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学和初中时代，对音乐没什么感觉，上音乐课只是跟着唱，滥竽充数，混个及格而已。后来学五线谱，课上完了也就全还给老师了，至今仍是个五线不识、五音不全的“乐盲”，对卡拉OK更是敬而远之。可我偏偏爱上了古典音乐，而且爱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挚，现在想想，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66年冬，“文革”如火如荼，“红卫兵”正炙手可热，还是高一学生的我却因出身不很好而成了“逍遥派”。虽然也曾逞一时之勇，冒充“红卫兵”北上蒙伟大领袖最后一次“接见”，毕竟不能长此以往。正好，邻班有位爱好文学的同学鲁兄约我“交换”书看，两人臭味相投，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当时所谓“交换”书，乃是交换“封资修毒草”的别称，借以掩人耳目。因此，必须小心，必须隐蔽，一般都是我到鲁兄独门独户的家中“交换”。于是我知道了鲁兄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学拉小提琴。几乎每次去，他都在拉练习曲，什么《开塞》，什么《克莱策尔》，咿咿呀呀，煞有介事。后来他拉《梁祝》，才深深吸引了我，尽管不可能有乐队协奏，显得有点单薄。
那是一个只有八个样板戏响彻云霄的荒唐年代，我对“国剧”本来就没多大兴趣，对“革命样板京剧”更不敢恭维，但对《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却颇有点好感，特别听到《梁祝》，才明白什么是我喜欢的音乐。但鲁兄告诉我，还有更精彩的西方古典音乐，不妨听听。这样，我就更深地中了“毒”。
鲁兄有位毗邻而居的小学同窗陈兄，也是文学迷加古典音乐迷。从1967年初起，直到1969年春我奔赴江西农村“战天斗地”止，差不多每周有两三个下午，我们三人就躲在陈兄小小的亭子间里紧闭门窗猛听“老贝”和“老柴”。虽然大都是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听一部交响乐要转换好几次，我们仨还是兴致勃勃，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有多少个黄昏时分，当我听完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或比才（《命运》、《天鹅湖》和《卡门》是我们当时听得最多的三部曲子），走出鲁兄他们的弄堂，漫步在现已保护建筑林立的霍山路舟山路上，总不时有音乐是多么美妙，人生是多么美好的思绪袭来，那时那景那情，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以后，古典音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伴随着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或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埋头查阅资料的间隙，我的耳畔经常会响起“老贝”的《命运》和《F大调浪漫曲》，也时常会响起巴赫的《圣母颂》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古典音乐在我软弱的时候给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时候给我以鼓励。随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聆赏古典音乐早已是光明正大、自由自在的事，跑唱片行又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课，以至后来我的学生撰文为我画像，也不忘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我在唱片行认真挑选古典CD的情景。
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艺术歌曲听得多了，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养成的搜集资料癖也再次发作，找了不少评介古典音乐的书刊来看，希冀进一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但看来看去，不免有些失望。这些书刊不是不好，但大都出自学院派专家之手，太专业了，太一本正经了，不是我这样的门外爱好者所能领教的。于是我又突发奇想，如果编选一本作家学者谈论古典音乐的散文集那该多好，一定会有像我这样的爱乐的“乐盲”会喜欢。《雅人乐话》这本小册子就此应运而生。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编选音乐散文集上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编选了李欧梵、辛丰年、刘靖之、吕正惠、庄裕安、陈黎等海内外名家的音乐散文集多种，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音乐散文热”中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作者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无一不是古典音乐迷，他们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的音乐散文，给我打开的又何止是一方欣赏古典音乐的新天地。而当“音乐散文”已蔚然成风时，我在编选了《流动的经典》之后戛然而止，我想我应该见好就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典音乐陶冶了我的性情，涤荡了我的灵魂。而且，我在《流动的经典》编后记里说过，对于古典音乐，我是泛爱主义者。换言之，从巴洛克时代到20世纪的肖斯塔可维奇，凡音乐史上有定评的大家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家，只要我觉得好听，我都喜欢。不像有些朋友非巴赫不听，非瓦格纳不听，非马勒不听，非理查·施特劳斯不听，喜欢柴可夫斯基和施特劳斯父子也就被讥为“小儿科”。当然，“好听”的说法过于宽泛，什么曲子才算好听，是结构宏大、思想深远的“老贝”的“第九”和晚期四重奏，还是晶莹剔透的《少女的祈祷》和肖邦的《夜曲》，恐怕也是人言人殊，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的。但这已是另一个话题，姑且不论。不过，我乐于承认，在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音乐家中，我最爱的还是莫扎特。我奇怪自己在接触古典音乐之初怎么没有亲近莫扎特（大概那时找不到莫扎特的唱片），但一旦真的与莫扎特朝夕相处，我就为莫扎特而痴迷，我就永远爱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急就于沪西梅川书舍
（原载2004年12月25日《上海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