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泥鳅》之后，沉寂了近三年的尤凤伟推出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色》。在这部被称为对作者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里，尤凤伟的目光从下层人物转向了鱼龙混杂的名利场（“色”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的）：主人公吴桐原本是中专老师，与妻子双樱过着平庸却也不乏幸福的生活。由于同学王梅的举荐，吴桐摇身变为泰达集团的总会计师。于是，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惑接踵而至，“好男人”吴桐最终在半推半就中下了“浑水”……
一个老套的故事，尤凤伟却倾注了极大的耐心与智慧。小说从吴桐与星小姐的邂逅落笔，后者向他暗示了今后的桃花运。故事就此拉开序幕，吴桐的经历亦罩上了一层宿命（规律？）的色彩。与《泥鳅》中的国瑞是民工的“代表”一样，吴桐身上也具有某种原型的意味。这显然是个城市人，身份有点复杂、暧昧：知识分子？商人？好男人？见风使舵者？似乎兼而有之，一个角色错位者。尤凤伟煞费苦心地将他置于家庭、商场、官场等诸多矛盾的中心，并且和整个经济转型期企业改制的问题联系起来，便是想发掘出当今社会某种深刻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品格。结果却颇有些反讽意味，人性发掘得来的却是人性的沦落与异化，是价值的迷失与怅惘！无所谓尊严，亦谈不上疼痛，由于太多的利益纠缠和关系陷阱，人无法把握自己，只能随波逐流。就像主人公所渴望的那样：陷于茫茫人海，只有在“淹没效应”中，人才能体会放松与安全。既然每个人都经不起推敲，那就不要再刨根究底，索性“与陌生人为伍，一直走下去，走到永远”。
这种灰色的、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在当代是极为广泛的。它被尤凤伟准确地捕捉、呈现了出来。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直面社会的一次主动“出击”，《色》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尤凤伟构思的初衷。如果说《泥鳅》提出了当代无法回避的民工问题，那么《色》则是叩问、探讨如今城市人的生存困境，从而使文本具有了问题小说般的社会学意义。尤凤伟属于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一类作家，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精神贯穿他的创作始终，《色》亦不例外。故事中寄寓着明显的主题倾向与关照，在构成问题的同时，亦给出了某种答案，尽管没有那么明确、直接。诸如，人物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思想交锋的平台，通过吴桐、许点点、关总之口，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思考。正是这种执着的批判精神，使得尤凤伟那迥然各异的作品、故事带上了可贵的统一品质。但差别还是存在的，较之于此前的作品，《色》的笔触要冷静、客观得多，批判的锋芒也相应地减弱了。《中国一九五七》在揭示特定时期人性猥琐、懦弱的同时，充满了对人心高贵和尊严的呼唤与渴望；《泥鳅》是一部“义愤填膺”之作，通过描述民工国瑞短暂、悲剧的一生，表达了作者对农民兄弟的同情与悲悯。可以说，尤凤伟以前的创作一直洋溢着一种沉郁、诗意且不乏理想色彩的人道主义，这是其批判精神的内核。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批判的笔触都显得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而到了《色》，一向坚定的批判精神仿佛陷入了沼泽，不仅诗性不复存在，想像的自由与灵动亦受到了牵制。批判精神在面对与自身贴近的名利空间时，蓦地失语了。作者只是小心翼翼地讲述故事，复制现实中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小说在与生活“肌肤相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忘却了批判的紧张度。这并不是说作者在作品中一定要剑拔弩张，义正辞严，批判精神的实质在于能够从平常中见深刻，在一般中体察意外。而《色》缺少的就是这种新意。尽管切入现实的勇气可嘉，但小说不等同于生活。它来自生活，更高于生活。如果没有提供超出普通生活之上的思索，小说也就意味索然了。总体看来，你不能说《色》的人物不真实，故事不生动，但总摆脱不了一种窠臼与概念化的嫌疑，虽然背景宏大，设置也颇具匠心，但吴桐的老好人形象，王梅的莫测高深，双樱的疑神疑鬼，都可信却无新鲜之感。而且，就当代都市人的生存问题，作品也并未提出任何深层的见解。如果不是倚仗着当中官场风波的穿插与吸引，整个故事是很难看下去的。这使得《色》与一般的官场小说很难区分开来而趋于流俗化了。
整部《色》写满了妥协与让步，处处是身不由己的喟叹。这不仅仅是书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知识分子写作在当代商品社会的彷徨心理。说到底，《色》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文本：一个老套的故事（商场争斗加上个人情感），快节奏的推动（一章一个情节），开头主人公与神秘星小姐的传奇相逢，王梅的贵人相助，吴桐的平步青云……这些都让人联想起现在流行的电视剧，情节剧。小说原本深沉、内敛、宁静的品质受到了来自电视等图像媒介那短平快的美学方式的严重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变成了精致的剧本。批判的精神让位于暧昧的客观，一种迷惘的挣扎。借助于这个时髦的故事，批判精神艰难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对吴桐这个问题人物的塑造。自始至终，吴桐一直力图维持自己“好男人”的形象，对毕可超之流的“潇洒”和性启蒙表露出惊人的迟钝与抵制，以致多少显得有些矫情与失真。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赋予人物的一种“操守”：吴桐在与妻子离婚之前一直“守身如玉”，然而却名声扫地。批判的意味在此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失控的年代，在物欲纠缠的漩涡中，再纯洁的人也只能妥协，接受被“污染”的命运。对吴桐这样一个保守的、多少有些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作者天然是理解、同情的，他的无奈与作者的无奈在同情机制的激发下，叠合了。换言之，知识分子写作在处理当下城市题材时，与吴桐的境遇一样，面临着价值的茫然与失语。吴桐的操守是在欲望与伦理之间的一种妥协，虽然于事无补，却表明一种精神底线的支撑。在面对权力、欲望的冲击时，人没有崩溃成物，靠的就是这点可怜的底线。而批判者执着于此，亦是在寻求一种底气与坚持。在这个尊严贬值、价值模糊且瞬息万变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你又能指责些什么呢？可以比较理直气壮地维护的，似乎只剩下类似于吴桐的这点“愚”了。由于吴桐的操守，小说杜绝了所有庸俗的性描写，保持了批判立场的纯正与严肃。但妥协的内髓却是掩不住的。客观的描述，流畅的故事，真实的占有，却再也不能让人激动和深思，这究竟是写作的成熟，还是小说在这个时代的退化？《色》向我们奉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哲学与情感，问题小说最终还是在一个大众化的问号与惘然中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