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建立明朝、初定体制
（一）登基与定都
在1367年，改元吴元年的时候，朱元璋已为下一步称帝全国做了准备。在应天，他修建了天坛、地坛；为四代祖先兴建了太庙；重订了历法《大统历》。另外为专门培养国家管理人才，设立了国子监、翰林院，并开始文武科取。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了天地，正式登基。新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了百官朝贺，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封赏百官，立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新朝诏书采用奉天承运为题头。
朱元璋定国号为明，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政权是继承明教的，没有与红巾军在心理上完全割断。朱元璋自己起身于明教，他的政权体系中，出身义军的臣僚们还占据了支配多数，他们与义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笼络这批人，对稳定初建的新朝很有必要。这和其后朱元璋取缔明教、弥勒佛教、白莲教是矛盾的，这个矛盾的转变是在朱元璋清除了政权中这股强大的力量，彻底掩盖了自己的义军领袖的形象后完成的。
选定国都关系着皇朝统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从经济角度看，南方经济、文化基础好，建都南方，便于供给和管理。从国防角度看，元人仍然拥有重兵，随时可能挥师南下，控制黄河流域，定都北方有利于应付危急。选都问题一直决定不下，后来在分封诸王镇守边疆，解决了国防难题后，才于1397年宣布定都应天，改名为南京。
（二）组织运行国家机器
为有效地组织运行国家机器、巩固皇朝统治，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比前代做了大幅度改进。
建明初年，百废待兴，还没有成熟的政体模式。政治、军事机构仍大体沿用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地方设行省。然而对元朝权力分散、皇权衰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深以为戒。1368——1380年，朱元璋完成了政权调整。
在中央，朱元璋于1380年废除了中书省，取消丞相一职，设六部以取代。六部分为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设尚书一人，左右待郎二人。六部分别对皇帝负责，互相独立。吏部执掌全国官吏的选录、调用、惩处；户部主管税务与人力调拨；礼部负责祭祀、典礼、宗教、教育、科取、外交；兵部掌握全国常备军的任免和军令的下发；刑部执掌法律、刑诉和监狱；工部负责制造军械、铸造货币、营建土木工程、兴修水利、改善交通等。
军事上，1381年废去原大都督府，分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都督府，每都督府设左、右都督长官。职权上都督府与兵部互相交错，都督府掌管军籍、军政，却不直接统领军队；兵部下发军令、任免军官，却不指挥军队，两个机构都直接听命于皇帝。常备军同时还受分封诸王的钳制，战时，兵部发军令，都督府长官凭印信与王爷令旨，统兵出战。战毕，立即交还印信，退还兵权，回复原职。军中还常派监察御史或给事中监军，临视军队作战情况。
常备军的设置，是基于吴王时期的旧制，朱元璋攻占集庆后，为解决军粮的供给问题，开展了军屯，经验证明这一措施是有效的。建明后，考虑到军队负担和保持军队素质问题，朱元璋决定沿革过去的军队建制。1378年，制定《部伍法》，建立卫所制度。一卫统领五千余人，卫设指挥使；卫下设所，所下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数个卫所依据军事区划组成一个都指挥使司。军人另设军籍，以区别于百姓。军人的职业世袭相沿，这样既保证了军力充足，又使军员固定，便于控制。全国常备军总数约为120万人。
军队的给养主要来源于军屯，平时垦植、练兵，战时集结出兵，控制了军费支出。
朱元璋还加强了监察机构的职能。1375年，改原来承袭元代的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左右都督御史、左右副都督御史、左右佥都督御史，并下派监察御史110人，分管全国13道。监察机构负责监督全国上下政府机构，职务级别设置不高，但职权很大。
地方机构的改革早于中央，1376年，改元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共设15个布政使司。每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负责地方财政和民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地方刑事、法庭和监狱；地方军队设都指挥使司，负责军政防卫。三个机构各成系统，垂直与中央联系，地方的权力由此消弱，中央的集权高度加强。
此外，为避免机构设置过细，政令不畅，朱元璋改地方行政机构为三级，即布政使司、府、县，取消了元代的省、府之间的路一级机构，机构简化，使国家行政更为有效。
为提高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朱元璋提倡简化公文。1380年，颁发《案牍减烦式》。同时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主张学习唐宋古文，一改政府文牍如山、办事拖延的恶习。
1373年，明朝庭颁布了《大明律》，为国家统治建立了依据。《大明律》按六部执掌排列，制定了基本法规，并明确各级行政机构职责，规范官吏行为。《大明律》立法严谨，条文简洁，在三十年内几次修订，是中国法学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后来，为了使百姓了解有关的法律精神和条文，又颁布了《大明律律令直解》。
朱元璋的政治改革加强了皇权，使所有权力归于皇帝一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使朱元璋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权威的皇帝。
（三）戢定边疆与国防政策
南征北伐的任务顺利完成后，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然而在东北、西北、西南还残余着元朝余部和割据势力。
四川当时仍被明玉珍的夏国占据。明玉珍原为徐寿辉部将，徐寿辉被害后，明玉珍自称陇蜀王，断绝与陈友谅的一切联系。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明玉珍忠于红巾军，崇奉弥勒佛教，在位5年，政清民平。1367年明玉珍死，其子明升继位，国势开始衰弱。
1371年正月，明军两路入取四川。东路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廖永忠、周德兴为副将军，率水师由瞿塘进攻重庆；北路由傅友德率领，从秦陇南下成都。1371年8月，东路水师苦战后到达重庆，明升降。不久，成都守将也降了傅友德，10月，四川全境平定。
四川归入版图后，明朝廷着手收降云南。云南是元朝在西南的根据地，多民族杂居，情况比较复杂。当时云南由三个系统控制：忠于元皇朝的梁王，以昆明为中心；尊奉元朝的白族土酋段氏，以大理为中心；以及这两个中心以外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控制区。
1372年，朱元璋先后派遣王、吴云为使招降梁王，都被杀害。1381年底，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起兵30万征讨云南。军队主力由湖广辰、沅二州西取普定，进攻昆明；另派一军由四川南下乌撒，牵制昆明。1382年1月，出师三个多月，东路军顺利攻克昆明，梁王自杀。东路军的一支由傅友德率领已先期在攻克曲江后，北上增援乌撒；主力在沐英、蓝玉率领下由昆明西取大理。1382年4月，大理段氏归降。北路军在乌撒也战胜元军，彝族等各少数民族区纷纷归顺。平定云南后，明朝庭设立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并留义子沐英镇守云南，沐系一家与明朝三百年相始终。
西南的反明势力消灭后，西北、东北仍有大量元军活动。北伐军没有将元的主要军事力量彻底摧毁，扩廓帜木儿的西路军、元朝皇室的中路军、以及东北元军互相呼应。1372年后，西路军、中路军基本被明军逐出内蒙，东北元军相对孤立。
东北元军的主力为元朝世将纳哈出一系，盘据在辽宁金山一带。1371年，镇守辽阳的一支元军归降明朝，明政府在此设立了辽东指挥使司。1387年1月，明派冯胜、傅友德、蓝玉统兵攻打纳哈出。明军以优势兵力从东向北包围了金山，纳哈出孤军无援，于1387年10月投降。至此，白山黑水归入大明版图。
由于无法彻底消灭元军残部，中国北方就时刻受到元人再度集结南侵的威胁。在东北、西北基本平定后，明朝构置了横跨东西、长达万里的防线，以抵御元军入侵。从辽河向西，由辽阳开始，连接大宁、大同、开平卫、兴和、东胜，沿长城设置防线，沿线分设卫所，并派驻封王沿防线设国。北边边防的确立，保证了明朝开国几十年的稳定。
（四）分封诸王
为保证天下为朱明皇朝一家的天下，使全国各地处于皇朝的严密控制下，朱元璋于1369年4月确立了封王制度。1378年，诸王就藩。
分封诸王各设王府，王府自设官吏，王府的费用由国家承担。各亲王不干预地方行政，没有土地权，但掌握重军。
分封诸王分为两大系，一系主要镇守边关，防止元军入侵，称为塞王。塞国有辽国、宁国、燕国、谷国、代国、庆国、肃国、晋国、秦国等；一系镇守内地各大要城和战略要地，有周国、楚国、齐国、潭国、鲁国、蜀国、湘国、靖江国等。每一个王国都构成一个军事中心，起着防边镇内的作用。
为防止诸王滥权专宠、为害地方，朱元璋先后制定颁布了《祖训录》、《宗藩昭鉴录》，以为儆示。然而他没有预见到诸王权重，必然造成皇室内部矛盾，从而危及皇朝的稳定。
（五）民族政策
明朝的民族政策大体沿袭了汉唐旧制，在保证归顺臣服的前提下，允许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并帮助发展经济、促进文化教育。
云南归服后，对待当地的各少数民族，明朝采取了两种治理办法：一是任命当地部族首领为土司，负责境内军民财政。土司为世袭，对王朝有纳税、修路、战时出兵的义务。土司的小儿子往往被送往京城国子监学习，这样一方面为挟制，另一方面也是对未来的异族治理者的教化。二是派遣流官治理，或没收不驯土司的治理权，即改土归流，由汉人来负责管理土藩。
对待东北的女真族，明朝庭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设重兵镇防，派韩王、宁王、辽王控制军事重镇；一方面又分别招抚女真各部落，使其建立卫所，部落首领为世袭军官。在经济上给予各部族与汉族地区互市的优惠政策。各部落分而治之，互不相属，女真族的凝结的力量被消弱。后来，明政府又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这一地区。
西北的羌、回、藏各族，由于宗教势力强大，明朝庭一方面立当地酋长为世袭官长，负责地区军民财政；另一方面册封高级僧侣，承认其宗教地位和一定的治理权。经济上，在物资交换供给上给予优惠。
明朝三百年间，民族关系基本比较平和，没有严重的民族冲突发生。
（六）邦交政策
朱元璋继承了中国帝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传统思想，但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皇帝，认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扩充疆土是毫无意义的事。在《祖训录》中他申明了对外政策：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之富强，贪一时之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认为，四方各国在地位上都低于中国，但他们各自之间是平等的，享有自治其国的权利。对待大多数的友好国家，明采取和平态度，互派使者、互通往来；对待有侵略威胁的国家，严密提防，随时准备给予回击。
朱元璋在《祖训录》中将独立各国列名，称为不征之国。
为方便经济往来，朱元璋在沿海设置了三个市舶司，进行对外通商。宁波市舶司通往日本，泉州市舶司通往琉球，广州市舶司通往占城、逻罗、南洋诸岛。
（七）科举与文化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朝廷需要大量的文武人才。早在吴王时期，朱元璋就在应天设立了国子监，以培养士人。长期征战中，朱元璋每到一地，都搜纳当地地方知名、饱学士子，引为己用。建国以后，朱元璋更注重吸纳人才。
当时取用人才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通过地方官举荐，选拨品优德昭、聪敏能干的民间俊秀，称为荐举。这批人在洪武初年人才匮乏的时代为新朝的成长做了很大贡献。二是通过国子监，培养高素质人才。国子监为太学生们所设课程以明实事为重，有《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及《大明律》、《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太学生学成后被委任到全国各个领域。三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才，从国家长期用人的角度考虑，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制度来保证国家经常、广泛地选拨人才。1370年，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是这样的，每三年，各地的生员即秀才在本省省城参加由布政使司主持的乡试，乡试合格者定为举人，各省举人数额都有定例。第二年全国举人在京城参加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及格的由皇帝主持参加廷试。廷试合格者称为三甲，一甲三人，分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数人，赐进士出身；三甲数人，赐同进士出身。
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出题，考生必须依古人所说立论，不能自由发挥；格式固定为八股、徘偶体，称为制义。
科举制度的实行，本义在广选人才，是件好事，它使社会各阶层人能通过读书进身参政。然而，朱元璋出于对才干之士的疑惧之心，为使人才只是便于皇家使用的奴才，对科举严加规范和限制。结果是，学界歪风的流行，读书人求知目的不正，头脑封闭迟钝，国无良才可用。恶风所及，非止明朝一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态度、心理素质、人格发展有着极深远、极恶劣的影响。
当时的宋濂写道：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为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选用人才外，朱元璋在普及文化教育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这可能和他自幼失学，深知百姓教育不易有关。
洪武初年，朱元璋便命令在全国广立学校，府、州、县各级地方都要设立学校。1375年，又诏令地方立社学，为乡村普及教育。同时广派教员，曾一次派国子监太学生366人往北方办学。1368年，朱元璋还下令书籍免税，为广大百姓获取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朱元璋在文化方面的另一个成就是命人修订了《元史》。1368年，宋濂、王以及原元朝翰林学士危素奉命修纂《元史》，这项工作从1368年开始，到1370年结束。《元史》材料完整、体例清楚、文字典雅，是《廿四史》中极为成功的一部作品。
（八）宗教政策
朱元璋从元未天下大乱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了宗教对百姓的影响力。为杜绝往事重演，朱元璋于1368年下令严禁邪教。邪教指一切能煽动群众，许诺以种种希望，并使其聚结成团的宗教。尤指明教、弥勒佛教、白莲教。《大明律》中专列《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之千里。
1386年，朱元璋又颁训谕，告诫百姓：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者，合共谋倡乱……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之，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多。比其事成也，天不与倡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朱元璋利用宗教的组织活动创造的时机获取了政权，因而对同样会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宗教采取严厉措施。
对于不构成危胁，可以装点统治的宗教，朱元璋则采取了宽容态度，给予一定照顾，以示对传统的尊崇。1368年，朱元璋设立善世院、玄教院，管理道教、佛教。并大修名寺名观，封赏高僧名道。朱元璋对宗教的态度是非常实用的，他从未象秦皇、汉武、唐太宗一样，迷信神仙不死之类妄诞的事，朝廷生活中也因而避免了僧道为祸的事情发生。
第七节 党案与文字狱
明朝初年，统治集团基本为淮西势力控制。淮西集团多为朱元璋的乡里故旧，这批人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淮西集团的中心人物是左相国李善长，继承其位的是胡惟庸。
从赤贫一下摇身变得有权有势，人很难将原有的价值观保留并和变化了的环境适应协调。这些发达显赫的人，在生活中奢靡淫乐，贪焚横暴，欺压百姓，鱼肉地方；政治上独断专行，排挤他人，欺上瞒下，贪赃枉法。当时的另一政治集团浙东集团对淮西人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浙东集团以刘基为首，多是精于宋儒理学的士人。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对立，为朱元璋利用彼此互相牵制，从中掌握实权提供了条件。然而，淮西集团的势力还是出乎想象地难以控制。
1379年末，占城国派使来朝朝贡，胡惟庸将此事隐瞒不报。朱元璋发现真情后大为震怒，将胡惟庸的左右膀汪广洋处死，同时惩处了中书省中有关的一批官吏。这已暗示了清理胡党的先声。朱元璋早已对胡惟庸与罪臣陆仲亨、费聚关系密切不满，另外胡党势力在军队中也渗透颇深。1380年，利用中书涂节状告胡惟庸勾结蒙古、日本，试图弑君叛乱，处死了胡惟庸，并进行了整个官僚机构的大清洗。清洗扩大到全国，连坐族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中大量官员被处死，其中包括李善长、宋濂、郑遇春等一代功臣名将。清洗甚至牵涉到淮西的一些大地主、大富豪，家产族没。中书省由此废止，皇帝大权收回。1388年，朱元璋命令编撰了《昭示奸党录》，公布胡党罪状。淮西集团的政治势力从此大为削弱。
1393年，又发生了兰玉党案，早在吴王时期，就发生过邵荣谋反，谢再兴投敌的事件，对这桩旧案，明末史家谈迁道：渡江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似，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建明后，虽然君臣名分早定，朱元璋又分设兵部、都督府，并委派封王执掌重兵，然而对执掌军权、拥有嫡系、威信早立的大将仍然深以为忌。
兰玉案起于锦衣卫蒋谳的揭举，蒋谳指控蓝玉密谋兵变，并列举了其它罪状：滥用职权，非法惩处官兵，私自蓄奴，对皇帝心怀不满等。兰玉被判肢解，诛连人员达到一万五千人。几乎所有执掌军权的功臣战将都受到了清洗，被解除兵权。其中有朱元璋少年同伴徐达。只有汤和极早交回兵权，得以幸免，安享晚年。兰党案发后，又编纂了《逆臣录》。军队也彻底地大换血。朱元璋清除了军政两界的绊脚石。
胡兰党案共清洗了四万余人。在清洗中，朱元璋借重自己控制的特务机构检校和锦衣卫，进行了恐怖屠杀。检校是朱元璋组织的专事监视探听的特务人员，没有正式机构，只有探查报告之责，没有拘押审讯之权。然而检校的活动无所不至，甚至连大臣的私房话都被探听报告给皇帝，以至人人惊惧。朱元璋曾道：有这几个人（检校），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1374年，朱元璋专门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给予司法审讯权，经理一切皇帝需要直接干预的案件，锦衣卫内设置诏狱，是著名的酷刑实施之处，锦衣卫是皇帝的打手。朱元璋还发明了廷杖制度，即在殿廷内由锦衣卫负责杖责鞭打朝廷官吏。著名的被廷杖处死的有朱文正、朱忘祖、薛祥、茹太素等人。
一方面，朱元璋精心策划清除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势力集团，一方面，又采取严厉政策，制裁贪官污吏，维护朝廷法纪。朱元璋曾道：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这种以猛治国的政策，贯彻洪武始终。朱元璋坚持严法精神，然而枉过而不及，以小节而大纠，由一人而蔓延全国，随意扩大案件，导致官庭空虚，官吏人人自危。1372年，发生了空印案，其后1375年又发生了郭恒案，两案牵连六部、使司、府县官员以及地主八万余人。空印案起于户部严格的财政报告制度。明朝要求各地按期上报地方粮税收入，并严加查核，一有不符之处，立即驳回重报。很多地方为免去来回更换填报的麻烦，预先备有盖有各级政府印章的空白印信，印信为骑缝印，不能用作它途，朱元璋发现后，认为上下贪污舞弊，大开杀戒。1375年，郭恒案发。郭恒是户部侍郎，利用职权，贪污浙西秋粮。朱元璋以此为机，普遍清查了各地官员并牵连许多和官府有关系的地方富豪。这一案，不仅诛杀了很多官吏，江南许多世家富族也因此铲除几尽。对待查出归案的官吏，朱元璋任意运用酷刑。他说：其贪婪之徒，闻（恒）之奸，如水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发、文身。罪之甚欤！另外又有凌迟、肢裂、剥皮、抽肠种种名目，刑罚残无人道，古今罕见。为警戒官吏，朱元璋编撰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篇》、《大诰武臣》四书，罗列各样罪案和刑处。
朱元璋实行大清洗和严猛之治，一方面是出于猜忌之心，消灭不利政治集团势力。另一方面，也是本于他出生农家，生于乱世，对为害百姓的恶官恶吏深恶痛绝，务必根除而快之。然而官僚制度的内在的腐败性，使他政平吏清的梦想不可能实现，反而引起各阶层人的不满。一些耿直官员上书反对滥杀酷刑。
1376年，叶伯巨上书言：
臣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议者曰：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灭亡。主上痛惩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国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仗、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然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志，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故必有罪疑唯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解缙上万言书，道：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顽。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始终如一者也……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配给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朱元璋晚年也对此有了反思。规诫后代子孙不可效仿，他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年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刻劾奏，处以重刑。
洪武年间，朱元璋还大兴文字狱，有理智的清除和无理智的滥诛结合，消灭了大批文人官吏。
有些封建文人对出身贫贱，起于叛军的农民皇帝很不以为然，有的则忠于元朝，这些人不肯与新朝合作；还有人不满于朱元璋的酷政，希冀远避朝祸，求得自保，这些人都召来了朱元璋的忌恨，决不宽恕。为此，朱元璋制定法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被诛杀或被逼杀的知名文人先后有夏伯启叔侄，姚润、王谟等，明初著名诗人吴中四杰亦无一幸免。杨惟贞诗名负于海内外，为免入朝廷，作《老客妇谣》，声言年老无用，如被逼不过，只好跳海自杀，朱元璋声名之下，无奈只得放他一马。当时庐陵人张昱幸免被征后，曾有诗道：洪武初年白日边，诏许还家老贫贱，池馆尽付当时人，惟存笔砚伴闲身。刘伶斗内葡萄酒，西子湖头杨柳春，见人旁观只袖手，听人谈天只箝口。反映了当时很大一批士人的心态。
朱元璋心胸狭窄，对早年的身世很忌讳，最怕人提及出家及叛军之类的字眼，以为伤了皇帝体面，脸上无光。对各类官书文告以及文士诗文严加挑剔，吹毛求疵，稍有触及他心里的敏感神经的，马上雷霆发作，严加惩处。对皇朝统治言有不敬的也决不放过。浙江府学教授林文亮作《谢增奉表》中有作则垂宪一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作《贺冬至表》中仪则天下等人文中都有则字，则与贼音相通；常知府学训导蒋镇《正旦贺表》中睿性生知，生音近于僧，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正旦贺表》中取法象魏，取法近似去发，尉迟县教谕许元《万寿加表》中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被皇帝解释为削了头发，早失太平。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中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被皇帝认为又骂秃，又骂贼，这些人统统都杀掉了。为避免圣怒屡犯，1396年，翰林院制定了《庆贺谢恩表式》，算是救了不少依文为生的官吏一命。朱元璋还颁诏，严禁民间使用某些禁忌字。皇帝为天命贵人，不能有不光彩的历史，他要让世人都忽略忘却自己的卑微之处，高高在上，头罩圣洁的光轮。然而一己的狭隘偏执的心理，并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所谓欲盖弥彰，反而更让人觉得贵为皇帝的天命真人也有荒唐无稽、可笑可叹之处。
第八节 宫廷生活与家庭教育
封建帝王，一圈红墙，独占三千佳丽。朱元璋本人多纳嫔妃，其中有蒙古、朝鲜、云南、百夷等各族人。而原配马氏，与朱元璋一生患难相持，苦乐与共，感情最好。
马氏相貌普通，但朴实善良，识得大体，待人宽厚，深得朱元璋敬爱。在多年征战中，她调解将帅矛盾，带领官军眷属们缝衣做鞋，犒劳将士，生活节俭，勤于内务，是朱元璋的贤内助。建朝后，对朱元璋的猛整滥杀，她总是寻找适当的时机多方劝说，解救了不少大臣。
尊为国母，她亲自读书识字，为嫔妃作榜样，以使众人知书识理。为免连累医生，夺人性命，病重时她坚决不服药。马氏的贤德，使朱元璋一生感念不已，常将她比作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氏殁后，朱元璋再没有立过皇后。
朱元璋严格将宫廷与朝廷隔离，他认为，宦官外戚专权是历史上最坏的事，几乎代代有之，他要将这股恶风在明朝禁绝。他立铁牌于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涉政事，犯者斩。并严禁宦官读书，限制宦官官级，禁止宦官与大臣联系。对待嫔妃宫女，他要求她们勤修女德，作《女诫》以为教诲；限制外戚与宫内联系；严禁外戚参予政事。这些措施，相对扼制了庭闱祸乱的可能。
朱元璋一生多子女，共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朱元璋对皇子的教育非常注重，在德行和知识两方面严格要求，希望他们能成为杰出的皇朝统治者。他在宫内修建了大本堂，选收古今图书，并选用知名文士为教师，聪俊贵族子弟为伴读，为诸皇子学习创造最好条件。他要求教师不要拘泥迂腐学问，要切中实际地进行教育。他又要求诸皇子熟习礼乐，勤修品德；要求他们精政爱民，诫告勿要奢靡享乐。诸皇子成年后，多有才干之士。太子儒风淳厚，为人宽简；四子燕王才略过人，具有政治天赋；五子周王文才出众，又好医药，著《元宫词》，《救荒本草》；十七子宁王文史精通，著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十二子湘王文武全才，风雅过人，自号紫虚子，又建景元阁招纳名士。其他诸子中多好文多礼，此风流传，明王室历代涌现出了不少品高才秀的子弟。朱耷（八大山人）即是明皇室后人。
朱元璋不仅注重皇子的教育，自己对知识也有强烈的渴求欲。少年时没有条件求学，一直让他深以为痛，他在遣嘱中道：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免，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他执掌权力的几十年中，勤学不怠，并且能不拘泥于书本的文人俗套，务求所学为自己所用。他好与文士讲经论史，尤其对各代史书情有独钟，常常能从中独辟一径，提出自己的观点。批评古人，尤其是帝王的作为，成为他的一大乐事。他也喜欢舞文弄墨，自己写了些诗，并重新依据北方语音修订了《洪武正韵》。他的诗有：
菊花诗：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征东至潇湘：
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
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
朱元璋虽然也附庸风雅，但他仍是喜欢质朴爽捷的文风。他提倡运用民间白话文，写文章务必清楚明白，自己的诗文也是豪爽明快。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喜爱的与他要求的八股文的摘章寻句的文风是根本矛盾的，而后者极大败坏了文风，恶果深远。
朱元璋对知识的态度与他作为帝王的尊严结合起来，便出现了一系列荒唐古怪的事。例如，他对孟子的态度。孔孟并称儒圣，朱元璋对圣人是极为礼敬的，然而当他发现《孟子》中时有犯上不敬的话语时，如：民为贵、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他大为恼火，索性禁了《孟子》，撤了孟子在孔庙中的牌位，后来勉强恢复了牌位，但仍删减了《孟子》85条，才准予刻版发行。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1398年，病死南京，终年71岁。死后葬于南京钟山孝陵，谥高皇帝，庙号太祖，历史上一般称他为明太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