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序》好取《左传》之事附会之。盖《三家》之《诗》其出也早，《左传》尚未甚行，但本其师所传为说。《毛诗》之出也晚，《左传》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牵合之。然考《传》所记及《诗》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郑之役，五日而还，而强属之“居、处、丧马”之章。宋襄之立，卫在楚邱，而犹欲以“刀苇杭河”而渡。言“仲”则必为“祭仲”；言“叔”则必为“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实周行”为“官人”，断章取义也，而误以为“闵使臣之劳”。以《硕人篇》证庄姜，证其“美”也，而误以为“闵无子”之意。盖缘汉时风气最好附会，重黎也而以为羲和，太也而以为包羲，炎帝也而以为神农，以彼为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则是《齐》、《韩》诸家已采《左传》之事以附会之。况於《毛诗》晚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其取《传》事以附会之更不待言。汉末魏、晋诸儒不加细核，辄以为其说有据，遂笃信而不疑。是《诗序》之失在附会，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会也。
毛公时《左传》已出
一，郑氏樵云：“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汉时但未立学官耳，张苍、贾谊皆传《左氏春秋》，不得谓之未出。况毛公之诗传之贯长卿，长卿又从父贯公受《左氏春秋》，长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见毛公遂不见《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长卿取《左传》之事以附会於诗篇，而传之日久，遂以为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仪礼》，亦非隐僻之书，人所不能见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与《国语》之言正相左（《国语》谓称成王之德），乃郑氏反以为先与之合，抑又诬矣！又按：郑氏作《诗辨妄》，痛斥《序》说，乃不信《毛诗》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岂所传异词邪？抑其说有初年晚年之别邪？惜乎余之学浅居僻，见书不多，未能一一细考之也！
以篇次论诗
一，《诗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衰世之音。不知诗篇传流日久，岂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国风定之方中》在《载驰》之前，《我送舅氏》在《黄鸟》之後，其显然可见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为美，在後者皆以为刺诗乎！如此说《诗》，古人之受诬者多矣。至若《周颂》，《二南》尤非一世之诗，乃定以《二南》为文王世，《周颂》为周公诗，虽其文之明言为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归之於文、武，则是吾意所欲与者即与之，所欲夺者即夺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为！谓白马为非马，岂但战国横议之士能之乎哉！
势利之见
一，以篇次论诗而不惟其词，是特世俗势利之见耳。京师鬻货诸肆皆以字号为高下。其有改业及归里者，则鬻其字号於人，多者至数百金，买货者惟其字号不易则买之，其货之良苦不问也。磁州产烟草，杨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贩其货，偶货不能给，则取他肆之货印以杨氏之字号而与之，贩者不惜价，食者无异言也。夫以篇次论诸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无他长，惟以文论文，就事论事，未尝有人之见存焉，奈何说诗而但以篇次为高下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通论《二南》
《二南》非文王时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以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传》因之。既皆以为文王时诗，势不得不以为有正而无邪。於是《汉广》之游女，《行露》之速讼，《В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关雎》、《鹊巢》等篇词既纯粹，音复和平，谓为文王时诗，可也。然圣人德盛化深，没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礼》称黄帝语），况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风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绝响哉！至《汉广》、《行露》以降，则显然不类盛世之事者甚多。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泽，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德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与凡文王同时之人未尝一见；所见者独《甘棠》之召伯，《何彼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大抵开国之初，俗多浑朴，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历时浸久则散轶者亦多。太平既久，风会日开，文章渐盛，故作者众，而为时尚近则湮没者亦少。此乃时势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独周为然也。乃後之说者，於此二篇必委曲迁就，矫揉经文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齐》、《鲁》、《韩诗》说《关雎》者皆谓在康王之世。《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况鲁者，孔子所居，其所传为近正；而《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必非无据而云然者。惟谓为“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当是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关雎》苟在康王之世，则《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馀各见本篇中。
《二南》不以内外分
旧说“文王徙都於丰，分岐故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郑》、《孔》、《朱传》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诗，被之管弦（《郑笺》以为武正世，《朱传》以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诗》、《书》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於文王时初未尝有所表见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当更少於周公。当文王时，懿亲则有虢仲、虢叔，异姓大臣则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宫括，虽太公之耆德元勋，且不列於五人之数，必无独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诗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今按：江汉、汝坟皆非周地，何以独为王者之风？《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矣》咏“王姬之车”，明明周人所作，不应反目为诸侯之风也。郑氏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然《汉广》、《汝坟》之诗初不在《鹊巢》、《驺虞》之上，何所见此为圣人之化而彼为贤人之化乎？朱子盖又觉其不合，故又改其说云：“得之国中者，难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然均之南国诗也？何所见《汉广》、《汝坟》二篇之当杂之国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诗，又何以反得之南国乎？此无他，皆由误以《二南》为文工时诗，苦於其说难通，故不得不展转以曲为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内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盖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则谓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後，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
《风》、《雅》不以王侯分
向来诸儒之所以务训《二南》为文王时诗者，皆由不解风雅之分，但见东迁以後雅音断绝，降为《王风》，因误以雅为天子之诗，风为侯国之咏，遂谓克商以前诗为《二南》，克商以後诗为《二雅》，东迁以後诗为《王风》，故以《二南》为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风雅之分分於诗体，不以天子与诸侯也。天子之几，未尝无风，诸侯之国，亦间有雅。故《豳》亦王国诗也，乃不为雅而为风；《宾筵》、《抑戒》，卫武公之诗，而列於《二雅》。盖由西周盛时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惟《周南关睢》之三，《召南》、《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及《鹿鸣》、《鱼丽》等篇乃燕射时所歌，是以人皆习之而流传於世。此外或有一二传者，然亦仅矣。其後大雅渐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风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诗皆当为雅而不得为风与南也。且南者乃诗之一体，《序》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盖其体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汉人效《楚词》之体亦名之为《楚词》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於雅，风也则列之於风，南也则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时代不能以《仪礼》证
朱子亦以《二南》为文王时诗也又有故。盖《仪礼乡饮》、《燕射》等篇有歌《关雎》、《葛覃》、《卷耳》及《鹊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传以《仪礼》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为然，故谓此诗当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今《仪礼》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礼，笾豆牢米之数又奢甚，则其为後进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虽辞，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时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仪礼》，君辞之後遂升成拜，然则其书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称大夫为公者。至战国初，晋、韩、赵、魏氏遂僭称为诸侯而仍朝於晋君；鲁之三家亦皆称公。今《燕射》之礼，诸侯之臣有诸公。若非作於战国之世，安有是称！由是言之；《仪礼》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十二国皆非一时诗，《二南》岂必皆一时诗哉！《仪礼》所歌者，惟《关雎》、《鹊巢》数篇耳。谓此数篇为文王时诗，尚无大失也。因此数篇之放，而并《汉广》、《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训以为文王之化，说有不可通则委曲以为之解，而诗人之意尽失矣。
徇名定论之非
甚矣特识之难也！世之论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风雨》之“云胡不喜”何异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为好”，未必非“溯游”“絷维”之意，而《传》以为淫奔，无他，为其在郑、卫也。《В梅》之感时，《野有死麇》之怀春，明明非端人贞女之所为，而自毛、郑以来皆训以为文王之化，风俗之美，无他，为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车》、《采薇》之伐戎，何异於《六月》、《采芑》之诗，乃在《菁莪》以後则以为其人所自作，在《鱼丽》以前则以为君上代叙其劳苦忧伤之情以劳之者，词同说异，何以称焉？今试取《六月》、《采芑》而以劳诗释之，何处见其不可者？然则是论《诗》者不惟其诗而惟其正变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实而但徇其名者，岂可胜道哉：有生员以试五等降青衣，每岁试，提学者以其青也，辄置之四等。一日入试，自改试卷上青为增，遂得二等。则是试之优劣在增与青，不在文也。然此犹在场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举业最重唐荆川顺之，或取徐渭作伪称顺之以示坤，坤即书其尾云：“非荆川不能为此文。”既而知为渭作，乃取跟覆观而更书云：“固是亻桀扌，惜後半稍弱耳。”然则以人论文，虽名士亦为之矣。然此犹论举业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汉儒之所尊信与所诋讠其，但视其为师所为与非师所为，初亦未尝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犹论当时之书也。不意名儒之释《六经》亦复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论乃世之通情，无古今，无智愚贤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处贫贱而文不见重於世，复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称人之谀富贵而毁贫贱者为势利。然势利之情岂独在富贵贫贱间哉，苟不察其实而但以名轻重之，与世俗虽有清浊之分，而其为势利则一也！余尝与诸同学论及场屋，皆以场屋为无凭也。广平栗太初元曰：“场屋虽无凭，然尚微有凭：若我与君之文犹可望万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谁其称之？”然则糊名易书亦有不可废者矣。今欲读《诗》，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乱之，了无成见，然後可以得诗人之旨。故余之论《诗》，惟其诗，不惟其正与变。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之时代与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