个日工才三分钱，只够买个油饼，年底结算，还欠着队里的，买个油盐酱醋都没钱，还得抠鸡屁股用鸡蛋换。”
母亲的话戳中了父亲最薄弱的部分，他的腿在被窝里重重地摔了一下，“真是妇道人家，夹缠得很，你也不想想，灯油它长着腿呢，省着不用，也会搁干了。”
父亲是指煤油的挥发。
母亲就不吱声了。
我就接着看书。其实我那时看书也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朦胧地觉得，父母的锄杆的确捋不出什么来，正被批判的孔老二的一句话——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许是有些道理的。
书虽然继续读下去了，但躺在被窝里的父母总是不时地弄出一声叹息，让人心不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瞎眯着。”晚饭我们喝的是稀粥，靠睡眠把肚腹欺哄过去。所以，贫穷的日子承受不了多余的灯光。
我只好装作已经困倦了，悻悻地把油灯吹灭了。
在土炕上辗转反侧地期待了很久，终于等来了一头疲脸子的瘦驴，径直朝我走来。地点是村口大柳树下，那里有一盘石碾子，村里人收工之后，多是聚集在那里乘凉。蹴着那么多人，驴子唯独走向我，我兴奋极了。驴子对我说，你跟我走一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驴子让我骑在它的背上，抬腿就飞了起来。飞到大平原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发现了一处烟囱林立、有围墙的地方。驴子咴咴地叫了几声，直直地落了下去。落在一个院子里，有一群穿蓝工装的人，正围着一个大笸箩吃馒头。他们从笸箩里拿馒头，可拿来拿去，那笸箩里的馒头总也不见少。我吃惊不已。驴子朝我点点头，问我，吃馒头的日子好不好？我说，当然好。我说的是真话，在我们那里，“啃咸菜就窝头，一天两顿稀面粥”，生活得跟口诀一样，有谁不稀罕馒头？驴子说，那好，念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就留在这里当技术员吧。这天降的喜事把我弄懵了，我愣在那里。驴子啃了我膀子一下，你已经是这儿的人了，还不赶紧去吃馒头。我朝着那个笸箩扑了过去。
当当，当当……发抖的手就要触到馒头的时候，刺耳的声音把我弄醒了。当当，当当……我分辨得出，这讨厌的声音，来自村口大柳树上的那口锈钟。“睡觉都不老实，净踹被子，被子里那几两棉花，哪经得住你这样踹？”在远的钟声中，母亲在近处埋怨道。
我睁开眼睛，很懊恼，“敲钟的，是不是我爸？”
“不是他还能是谁？”
“敲得再响，能敲得出馒头？”
母亲摇摇头，觉得我既莫名其妙，又十分刻薄。
别看父亲赞许我晚上读书，但每到星期日和寒暑假，他就绝对不允许了。他把我赶到庄稼地里去，参加劳动。我跟他说，我不稀罕那几个工分。他说，你以为我稀罕？你是支书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地里劳动，你不能搞特殊。那时，一个伟人撂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不仅要学工、学农，还要学军。父亲牢牢地记在心里。
春天社员们在堰田里翻地，用瘦长的铁镐。山西人用的是镢头，刃子很宽。因此人家翻出了个大寨，而我们什么名堂也没翻出来，虽然地处北京，被燕山的大脊梁遮盖的这个京西小山村，却始终籍籍无名。社员们翻地的时候，懒洋洋的，与其是为了种粮食，不如说是翻给他这个支书看。
依山起伏的堰田，看着是一方美丽的风景，镐子翻下去，薄薄的土层下，净是石头。翻出的声音透着穷气，旱出的烟尘，很呛人。人心恓惶，种子撒下去，出得了苗吗？
一个叫扁儿的社员，总是直起腰来，愣愣地戳在那儿。父亲走过去，朝他的腰眼上踹上一脚，“卖点儿力气好不好？”
“卖个鸡巴！”
父亲又踹了一脚，扁儿回应的还是那句粗口。
“扣你的工分儿。”父亲威胁道。
扁儿反而嘻嘻笑起来，“不扣，你是丫头养的。”
扁儿的个子很矮，瘦刀螂一样的脸上，净是被抓过的伤疤，谁都不把他当人看。家里总是亏粮，媳妇就总拿他出气。媳妇叫小金花，却长着个大身坯，他只要一顶嘴，小金花就抓他。他忍着，忍着，心里怕她。但临出门的时候，却趁其不备，在女人娇气的腰眼儿上狠狠地踹上一脚，女人来不及叫上一声，就趴在地上了，十天半月出不了门。他像对自己也像对别人说，怎么忍来忍去就忍不住了呢？你说他不怕媳妇，在媳妇面前萎萎缩缩地任打任骂；你说怕媳妇吧，出手又那么狠。人们不理解他——即便是伤痕常挂在脸上，谁也不关心他。
没人给他做饭，中午的干粮只是两只柿子。
到了中午，人们要在草窠子里睡上一晌。肚子喂不盈，睡就盈了。父亲惜时，跑到山梁上去打烧柴。一大捆烧柴打回来了，人们还横七竖八地挺着尸首。父亲挨个地踢他们，“起，该干活儿了。”
扁儿从眼缝里乜了一下父亲的那捆烧柴，“看来，就属你是盏人灯哩。”这是一种极端的反感——于公于私，你都占了先先，我们还做不做人？
收工的时候，扁儿蹴到父亲跟前，阴郁地笑笑。父亲一边回应地笑笑，一边往背篓上装柴捆子。父亲刚要背起来，扁儿伸手就把柴捆掀下来。因为没有宣言，父亲愣了一下，“你要干吗？”“不干吗。”扁儿嘻嘻笑着。
“你真是没事闲的。”父亲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摇了摇头，重新装他的柴捆子。
扁儿又给他掀了下来。
父亲急了，喊了一声，“你再掀一个试试？”
社员们都围拢过来，他们觉得，这下该有好戏看了。
父亲阴沉着脸子，索性把柴捆子直接扛上了肩头。扁儿的脸色也庄严起来，“今天你肯定背不成！”他跳了起来，越过了高大的父亲，把柴捆及父亲全扑倒了。
周围一片欢笑。
父亲爬起来，高大的身躯直直地朝扁儿的小身材逼过去。
我看到，扁儿的脸色苍白，整个身子都在颤抖。我兴奋极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就要诞生了。
“横竖就是一捆烧柴，不背就不背。”在父亲居高临下的时候，居然说了这么一句泄气的话。
没有故事发生，人群便无声地散了。人们走在阔大的山脉上，像羊拉下的粪便，很渺小，看不到表情。
扁儿走在我们的身后，走得无声无息。
父亲几次搭讪着要跟我说话，我懒得理他。这个支书当的，一点儿尊严都没有。
进了家门，我把事情的原委跟母亲讲了，母亲一下子就火了，“我去找他，干吗欺负老实人！”
父亲一把没拦住，母亲转眼之间就没影了。
但很快母亲就回来了。我问：“出气了？”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出气？憋气！”
母亲说，小金花死人似的躺在炕上，扁儿死人似的圪蹴在炕洞前，炕洞里连一粒火星都没有。
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吃饭。”
扁儿确实让父亲跌了威信。上工的钟都敲了两袋烟的工夫，居然不见人出来。父亲很纳闷，对我说，你去挨家挨户问问，他们还出不出工，如果不出工的话，就扣他们的工分。我说，你还是自己去吧。我还在对他昨天的表现耿耿于怀。父亲很柔情地摸了摸我的头发，说：“我一个堂堂的支部书记，哪能这么干？”
我挨家挨户问过，对兀立在大柳树下、满脸渴盼的父亲说：“他们都铁了心不出工了，且让我捎信给你，工分太少，他们不稀罕，你愿意扣就扣鸡巴的吧。”
父亲跌坐在碾盘上，嘴里大叫：“完了完了！”
我说：“你还是去公社吧，让他们派工作组来。”
“你净出馊主意，你当他们是谁？他们都是老街坊哩。”父亲瞪了我一眼。
那个时候，讲政治挂帅，破坏生产的人，往往是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父亲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独自上山了。
在堰田里，山风凄切，他权当是社员们的窃窃私语，镐子翻下去，也一丝不苟。他对自己说，狗日的都看着咱哩，绝不能偷一点儿懒。翻着翻着，脸上挂满了眼泪。他也不明白，这么没地力的薄土，打下的粮食还吃不盈一季，干吗还一年接一年地死死地摽着？干吗不让搞点副业，肥肥嘴儿呢？
他怀着满腔的幽怨，复仇一般使着狠力气。天气不体恤他，还是初春，就已经是干热干热的了。他闪了棉袄，只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秋衣。汗水洇湿了后背，继而变成碱。日光游移，汗碱的图案不停地变换：一会儿是张羊脸，一会儿是只牛头……总之，都是山里的畜牲。累了，他只想笑。就笑。呵呵地，似哭，似犯了神经。“这个支书当的。”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嘲笑自己。
呵呵，呵呵……
终于干满了点儿，他披着稀薄的夜色，踽踽地走回村口。大柳树下，蹲满了一色的青壮劳力，他们端着青瓷大碗，一边哧溜哧溜啜着稀粥，一边用筷子敲着碗沿。他们是做给他看的。他低着头，径直走过去，愤愤地撂下一句话：“真是一群贱人！”
第二天，该敲钟的时候，他手里的钟槌举起来又放下，最后，还是敲了。“兴许他们只是装个样子呢？”
两袋烟工夫的钟声，终于没有唤来一个人，他彻底失望了，头也不回地上山了。
第三天，柳树上的钟他只是看了一眼。第四天，他头都懒得抬一下，急匆匆地从柳树下走过。
或许是过了一个星期的光景，父亲正在没滋没味地吃早饭，钟声竟恶作剧般急急地响了。父亲手里的粥碗跌落在地上，碎了。母亲说：“瞧，又没了八分钱。”
父亲推门而出，跑到了大柳树下。见队里的青壮劳力都簇在那里，手里都攥着翻地的家伙。
“敲钟干吗？”父亲问。
“出工。”众人回答。
父亲摇摇头，“是怕扣工分吧？”
“放屁，我们是怕错过了节气。”
父亲心头一热，到底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地的本分，让他们呆得恓惶。他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兀自朝前走去。人群尾着他走，谁也不说话。他心头突然难受起来，喉头哽咽着。“你们且记住，我会对得起你们的。”他对自己说。之后，又有些不甘心，恨恨地骂了一句：“这帮狗日的！”
玉米勉强地拔节了，荒草却茁壮。这是旱地特有的景象。因此，社员们不得消闲，还得锄耪。玉米的叶子像一把把有暗刃的刀，在人们的臂膀和腿子上割出一道道的伤痕。人们怨恨不已，却异常勤劳。他们有一个朴素的道理：糊弄庄稼，就等于糊弄自己。
还不到蝗虫发作的时候，蝗虫的青虫就很肥大了。这是对庄稼人的嘲讽，他们心里很受刺激。因而也就爆发了一种野性——
他们把锄头撇在一边，在田埂地垄上，蹿来蹿去地捉青虫。他们用草梗子把青虫穿起来，燃起地火烧烤。他们有大本事，青虫烤熟了，草梗子却不断。他们大量地吞嚼这些虫子，咬肌暴突，真不像人。
父亲捉虫子的数量最多，吞咽的数量也就最多。他的嘴唇和舌头都黑了。捉到兴头上，他觉得汗碱浆过的衣裤很是碍事，索性就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内裤的成色实在糟糕，关键的部位破破烂烂的，开了天窗，蛋卵子时隐时现。在场的社员有不少婆娘和小姑，她们偷偷地笑，男人们则嗷嗷地叫。但父亲却很忘我，翻转腾挪，如入无人之境。父亲身长，动作的姿势很像什么。扁儿突然说：“简直是条大狗。”众人大笑，齐声呼应：“对，大狗！”
“大狗！”
“大狗！”
……
传到父亲耳朵里，他居然知道人们是在叫他，不恼就是了，还索性叫上几声，汪汪，汪汪……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好日子！”他们说。
起初我还为父亲羞惭，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之后，也不觉得那么严重了，便偷偷地笑。
扁儿看了我一眼，“小狗。”
我嘿嘿一笑，“我要是小狗，现在就把你裆里的东西咬下来。”
扁儿做了个捂裆的动作，好像真的被咬到了，眉头紧锁。
随后，我们往一块儿笑，都不觉得对方可恨。
玉米终于顺利地吐穗了，小雨也极节俭地来了几次，人们紧悬着的心落得妥帖了些。在常识里，只要不是连天的大旱，即便是雨水稀少得像泪珠子，也不会闹蝗灾。山地的玉米长得忒慢，平原的中茬玉米都收获了，它仅仅是抽穗而已。锅里的粥越来越稀了，社员们便且闲且恓惶。
父亲对众人说：“狗日的们，我让你们开开荤。”
扁儿撇一撇嘴：“你糊弄谁？”
“我让你们吃鱼。”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扁儿翻了翻白眼，像明白了什么，嘴角刚要绽出笑来，却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操，你真是馋晕了！”
村里的确是有条河，但连年干旱，河脉浅，有的地方，索性就断了。没有大水，哪里有大鱼？一些小鱼罢了。
山里人没有打鱼习惯，不置备网罾。那么，用什么捞？所以，扁儿认为父亲在起哄他们。
父亲坐在河边的鹅卵石上，想了半天主意。
“药它。”父亲突然说。
“用什么药呢？”扁儿问。
“苦杨。”父亲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行吗？你真会想歪主意。”扁儿带头反对。
“支书是我还是你？”
父亲便带着众人到山上去打苦杨。并称，不管理解不理解，打就是了，给你们记工分。
苦杨，并不是一种杨树，它是山上的一种灌木，枝条柔曼，有细长的叶子。苦杨的皮剥下来，捣碎后放到碗里，倒上水便呈浑黄色，喝上一口，苦极了。但去火治淤病，是一种药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