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为诸儒听乱
《六经》自秦火後，汉初诸儒传而习之，遂大著於当世。然自後汉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经义之晦者亦复不少。何以言之？《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晋、宋之际逐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木亡，《尚书》之旨遂晦。《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子，其先盖皆本之於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其後燕韩婴亦传《诗》，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齐、鲁之醇。最後《毛诗》始出，卫宏为之作《序》，多傅会於《春秋传》文以欺当世，否亦强为之说而实以人与事。学者不加细考，以为真有所传，遂谓其书优於《三家》，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三家》渐微。逮於晋、魏，《齐》、《鲁》之《诗》遂亡，《韩诗》亦不复行於世，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经》之本旨固然，而《诗》之旨亦晦矣。
盖尝思之，《易》道高深，圣人犹欲假年以学之，固非学者所能轻窥。而《春秋》，游、夏莫赞一词，虽有左、公羊、梁三贤者为之作传，而圣人之意究难窥测。惟《诗》、《书》与《礼》乃学者所可几，是以圣人以为“雅言”。然《礼》多系仪文之末，且其残缺太多，不足尽先王之大经大法；故惟《诗》、《书》为最要。而皆为汉末晋、隋诸儒之所杂乱，良叹惜也！良可叹也！幸而《论语》一书明白易晓，复有《孟子》一书以羽翼之，何晏《集解》虽无所大发明而未尝偏执一人之见，赵岐之解尤为醉正，及宋朱子为作《集注》，圣人之旨益显，学者赖之，得以稍窥圣贤之蕴。然终不能不为《诗》、《书》惜也！
《朱传》与读者
朱子虽作《诗传》，又命其门人蔡氏作《书传》，然皆未能尽驳《诗序》及《伪孔传》之误。而世犹以朱子为非，非《传》而从《序》者不可指数。自余所见，惟乡野孤陋之士但知为时艺者不与《传》异同耳；稍有学识，则据《序》以议《朱传》者十人而九。余独以为《朱传》诚有可议，然其可议不在於驳《序》说者之多，而在於从《序》说者之尚不少。何则？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齐》、《鲁》、《韩》、《毛》均出於汉，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独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书虽亡，然见於汉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说率与今之《诗序》互异。如谓近古者皆可信，则四家之说不应相悖。相悖，则必有不足信者矣。岂非後世学者但见《毛诗》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为揣度附会矣，自当尽本经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违於其旧说？此余之所为朱子惜者也。
本书作意
余之为《考信录》，凡《诗》、《书》之文有关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时逐事而辨之矣，顾《二南》既不详其时世，而《邶》以下十二国风其事多在东迁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见，笔而记之。《考信录》既成，乃复缀辑而增广之，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窃谓经传既远，时事难考，宁可缺所不知，无害於义。故余於论《诗》，但主於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复起，未必遂以余言为妄也。
嘉庆乙丑六月，崔述识。
诗柄与经文
余见世人读《诗》，当初学时，即取“诗柄”连经文合读之（朱子《集传》）略说本篇大意者，俗谓之“诗柄”及长，遂不复玩经文而但横一诗柄於其胸中，以为足矣。其聪明者则多厌旧喜新偶见卫宏《诗序》辄据以为奇货秘笈，自谓曾见汉人之说，宋人书不足复观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为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为非。大抵今世之说《诗》者，此两瑞尽之矣。
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余幼，不记忆为何事），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诵。至十岁後，始阅朱子《诗传》，亦不知何为诗柄。又数年後，始见《诗序》，亦不知其可宝贵者何在。以故余於《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但《朱传》之合者多，《卫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差夫，安得世有笃信经文之人而与之畅论斯旨乎！
嘉庆丙寅十二月，述又识。
通论《诗序》
《序》为後汉卫宏作
一，《诗序》乃後汉卫宏作。唐人旧说以为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陆氏云：“旧说，起“关雎”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此说非也。何者？《史记》作时，《毛诗》未出。《汉书》始称《毛诗》，然无作序之文。惟《後汉书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则《序》为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记》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今卫宏作《诗序》现有《後汉书》明文可据。如谓为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从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徵者而惟无征之言之是从也？）
《序》非子夏作
一，孔子，鲁人也。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相与教授於齐、鲁之间，故汉初传经者多齐、鲁之儒。子夏虽尝教授西河，然究在鲁为多。观《戴记》所言多在鲁之事，而《论语》称子游讥子夏之门人，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则子夏之门人在鲁者不乏矣。齐、鲁既传其《诗》，亦必并传其《序》。何以《齐》、《鲁》两家之《诗》均不知有此序而独赵人乃得之乎？盖自毛公以後传其说者递相增益，递相附会，宏闻之於师，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为不刊之典，其亦可叹也夫！
《序》非孔子与国史作
一，以《序》为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当时国史所作。夫《论语》所载孔子论《诗》之言多矣，若《关雎章》、《思无邪章》、《诵诗三百》，以及《兴观群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简意该，义深词洁。而《诗序》独平衍浅弱，虽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语，绝与《论语》之言不类，岂得强属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诗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类三代之文。况变风多在春秋之世，当时王室微弱，太史何尝有至列国而采风者，《春秋经传》概可见也。以为太史所题，诬矣！嗟夫，《本草》、《内经》，世以为神农、黄帝之所作矣。《六韬》，世以为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经》，明明载西汉之郡县，而公然以为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载战国之躔度，而公然以为作自周公。彼术数之徒，浅学之士，苟欲尊其所传以欺当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习也！
《序》无大小之分
一，旧说以《诗序》“风，风也”以下至“《关雎》之义也”止，多通论全诗，因目之为《大序》，为子夏所作。及朱子作《传》，从程子，以为孔子所作；而以“乐得淑女”以下数言析“哀乐淫伤”为四事，且以“伤”为“伤善”，大失《论语》之旨，遂割属之《小序》；而断自“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余按：《诗序》自“《关睢》，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於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於《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至“《关雎》、《麟趾》之化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系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则”字为转语。若於“诗之至也”画断，则此文上无所承，而“然则”云云者於文义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序》出於一人之手
一，旧说以逐篇序其义者为《小序》（郑氏樵以首句为《大序》，下文所言为《小序》。程氏、范氏则又以首句为《小序》，下文所言为《大序》。说皆与旧说异）。《隋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益”。说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作，或以为太史所题，而其下乃卫宏所续。余按：《序》之首句与下所言相为首尾，断无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时”、“剌乱”者，语意未毕，犹不可无下文，则其出於一人之手无疑也。况宏果续前人之《序》，蔚宗岂得归功於宏，而谓今所传者为宏作乎！然乃为是说者，无他，皆由尊崇《序》说太过，惟恐言为宏作则人轻之而不深信，而无如《後汉书》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属之，以发端首句为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归之宏，以两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属之谁即属之谁耳。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毛诗》易创新说
一，《齐诗》、《鲁诗》皆自汉初即著於世。鲁固孔子所居，齐亦鲁之昆邻，盖皆传自七十子者。书出既早，则人见之者多，而傅会较难。且当汉初，朝廷尚未敦崇经术，则其说本於师传者为多。其後经学益重，诸家林立，务期相胜，传其学者亦不能无傅会以逢时者；然大要为近古。《韩诗》後起，已非齐、鲁之此。《毛诗》之显，又在其後。书出既晚，则师弟子私相授受，虽多增其旧说，传以己意？世亦无从辨之。况婴，燕人，苌，赵人，亦不能逮齐、鲁间闻见之真也。
《毛诗》不及《三家》
一，《三家》之《诗》虽不传，然见於汉人所引者尚多。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班氏以南仲为宣王时人，马氏以《出车》为宣王时事，玩其词意，考其时势，皆得之。则知齐、鲁之诗决有所传，非凭空妄撰者。即《宾之初筵》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韩诗》云：“《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亦未见其不如刺幽王之说也《毛诗序》云：“《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毛诗》之初亦必有所传，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诗人之旨。但以其书晚出，其徒之附会者过多，虽无所传者亦必揣度而为之说，或强取传记以实之，而有所传者亦必增饰其说，别出新意，以蕲胜於《三家》，是以其说乖谬特甚。不知汉、晋诸儒何以尽弃《三家》而独取《毛诗》也？）
强不知以为知
一，《诗序》好强不知以为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阙其所疑。三百篇之《诗》，经秦火以後，岂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记》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是当楚、汉之际，居於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然其失经意在此，其能使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为教无传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历历者必其无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聪颖而无学术。一日，有乡人来，以古事相质问，不知也，遂妄言之。乡人既去，乃谓余曰：“与乡中愚人语，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则彼将轻我。虽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见我言之凿凿，惟有心悦诚服耳。”嗟夫，申公诗不传疑而先亡於西晋，《毛诗》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议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见良是，无怪乎元、明诸儒之多以朱子《诗序辨说》为非也！
刺诗之锻链
一，《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其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於所刺者。夫诗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贤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见有称述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以後更无一人可免於者矣！况《邶风》之《雄雉》，《王风》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锻链也！尤无理者，郑昭公忽虽非英主，亦无失道，而连篇累牍皆指以为刺忽之诗，其所关於名教者岂浅哉！至宋朱子，始驳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说者犹多曲为《序》解以议朱子之非，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附会《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