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家劳师动众地乔迁，只是为了方便我读书，但我就读的胜利小学，依旧跟我家保持了十里的距离。每天走路上学，如同进京赶考一般，身穿大外套怀揣一把破雨伞，因为没人知道这半路上天气的变化，指不定什么时候会刮风，什么时候会下雨。
一路上以山路与羊肠小道居多，一到春天，路边便长满了小野花。蜻蜓蝴蝶停留在此久久不愿离去。山路上的行人很少，几乎走了一大半的行程也没见半个人影。偶尔有小青蛙从路边跳过，借以告诉你，这并不是一帧被卡住了的视频图像。一开始我经常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弯弯曲曲，不知道伸向何处。后来，我不再回头，眼前的景色逐渐令我着迷，这才是步行的乐趣所在。
唯一麻烦的是雨天，穿着橡胶雨鞋，脚下时常打滑，道路被雨水弄得模糊不清，曼妙的乡间小道变得泥泞。我因此练就了一身本事，躲过水坑，跃过障碍，一路像有轻功般地顶着破伞去学校。
学校是平房，没有电灯，四面透风，冬天只得靠炉子取暖，因此，所有的老师都养成了从不拖堂的好习惯。
从入校的那天起，我便发挥了自己天赋异禀的作风，成为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学习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兴许是每天十里山路的缘故，我体育也不错，短跑耐力跑都很在行，广播体操也做得标准，如果有十组学生，定会将我叫出来做示范，最终我成为全校的领操。
学校附近有家卖麻花与汽水、糖的小卖部，西边是一条小河。这奠定了我们课间活动的基本走向。一到夏天，我便吆喝同学去河里捞鱼，凭着童年学来的一身本事，迅速成为班里的老大。小卖部的大爷则是我们最亲的冤家，偶尔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会多给我们一块水果糖，有时候也会佯装生气，“小孩子，买什么麻花，小心把牙齿崩坏。”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一哄而散，远远地边跑边喊：“大爷，你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小心我们告诉大娘去。”
作为班主任的田有村，是个热心肠的好老师。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因此，他一边训斥着带领全班去河边玩耍的我，一边又觉得像我这样的学生以后必成大器。他对自己的这番言论深信不疑，对我照顾有加的同时还带领我参加各类比赛，组织班集体的活动，让我给同学讲课，借以锻炼我的表达能力。这一系列的行为，对于年幼的我而言，完全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褒奖，搞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不敢再在班上做出格的事，并且每次比赛都拿回一张像模像样的奖状。
这一切一直持续到四年级，直到我母亲为我找到了更好的学校为止。离开的那一天，全体老师和同学为我准备了仪式和礼物，我既害羞又感动，还有一丝说不太清楚的惭愧。我红着脸跟朋友们抱在一起大哭。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如同金子一般，闪闪发光。
我们再次举家搬迁，从旅游区的山坳搬到了旅游区大门口，朝市区又跨进了一大步。学校换成了净月红星小学，校舍条件上了一个台阶。尽管每天依旧是十里的上学路，但不再是羊肠小道，换成了一马平川的柏油路。父亲为我买来一辆二手自行车，翻新之后，成为我长久以来的交通工具。
从那时候起，便总是搬家，父母老是换工作。周围的邻居朋友，刚刚混熟便要告别。
打包、离开、告别，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起初我还活在懵懂之中，并未察觉生活的真相。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这是她时常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我那天就是觉得一切都跟从前不太一样。我看着母亲朝我微笑，喃喃自语：“这么好的房子，要是自己的就好了。”依旧是最为平常的一天，但母亲的这番话，让我无师自通地整明白了一件事——我的零花钱我的学费，分量跟别的孩子不同。
尽管成绩优秀，我却并非是个热爱学习的人，当意识到父母赚钱不容易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后，我对玩耍之类的行为，有了很大的抵触情绪。我开始每个学期固定拿奖状和荣誉证书回家。我明白父母不认识几个字，但对三好学生之类的褒奖还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我只想他们开心。
那天杨晓晓来家里找我，我正对着课本心不在焉地硬读。
“你还想怎么样啊？”他吃惊地说道，“你全班第一，读书对你来说都不费脑子的。”
“没办法啊，一想到玩儿就觉得内疚。”我说。
同样作为小学生的他，当然听不太懂我的话，他没怎么理会我内心的感叹，而是将听不太懂的话抛在一边，自顾自地说起来：“我发现个好玩的东西……”
“我不想乱花零用钱。”
“去去去，不用花钱，在学校后山……”
我鬼使神差地跟他出了门，直奔学校后山。
杨晓晓是我在净月红星小学的同学，每天一起结伴骑车上下学，课间十分钟也腻在一起，我们有聊不完的天，以及各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为《黑猫警长》写续集，收集各类贴纸和画片，给电视台的台长写信要求将动画片的时间延长……
这次的计划是去学校后山山洞探险。
知道学校后山有个山洞的人不多，老师也不提它，生怕有学生知道了便萌生我与杨晓晓这类的计划。
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那座山洞，就藏在后山最不起眼的位置里。
洞口很大，够两个小学生排成一排做侧平举。杨晓晓站在洞口，声情并茂地抒发了一阵如果找到了宝藏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以及这类宝藏一定是古代某个大户人家的陪葬品的幻想——一具尸体和无数的金银财宝……我正被他的幻想吓得毛骨悚然的时候，他则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蜡烛得意地说道：“探险要用蜡烛，你不知道吧。蜡烛一熄灭就要出来，不能久留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为了提醒你没氧气了，你个笨蛋，连这都不知道，还好意思得瑟。”
“哎哎哎，别说了，走吧。”杨晓晓慌忙打断话头。
山洞探险实在是件没什么意思的事情，洞里全是乱石头，洞壁上长满青苔，无任何观赏性质的景色。至于所谓的宝藏，连一根毛都没见着。没走几步，蜡烛便熄灭了。
“啊，我们快回去，没氧气了。”杨晓晓惊慌失措地说道。
“冷静点，”我有些无语，“不是没氧气了，是风，从对面吹过来的，这洞是通的。”
杨晓晓半信半疑，朝前走了一段路后，果然看见了光亮。
“看来宝藏是没戏了。”我幸灾乐祸地说道。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杨晓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的惊吓还未平息而显得有些神经兮兮。我正想再次挤对他，却看见他拾起了地上的一根树棍。“前面有条野狗。”他悄悄对我说。
我定睛一看，借着光亮，果然在前方看到一只不明品种的脏狗。
那只狗背光站在我们面前，不知来路。
“首先，”杨晓晓说道，“我们要表现出不怕它的样子……继续朝前走。”
于是我在杨晓晓的带领下，如同行军部队般前进。
狗受到了惊吓，也不明就里地退回去。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我俩越走越快，那狗也跟着跑了起来。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定会以为我们是在追打那只狗。
很快，我们便跑到了洞穴的尽头。一切如我所料，这洞是通的，洞的尽头依旧是个洞，只不过，那个洞口的另一面是悬崖。
狗很快就停了下来，我们也跟着停了下来。
它依然站在背光的地方，望着悬崖发呆，待到它转过头时，光线在它的脸上一闪而过，我看见了它由绝望转为凶狠的眼神。
“快跑！”杨晓晓一声令下后便扔掉树棍撒开腿跑了起来。我也不明就里地跟在他身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边跑边在他身后喊。
“那狗发狂了！”杨晓晓大叫。
“怎么会……”我回过头，发现那狗正龇牙咧嘴地跑在离我不到一米的距离。
“为什么会这样！”我朝杨晓晓大吼，“你不是说不要表现出怕它的样子吗？”
“这狗以为我们在追它，前面没路了，它又舍不得往下跳，只能扭过头来跟我们拼了。”
我头皮有点发麻，“刚才是我们在追它啊……现在换它来追我们了。”
一溜烟地跑出后山，一直到学校大门口才停了下来，那狗早已不知去向。
“你看，适当的劳逸结合还不错吧。”杨晓晓大口喘着气，仍旧用领导般的口气总结性发言。
“我信你的鬼话才怪！”
我侧过身望向他，他的一边脸已被蹭脏。
回到家中，母亲正在准备晚饭。“玩得开心吗？”她问我，笑起来的样子一直很好看。
“还可以，今天跟晓晓去探险寻宝了。”
“那还不错，”母亲说道，“别成天待在家里，也出去玩玩。”
母亲是个朴实的女人，讲不出太深刻的道理，只会说“饭菜如何？”“衣服弄脏了。”“不要笑话别人。”“今天玩得开心吗？”
“找到宝藏了吗？”母亲问道。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起杨晓晓那段声情并茂的幻想，潜意识里突然开始认为或许那些宝藏真的存在过。
多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电脑旁看《麦兜的故事》，看到它寻找张保仔宝藏未果后的感叹：“我忽然明白，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鱼丸，没有粗面，没去马尔代夫没奖牌没有张保仔的宝藏，而张保仔，也没有吃过那个包子。原来愚蠢，并不那么好笑。愚蠢会失败，会失望。失望，并不那么好笑。胖，也不一定好笑。胖，不一定有力气。有力气，也不一定行。拿着包子，我忽然想到，长大了，到我要面对这个硬邦邦，未必可以做梦，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
可是，年幼的我并没有预见过这些，我毫无理由地相信那堆宝藏是真实存在的，它一定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如同金子一般，闪闪发光，等待我的发现。即便山洞里有野狗出没，即便洞的另一头是通向悬崖。
这一切，犹如藏在黑暗之中的珠宝，角落里的彩蛋，让你对希望之类的东西深信不疑。
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死党的杨晓晓，他在我的清单上又会多出一条项目——“被同一条狗追赶”。我不知道的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他将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朋友跟我长期厮混。
4.我突然开始感觉良好
15岁那年，我每天清晨都在同一间等腰三角形般的房子里醒来，穿戴整齐，趿拉着球鞋走出房间。穿过广场，经过绿化带，转进地震局的行政大楼小解，然后再转出行政大楼，经过绿化带，穿过广场，回到家中。
我蹲在房子背后的臭水沟旁洗漱。白色的漱口水就着泡沫在阴沟里缓慢地流动，等我吃完早饭，叼着一根油条出门后，那摊泡沫依旧停留在沟里打着转，无法彻底被冲走。
那年我15岁，我认为时间很容易过去，但青黄不接的惨绿的少年时期则像阴沟里的牙膏沫，行动迟缓，无法流逝。
这是对时间概念的偏差感，并不难以理解。快乐的时光一向转瞬即逝，只有艰难的岁月才会度日如年。杨晓晓在小学的时候对我说，人生是很短暂的。上了中学却改口说，人生很漫长，并且绝口不承认以往说过的话。
我依旧骑自行车上学，单肩背着双肩包，里面的文具盒因为摇摆幅度过大被甩得哐当作响。有时候我跟杨晓晓同路，有时候则一个人。他跟我考入同一所初中，分在不同的班。
偶尔我踩着晨读课最后一次上课铃在走廊上奔跑时，会碰见他迎面而来，我的油条早已吃完，他手里却拿着半包牛奶，悠闲地在走廊上一荡而过。
45分钟的课，我会花25分钟的时间认真听，整节课的精髓一般都在这25分钟里，剩下的20分钟则是重复性的唠叨以及形式般的演讲。做好笔记勾好重点后，我便开始发呆。窗外的景色枯燥，我一般都不朝那边张望，况且脑袋侧向一边目标过于显眼。我通常是低着头，佯装做笔记，偶尔抬头，不跟老师的目光对视。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时，也会不慌不忙地说，刚才没听清楚，请重复一下问题。得到正确答案后，老师则满意地让我坐下，没察觉出任何异样。
搬进“等腰三角形”之后，我就明白自己的人生轨迹将跟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了，但要从内心彻底承认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事情，15岁的我还抱有一丝的幻想。就像童年时期的后山寻宝，即便是对宝藏的存在嗤之以鼻，即便洞的尽头仍旧是个洞，即便遇见野狗追赶，你始终还是心存侥幸，怀抱希望。你总会觉得，在某个地方总有点什么东西，任何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只有你，它在等你，等你的到来，等你一脚踏入那个秘密的洞穴，等你去触碰那些不易让人察觉的机关，于是为你而准备的灿烂人生将会重新开启。
但是，没有宝藏，没有机关，洞穴只是洞穴，无观赏价值，无任何令人可以停留在此的幻想。你只能让自己彻底死心，并且告诫自己，山洞探险只是为了劳逸结合，锻炼身体。
上课时半吊子，考试我却全力以赴，不论大考小考还是随堂测验，能提前准备的，我都挑灯夜读，每次全班排名，几乎没下过前三名。我潜意识里早就默认了自己不会读高中的事实，让父母开心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却并没有细想这样做的意思何在。
多年后，我读到了“过度补偿”这个词，心理学上解释为：一个人在心理、生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欠缺，引起过度的补偿行为或矫枉过正，这种欠缺可以是实际存在着的，也可以只是一种想象；补偿过程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进行的。
那一年我15岁，我认为时间很容易过去。杨晓晓说人生短暂，后来又改口说人生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