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总是涉及一定的合作关系，有合作就有冲突，二者是并行不悖的范畴。科塞认为，冲突是价值观、信仰以及稀少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他把冲突的原因分为物质性关系和非物质性关系。其中，物质性关系的冲突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均，而非物质性关系的冲突是指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一致。科塞认为，冲突只要不直接涉及基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冲突就具有积极的功能。也即是说，那些不直接涉及价值观、信仰的冲突，有利于整个社会系统和群体原有结构的完善以及新规范的制定，否则会造成整个系统的混乱、瓦解和重组。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冲突和强制。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中，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组织不是寻求均衡的社会系统，而是强制性协调联合体。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使社会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在一定条件下，准群体组织表现为明显的利益群体，并作为集体行动者投入公开的群体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内部权威和权力的再分配，社会暂时趋于稳定与和谐。但权威的再分配同时也是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角色的制度化过程。和谐中潜伏着冲突的危机，一旦时机成熟，社会成员就会重新组织起来，进入另一轮争夺权力的冲突。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
总的来看，冲突论将社会和谐作为了研究落脚点，在承认社会冲突普遍性的同时，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它认为社会是动态的，无时不在变化。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这是社会变迁的来源。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可以通过社会秩序的调整来缓解冲突，并在冲突与缓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
（五）个人的社会依赖性是社会合作的生成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每个人与其所需要的商品相分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又必须与现实的和可能的任何“他人”发生普遍联系，并以相互依赖作为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是个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个人是依赖于社会并在社会中形成的，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性的结果。每个不同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个社会总体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共存的和谐共生关系。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将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称为博弈：各方经过数次的博弈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合作强于彼此之的不合作。罗尔斯在“社会合作”的意义上提出社会合作尽管存在着冲突，但“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仅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罗尔斯， 1988：4 ）。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认为，尽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减。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相对个人而言，社会结构并不是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中。（吉登斯，1998：89 ）
产生于法国的政治经济学规制学派也提供了富于启发意义的思路。这一学派认为，个人与群体拥有其目标，而这些目标是在他们追求其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它们可能会相互冲突，也可能会相互补充或者强化，这取决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假定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资本主义必须接受某些约束性结构的限制，这种结构来自于社会制度的创造，通过集体价值被合法化，而社会正因为这些集体价值而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国学者也指出：“个人只有在他人而且不是固定的、唯一的他人身上才能获得和维护自身的整体性”“唯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才能获得和维护自己的整体性”（张康之，2007 ）。
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到全面发展需要，人单靠自己根本无法满足。法国现代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的全部艺术创作反映其为实现人类和谐之梦的思想探索。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亦不能孤立地生存在世界上，其自身作为类，本身即是一和谐共生共存的整体。1908 年10 月8 日，罗兰在给索非亚的信中说：“没有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能够孤独地生活；和别人分离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活得有意义，能活下去。”（罗大冈，979：50 ）为了尊重和成就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达到人生的圆满境界，人最需要的是他人。“如果没有人与人相互扶助联合，人们很难维持他们的生活，也很难涵养他们的心灵。”（斯宾诺莎，1999：18 ）因此，“人要保持他的存在，最有价值之事，莫过于力求所有的人都和谐一致，使所有的人的心灵和身体一样都好像是一个人的心灵和身体一样，人人团结一致，尽可能努力去保持他们的存在，人人都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斯宾诺莎，1986：184 ）。
二、社会合作的原初发生机制
社会机制反映其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有了良好的机制，可以使一个社会系统在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能自动地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目标。
（一）合法性机制
“合法性（ the theory of legality）”是德国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哈贝马斯首次提出的，在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中的使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规范或规范系统，狭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或政治秩序。国家需要积极寻求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其最根本的工具就是合法性。“合法性是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极力追求的。合法性是通过信仰体系得以实现的，合法性是促使人们自愿服从命令的动机，不论这些命令是统治者个人签发的，还是以法律条文、规章或条例形式出现的。”（杨光斌，2000：40 ）社会合法性的撤销，表明人们对现有的制度怀疑并缺乏信心，不承认现有制度为合理合法。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确立对统治的合法性信仰，才能使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予以认可而得以维系。（韦伯，1998：238-241 ）一切统治都需要正当性，因此，统治者必须致力于建构统治正当性机制以便保证其统治行为具有正当性。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提出“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理论”，其基础便是人类知识的分散性和建立在理性有限论上的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区分。演化生成论也因其经验论色彩和温和谨慎的气质而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哈耶克所张扬的演化生成论之合理性正体现在这里。一种制度的良性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它内部各具体部分的合作，也需要它和外部各规则的协调，更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滋养。
国家通过合法性的工具来管理社会，必须建构在与社会对话、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制度若要得到民众最大的支持，必须拥有为全社会所接受的、行使社会权威的道德正当性。”（丹尼斯·贝尔，1992：124 ）只有这样，国家才会为大众认可，国家的制度规范、法律政策、意识形态才能得到执行并行之有效，国家与社会才能处于良性的合作关系之中。
（二）交往协商性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与社会生活的有机整体性相伴的是各国民族政治的多元化、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以及个体生活方式的差异。公共生活实践中的交往是职业生活和社会生产等活动交往关系，交往对象有他人、社会团体等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表现出人们生活的不同层面和交往范围。众所周知的哈贝马斯的协商伦理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吸取与综合了德国理性主义社会学传统、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与批判理论。面对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反主体性哲学思潮，哈贝马斯深切感受到，无论在主性哲学内部还是彻底抛弃主体性哲学的思想努力都无法为现代世界建构一个规范向度。“穷竭的是意识哲学的范式。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因为这样才能消除穷竭的症候。”（哈贝马斯，2004：347 ）在他看来，一切彻底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并不能够真正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只有批判吸收主体形而上学的理性概念，并发掘其中的交往理性内涵才能够真正走出旧形而上学。
在交往范式中，一种以言语行为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消除了原先主体自我的实体性立场（哈贝马斯，2004：348 ） ，“交往范式”通过互动参与者的沟通协调行为达成相对共识。交往理性在批判主体形而上学中建立了主体间性观念，并在一种相互关联中寻求一种相对共识（哈贝马斯，2004：168-169 ）。创造不是根据预期目标进行的，而是在担负自我责任前提下的共同努力。同时，哈贝马斯还强调，现代价值理念所揭示的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的思想是协商伦理的前提条件。重大制度与决策的制定需要大家平等协商，最后达致共识，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制度、规范、决策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权威性。
交往理论提供了一种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理性方式，为观察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指明了社会问题背后的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把语言文化的作用及其文化交往显现于世人面前，提供了一种理论借鉴。更重要的是，交往行为引入“生活世界”概念，深入到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在一定意义上与马克思的社会合作思想有一定的共性。
（三）社会团结机制
社会团结理论是由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涂尔干（又名迪而凯姆，Emile Durkheim ）提出的。他毕生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是社会的整合，也就是社会秩序问题。涂尔干对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社会团结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并用来分析所有的社会。机械团结存在于不发达社会和古代社会，它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或相似性即同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这样的社会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人与人之间没有产生分化，社会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低，拥有共同的情绪感受、价值信仰、行为规范。机械团结强大的集体意识和观念只有在分工不发达时才有可能。
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出现的，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现代社会的联结纽带形式是“‘有机’团结”（涂尔干，2000：92 ）。由于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交往范围的扩大，导致个人之间的差异性不断扩大，同时也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因而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分工造成的个人差异性损害了社会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反过来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因为分工而产生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因此，分工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原先由共同的集体意识所承担的角色。
实用主义者罗蒂（ Richard Rorty）认为，在赞成协调性（团结）的前提下，不断由协调性（团结）转向客观性以保证人类生存具有确定的意义和价值，科学与形而上学已经失去了其王者地位，而人类面前展现的是一个各门学科相互交流的团结的景象（罗蒂，2004：90 ） ，从而把传统形而上学寻求客观统一性的真理直接转换为一种人类向往“团结”的理论旨趣。罗蒂非常鲜明地提出“人类团结”的社会希望，“人类团结乃是大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且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不是通过研究探讨，而是透过想象力，把陌生人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团结不是反省所发现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罗蒂，2003：7 ）。“人类团结”应该建立在人类对于危机的共同感受上，而不是基于共通的人性和道德意识，“人类的团结根本不在于人人都认识一个普遍的真理或追求一个普遍的目标，而是大家都有一个自私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世界———个人放入自己终极语汇中的芝麻小事———不会被毁灭”（罗蒂，2003：131 ）。
三、社会合作的维系机制
社会机制是指能确保社会各方面维持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一整套固定的组织、程序和关系。社会机制因素从经济、政治和精神三个方面规定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社会合作需要一系列机制的观点得到一致认同，至于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机制则各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