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约束性机制
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社会体系开始受到了新近出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冲击，也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合作的需要。“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前提下，个体寻求在任何与所有的边际上实现最大化。这样，通过对行为进行一定形式的约束，人类的组织成为可能。若是没有约束我们将生存在霍布斯主义的丛林中，也即不可能有文明存在。”（道格拉斯·诺思，1994：226-227）高蒂耶（David Gauthier）在界定“约束性最大化”时这样说道：“审慎的理性行动者能够切实履行所订立的公平合作协议，并且拒绝考虑违背该协议所能带来的更大个人效用。”（高蒂耶，1986：167 ）因为他相信，具有“约束性最大化”的行动者为了避免与具有违约倾向的行动者合作而遭受损失，会尽量寻找有同样品格的人进行合作。一定数量的、可以进行公平合作的约束性最大化者带来了合作机会的增加。“人人都会自觉遵守公平规范，否则就会被排斥在社会合作体系之外”“约束性”成为所有行动者为了参与到合作中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约束一般表现在内在的道德和外在的制度两方面。
在道德约束方面，涂尔干力图寻找一条治愈失范的出路———“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涂尔干认为，只有利用道德来规范个别不规范的社会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是，即刻着手创建一种道德力量，并以此为法律提供实质和形式。”（涂尔干，2005：44 ）当人们将更多地注意力集中到法律手段时，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罗素强调道德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由集团成员的责任以及对自己集团以外的个人或集团的责任组成，而集团内部的“道德仅就其目的而言是加强社会的合作”（罗素，1992：46 ）。
越来越多的论证说明，道德情感作为在现代化中连接群体意识的桥梁，更大地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许多政治哲学家，从阿伦特到迈克尔·沃尔泽（ Michael Walzer） ，都把道德上的成熟视为接受多样性的意愿。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说：“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总是个体出于明确的理性意识而自觉自愿选择的行为。”（罗尔斯，1988：503 ）高蒂耶相信，哲学已经不再把寻求崇高的客观真理性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而是更多地需要关注共同体的价值，因此在罗蒂看来，我们的道德进步的标志是我们处于一个更加包容性的共同体中，从而重塑我们的社会希望。（罗蒂，2003：141-216 ）现代社会是以广泛的社会合作为特征的社会，然而任何合作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关系网络的支持，尤其是一定的伦理秩序。
道德可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但制度约束是现实的。著名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诺斯（ Douglass Cecil North ）明确指出，要实现经济活动中福利的最大化，必须建立一套约束和规制经济行为的制度，否则，我们将生存在霍布斯主义丛林中，也就不可能有文明存在。（诺斯，1994：227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阐明了制度的功能价值：“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诺斯，1994：58 ）
制度具体规定人的行为方向和内容。按照诺思的解释，制度是一整套规则，是人们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行为。正如罗尔斯所说：“通过社会或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的调节，达到全体公民之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平正义分配，从而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实现社会普遍的公平正义。”（罗尔斯， 1988：323 ）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建筑在外在的国家法律制度与内在的道德等社会制度相结合的基础上，使公正性成为合法性的基础。社会学家也从社会秩序维护的角度看待法律的效用，“一个法律体系是一系列强制性的公开规则。提出这些规则是为了调整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供某些框架。当这些规则是正义的时候，它们就建立了合法期望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人们相互信赖以及当他们的期望没有实现时就可直接提出反对的基础。”（罗尔斯，1988：233 ）
从制度的发展看，尽管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但任何现实的制度本身是人的主观创造和建构的结果，人们按照自己的要求不断变更和调整制度。“不仅制度的结构包含有重要的人格决定，而且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它有功用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关的人。制度好似堡垒，它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作。”（波普尔，1999：237 ）相对于制度的刚性而言，道德是柔性的。道德规定人之行为的伦理取向而不规定具体内容，制度安排的顶层设计需要主观的道德成为客观的法律制度的基础。
（二）治理机制
治理机制是指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些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开始摒弃国家与社会之间零和博弈的论调，转而主张国家与社会可以协同发展、相互增权和互相促进，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建设性关系的可能。不管是国家还是市民社会，其治理能力都是有限的。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机关和各种机构外，还包括市民社会的参与，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网络以及部门间的协商，这样有助于克服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能力的有限性，并试图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网络。
治理理论产生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私有化主张，经过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改造后，主要关注如何实现政治功能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论者较多地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要想获得市民社会的发展，必须削减国家力量，使市民社会拥有内生性的发展力量。“一个社会只有在脱离了大型组织的中央威权之后，才可能产生自发性社团，而非混乱失序的状态。”（福山，1998：33 ）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则怀疑市民社会的自主性与自生性，他们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可以实现“正和博弈”。其中，卡罗瑟斯（ Tomas Carothers）就认为，“良好的非政府工作，实际上往往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能力……没有什么比一个虚弱的、毫无生气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发展损害更大了”（卡罗瑟斯，200：35 ）。罗尔斯也强调：“即使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为了社会合作的稳定性，政府的强制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需的。”（罗尔斯，1988：230 ）
究其实质来看，治理的实质就是合作。从权力运行方向来看，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共同认识基础上的合作，是把各种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变成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在治理模式下，“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俞可平，2000：6 ）。各种主体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要学会妥协和让步。合作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取消国家与社会的界线，因此，也要取消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线”（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1994：187 ） ，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效合作，以弥补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与社会自我调节的不足。
（三）合作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法律规章，表示动态有序平衡的社会状态。合作关系与合作行为根源于合作性的秩序。人类社会“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亨廷顿，1989：7 ）。这种合法的公共秩序没有外在的强制性统治和管理，彻底抛弃了惩罚和威胁的手段，人对人的依附和依赖已消失，是自由的秩序。哈耶克很早就开始论证，现代社会是人类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哈耶克，1997：160 ）
哈耶克在其一生思想的精髓《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用合作的扩展秩序解释资本主义的演进方式。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 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以此来突出“自发的”和非人为设计的特征，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同时，“自发的秩序”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秩序是“人们在团体、组织、社群和社会活动与交往中所构成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结果，状态和情形的事态”（韦森，2001：119 ）。
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有德性的人之所以能够有德性就是因为他们能由此联合起来并从中获利。”因为“社会秩序的根源就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人类拥有的本能虽然还不足以创造一个完全和谐安宁、道德高尚的社会，但至少会比目前的要好。我们应该充分汲取这些潜在的本能用来构建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麦特·里德里，2004：299-300 ）。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时代化与实践策略
任何一个概念的出现及其运用可以说明该时代历史情境的某种变化，都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新的历史情境必然需要新的诠释框架和诠释方法，这个新的概念不过是这种历史与语境之间“互释”的一个逻辑起点和某种回应。如同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1982：121 ） ，哲学的使命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1982：289-290 ）。哲学通过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反思，来达到自己对世界以及人自身的总体把握，并由现实展望未来，形成一种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理论成果。
今天的人类社会现实同马克思创立社会历史理论的时代相比，在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内涵和问题困境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唯物史观和科学辩证法为基础的社会合作的宏观解读和宏大叙事的理论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涵盖当前更宽广的时代问题，这就要求自觉完善、丰富或者转换相关研究视角、研究方式和理论范式，以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更加积极有效地面对今天的社会问题。
一、全球化与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发展
人们常常说马克思是预见到全球化的人士，并因此而称他为先知。19 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洞察到这一趋势。位于马克思家乡德国西南小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管理人员说：“《共产党宣言》如今被视为对全球化运动的预言，其中所揭示的区域化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就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前身。”（黄发红，2013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21 世纪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失衡、道德危机、生态破坏等。
“全球化无疑是现代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最早预见到这一趋势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郑继江， 2008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1995：114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被自然形成的地域所限制。但随着生产力和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马克思，1995：235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促使人们改变行为的原则和依据，有助于实现人的更大更宽泛的社会交往。这是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和全球化，“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1995：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