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1日，是19世纪德国“天才作曲家”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诞辰两百周年，德国和全世界古典音乐界全年都在纪念他。因此想到，瓦格纳是何时又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又是如何接受瓦格纳的？这是一件值得追溯、颇有意思的事。
不妨从郭沫若早期新诗《演奏会上》说起，先把这首短诗照录如下：
Violin同Piano的结婚，
Mendelssohn的《仲夏夜的幽梦》都已过了。
一个男性的女青年
独唱着Brahms的《永远的爱》，
她那soprano的高音，
唱得我全身的神经战栗。
一千多听众的灵魂都已合体了，
啊，沈雄的和雝，神秘的渊默，浩荡的爱海哟！
狂涛似的掌声把这灵魂的合欢惊破了，
啊，灵魂解体的悲哀哟！
了解郭沫若生平的想必知道，1910年代末，他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求学，自1919年9月1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以“沫若”之名发表《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鹚》开始，郭沫若开始了他“狂飙突进”的新诗创作，正如他自己后来在《创造十年》中所回忆的：“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演奏会上》初载于1920年1月8日《时事新报·学灯》，正是这一“爆发期”的产物，比有名的《地球，我的母亲》只晚了两天发表。《演奏会上》后收入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女神》第二辑。《女神》是中国新诗经典，但这首《演奏会上》却一直未受到论者关注。探讨《女神》的论文成百上千，几乎没有一篇提到《演奏会上》，未免可惜。
《演奏会上》记的是作者在日本参加的一场古典音乐会，从诗中“一千多听众”句推测，这场音乐会应该规模不小，而且，全场观众的“灵魂都已合体”。作者也显然受到了深深的感染，“全身的神经战栗”。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青年郭沫若在诗中写下了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认知。诗中写到了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这两位我们而今已耳熟能详的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特别在诗的第一个原注中，郭沫若出人意料地提到了瓦格纳，尽管这可能是从相关音乐书籍中照搬过来的：
波拉牟士Johannes Brahms（1833—1897）与瓦格乃W.R.Wagner（1813—1883）齐名，同为十九世纪后半德国乐坛之两大明星。两人均兼长文艺。
虽只寥寥数语，对瓦格纳的概括还算基本到位。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新文学作家笔下对瓦格纳最早的介绍，极为难得。
一年半之后，与郭沫若一起创办“创造社”的郁达夫也在1921年7月7日、9日、11日、13日《时事新报·学灯》以T.D.Y.笔名连载小说《银灰色的死》，竟不约而同写到了瓦格纳。
《银灰色的死》铺陈留学生“他”（Y君）在日本的悲惨遭遇，“他”的夫人在国内去世，“他”想从酒家当垆的寡妇之女静儿那里寻找慰藉，做“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但好景不长，静儿将要出嫁。他在“更加哀伤更加孤寂”之余，想去向静儿作最后的表白：
他身边摸摸看，皮包里的钱只有五元余了。他就想把这事作了口实，跑上静儿家里去。一边这样的想，一边他又想起了《坦好直》Tannh？覿user里边的“盍县罢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来。
“千古的诗人盍县罢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洁的心情来爱‘爱利查陪脱’。”
想到这里，他就唱了两句《坦好直》里边的唱句，说：
Dort ist sie；——nahe dich ihr ungestort！...
So flieht fur dierer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 Tannhauser）
（你且去她的裙边，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思旧债！……可怜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镜里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这段文字中写到的《坦好直》，现在通译《汤豪舍》，是瓦格纳早期歌剧，瓦格纳作曲并自编剧本的三幕歌剧（情节剧），1845年首演于德累斯顿，1861年修订后上演于巴黎，现通行的即为“巴黎上演本”。不知郁达夫当时是观看了在日本上演的《汤豪舍》，还是读到了《汤豪舍》剧本，以至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设置“他”吟唱《汤豪舍》中的唱段的情节，来描写“他”当时“相思”又“孤冷”的复杂心情。不管怎样，郁达夫把瓦格纳写入了他的小说。
必须指出，《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用他自己在《〈沉沦〉自序》中的话说，就是“《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同年10月，《银灰色的死》作为“附录”收入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立即一纸风行。瓦格纳也就以这种别致的方式进入了新文学小说经典。
一而再，再而三。仍然在《时事新报·学灯》上，1923年3月10日发表了郁达夫中学同学徐志摩的诗《听槐格讷（Wagner）乐剧》。诗落款“五月二十五日”，当作于1922年5月25日，徐志摩还在英国剑桥留学。这首诗共十一段，每段四行，共四十四行，在徐志摩早期诗作中是较长也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首，却鲜有人关注，现照录如下：
是神权还是魔力，
搓揉着雷霆霹雳，
暴风，广漠的怒号，
绝海里骇浪惊涛；
地心的火窖咆哮，
回荡，狮虎似狂嗥，
仿佛是海裂天崩，
星陨日烂的朕兆；
忽然静了；只剩有
松林附近，乌云里
漏下的微嘘，拂扭
村前的酒帘青旗；
可怖的伟大凄静
万壑层岩的雪景，
偶尔有冻鸟横空
摇曳零落的悲鸣；
悲鸣，胡笳的幽引，
雾结冰封的无垠，
隐隐有马蹄铁甲
篷帐悉索的荒音；
荒音，洪变的先声，
鼍鼓金钲幕荡怒，
霎时间万马奔腾，
酣斗里血流虎虎；
是泼牢米修仡司（Prometheus）
的反叛，抗天拯人
的奋斗，高加山前
挚鹰刳胸的创呻；
是恋情，悲情，惨情，
是欢心，苦心，赤心；
是弥漫，普遍，神幻，
消金灭圣的性爱；
是艺术家的幽骚，
是天壤间的烦恼，
是人类千年万年
郁积未吐的无聊；
这沈郁酝酿的牢骚，
这猖獗圣洁的恋爱，
这悲天悯人的精神，
贯透了艺术的天才。
性灵，愤怒，慷慨，悲哀，
管弦运化，金革调合，
创制了无双的乐剧，
革音革心的槐格讷！
这是目前所知道的现代新诗史上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直接咏颂瓦格纳的诗，弥足珍贵。徐志摩这首诗虽然使用了一些冷僻的字词，却写得气势恢宏，对瓦格纳的歌剧竭尽赞美之能事。他当时在剑桥或伦敦到底观看了瓦格纳哪部或哪几部歌剧，已不可考，但他显然抓住了瓦格纳歌剧的精髓，充分肯定瓦格纳歌剧中“抗天拯人”的“反叛”、“猖獗圣洁的恋爱”，而瓦格纳创制的这些“乐剧”之所以是“无双的”，正是因为其“革音革心”。
徐志摩与瓦格纳的交集还不止这一次。他1925年6月25日从意大利翡冷翠写给陆小曼的信中，又具体记录了对瓦格纳最完美的杰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观感。他对这部举世闻名的“情死”剧推崇备至，认为它“伟大极了，猖狂极了，真是‘惊天动地’的概念，‘惊心动魄’的音乐”，还表示一定要带陆小曼去观赏。徐志摩真不愧是瓦格纳的中国知音。
到了1929年9月，丰子恺又在上海《一般》第九卷第一期上发表《乐剧建设者华葛纳尔及其名曲》。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新文学家所作第一篇较为全面地介绍瓦格纳生平和歌剧创作成就的文字，同样弥足珍贵。两年之后的1931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丰子恺著《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一书，此文收入在内。
丰子恺是现代著名漫画家、散文家，他在美育（美术和音乐教育等）上也有诸多贡献，尤其在普及西方古典方面颇多著译，影响不小。《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共十二讲，介绍了从莫扎特到德彪西十二位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瓦格纳为第九讲。有意思的是，丰子恺把瓦格纳的歌剧按照瓦格纳的说法称之为“乐剧”，把瓦格纳称之为“乐剧建设者”、“现代综合艺术作家”，这与徐志摩的提法正好不谋而合。对何谓“乐剧”，丰子恺有很好的诠释：
所谓歌剧（Opera），是与我们的剧相类的一种剧与音乐的合演。……这种音乐与剧合演，兴行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发展于法兰西。然而意法的歌剧，大都偏重音乐，以音乐为主而演剧为从……近代有思虑的音乐家，都不满意于这种音乐与剧的不自然的结合……德国的华葛纳尔就是歌剧的最大的革命者。他要表示音乐与演剧的平等并重，就改称歌剧为“乐剧”，即Musikdrama。
丰子恺接着告诉读者，要创作“乐剧”“那样复杂的一种综合艺术品”，非有广博的多方面的天才不可，而“华葛纳尔便是一个博通一切艺术的天才者。他自己作文词，自己作乐曲，自己指挥演奏，亲手装饰舞台，又曾亲身登台演剧”。在丰子恺看来，“华葛纳尔是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艺术家，与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并为十九世纪的伟人”，尽管“华葛纳尔死后，无人承继其事业，以致其所创设的乐剧终成为未成品。但在十九世纪中的当时，他这创业的伟大确有空前绝后之观”，评价实在不可谓不高。
不仅如此，丰子恺在书中还对瓦格纳生平事迹作了简要介绍，对瓦格纳歌剧《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舍》、《罗恩格林》、《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的剧情和剧中名曲作了精彩提示，且看他对《罗恩格林》中《婚礼合唱曲》的解说：
此曲在于歌剧《罗安格林》第三幕开始处，为罗安格林与爱尔硕的婚礼行列所唱的声乐曲。今已改编为洋琴曲，风琴曲，及种种器乐用的乐曲。在德国，称此种婚礼的行列为Brautzug。
此曲旋律单纯，节奏明快，最适合于婚礼的情调，使人听了立刻联想到华堂的盛会，及佳偶的幸福。华葛纳尔的初期作品中所见的轻快的拍子与美丽的旋律中，又混着其从人生的经验上所得来的严肃与敬虔的情绪。
再看他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恋之死》的解说：
《德理斯当与伊索尔地》在华葛纳尔的歌剧中是最悲哀的作品，又被认为古来最高的悲歌剧。其第三幕中的最后一曲《恋之死》尤以悲哀的音乐著名。
恋的魔酒把德理斯当与伊索尔地二爱人紧紧地系住在一块，使他们忘却了现世的一切，而梦想来世的幸福的生活。德理斯当抱了伊索尔地的腕而气绝，伊索尔地亦倒毙在德理斯当的尸骸上。马侃（Marke）王为这两个美丽的死者祈祷冥福，唱这曲啄爱的法悦的名歌《恋之死》。曲趣极悲，情炎高翔，有极锐利的感动力。
除此之外，丰子恺在1930年5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近世十大音乐家》一书中也有专章述评瓦格纳。丰子恺特别声明此书“不是正式的音乐家评传，而以生涯中的故事逸话为中心”，因此这篇别开生面的瓦格纳小传突出了瓦格纳从爱好文学到投身音乐的转变、瓦格纳与尼采的交游与终结、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等瓦格纳音乐创作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在生动活泼的文字中，强调“华葛纳尔的伟业，是建立一切过去与一切近代音乐的分水岭”。
限于当时条件，对瓦格纳，丰子恺是否“以临音乐会，以听蓄音片①”，都是未知数。丰子恺也坦承，《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参考了日本前田三男的《西洋音乐十二讲》等书，《近世十大音乐家》参考了日本服部龙太郎的《世界音乐家物语》等书。尽管如此，丰子恺率先向国人推介瓦格纳其人其乐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无疑功不可没。
对新文学巨子与瓦格纳的乐缘，以上只是粗略的爬梳，很可能有所遗漏。有趣的是，瓦格纳这个名字，郭沫若译作瓦格乃，徐志摩译作槐格讷，丰子恺译作华葛纳尔，郁达夫则未加翻译，径自以Wagner出之。然而，从郭沫若首次提到瓦格纳，郁达夫在小说中引用瓦格纳《汤豪舍》中的唱段，徐志摩专为瓦格纳“乐剧”写诗，一直到丰子恺接连撰文介绍瓦格纳及其“乐剧”，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走近瓦格纳，一环接一环，共同完成了一部中国20世纪20至30年代初的瓦格纳传播史。当然，他们对瓦格纳的理解还只是初步的，很可能远不够完全和深入，但毕竟筚路蓝缕，难能可贵。而今瓦格纳及其音乐在中国的演出、接受和研究早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回顾新文学前辈们早年的努力，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甲午正月二十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