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他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同时他还是中国古典文化方面的研究专家。他的思想受到了西方文明较明显的影响，在他逝世之后，蒋介石写了一副挽联，对他的人生功绩做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认为，做文学应该不走前人的老路，不以前人留下的东西为文学论据，他讲求应该进行适度的创新。同时，他还列出了几项文学改良需要注意的事项：“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就文学革命以及文艺理论等方面，著述了很多文章，并进行了相关演讲。他为了让自己的文学主张得到贯彻，促使新文化运动尽快起到应有的作用，还积极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
虽然胡适的白话文著作没有某些作者那种坚定、明确的思想观，但是他一直坚信白话文可以在文学领域获得全面推行，占据正宗位置。
胡适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后人的铭记和褒扬。他的一些文学观点，也对后人进行文学创作带来了众多启示与引导。
壹
建构与借用：胡适的“古文运动”观
古文运动不是即兴运动的凸显。自“五四”运动以来，诸多学者对唐宋文学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其中被后世进行多次研究的就是中唐以来韩愈、柳宗元引导的“古文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骈俪浮靡文风，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恢复魏晋南北朝之前古朴雅正的“古体文风”。这次运动的浪潮波及两个朝代，被后人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约定俗成的惯例性称谓，但是，唐宋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在语言运用中根本就没有“古文运动”这种说法。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制定出的文体词建构。
众所周知，胡适是近代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他对白话文，以及“白话文学史”的一切观点都与自己的“古文运动观”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其白话文学观，才能深入地研究他的“古文运动观”；我们只有彻底弄清胡适“古文运动观”的具体含义，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其观点中的矛盾点与合理性，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胡适“古文运动”观建构与借用的方法。
近代的“古文运动”概念是由胡适首先提出的。他的“古文运动观”，同他的文学理想密不可分。其古文运动观的背后，所隐含的是他的“白话文学观”。
胡适对古文运动的深入解读，不但为其文学改良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也为其后来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以“运动”的方式解读文学发展的这种理解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文学陈旧的“文苑传”模式，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拓宽了视野，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从古至今，历代都有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学史。胡适也不例外，他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学史需要有人去研究，并且这一研究过程是需要付出诸多时间的，因为研究文学史需要找寻很多资料，同时对当下的文学或过去的文学要进行考证和比较。
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是作为历史研究而著述的。近几十年来，很多国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史，因而才出现了几部关于国语文学史的著作。胡适认为，既然出现了这种著作，我们首先要看的不应该是著作内容的好坏，而应该看其隐藏在背后的意义——终于有人注意到文学史的研究了。白话文学，向来不被中国的知识阶层所注重，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许多材料都埋没了。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总会流传出一些体裁新颖的小说著作，但一般都是秘密流传的，因此很少有人看到。中国国语文学发展到两宋时期，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据的地位已经很重要了，但当时刊印成册的却很少。致使到了今天想要对其进行研究的时候，能用到的资料少得可怜。所以胡适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工作。
胡适曾在其著作《国语文学史》中提到，明朝时，两浙地区涌现出很多文学家，他们为中国的调曲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因为当时人们的不重视，所以造成明朝的文学书籍有很多都遗失了。因此，他号召文人学者共同收集相关史学资料，整理文学书籍，以便在用时查阅。
在胡适看来，他著述的《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的文学史。除此之外，就只有贵族文学了。他认为，贵族文学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任何文学价值。其将重点放在模仿上的学习方式，不可能代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变迁。历代文人墨客走的文学道路都非常直，所以前后也没什么变化。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条路走到底，如果一条路前面不通了，那么就应该再开辟出一条路来，这样才可以让某些事物传承下去，不至于断绝。这种方式才是真正的进化。因此历史是从多方面共同发展的，必然不会仅仅从单一的方面无限延伸。唐朝的白话文学，魏晋南北朝的词曲，元明时期的小说，才属于真正的文学。因此，胡适十分武断地说，中国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胡适认为，文学的发展在必要的时期可以举行一些文学运动，以此来推动文学方面的变革。
唐朝中期，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它是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骈俪文的一种反动。但按照当下的文学发展状况来讲，当时的古文运动的发起者的主要目的就是复归自然，即他们想用魏晋南北朝之前比较自然的散文格调，来代替骈俪对偶的文体。胡适认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到了唐代，骈俪文的发展势头已经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之势，甚至已深植于文人墨客的心中，民间小说也受到了影响。就连朝廷的公文也开始使用这种文体。逐渐发展成为“四六文”的作文体裁，即上句“四言”，下句“六言”，并以此类推。总之，必须使用这种“四六”交错的句法直到行文完成。这样，便形成了一种与律诗相类似的情形，并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文章格式，不能出现一丝变动。
胡适还考证到，《旧唐书》中讲述了一段关于李商隐从令狐楚那里，获取了一种使用新文学体裁作文的方法，于是其逐渐成长为一代名家。在胡适看来，这种变革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运动往往都是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骈俪文的命运，随着唐朝“古文运动”的展开，以及古文作家们的大力抨击，最后直接销声匿迹了。
胡适曾在其著作《国语文学史》中如此写道：“这一派文学（笔者按：骈偶文和古典诗）的兴盛，引起了一种大反动；产生了北宋古文运动。”
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胡适所说的“古文运动”指的是北宋时期的古文革新。他认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是有意义的”，还例举出石介、欧阳修等文学家们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但他没有说韩、柳等人倡导的古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韩、柳倡导的古文与他心中的“古文运动”概念不相符。随后，他在其著作《白话文学史》中这样写道：“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变动向来都是自然演变出来的，向来没有有意识的，自觉的改革。只有这一个时代（元和、长庆）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他们的同志有张藉、刘禹锡、李绅、李余、刘猛等。他们不但在韵文方面做革新的运动，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与元稹也做了一番有意的改革，与同时期的韩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由此可见，在胡适眼中，唐代元和、长庆年间由文人们自行发起的“文学革新运动”是由白居易、元稹领导的文学白话化运动，而不是韩、柳的古文运动。而后世却将韩、柳古文放在主要位置，将元、白乐府诗放在次要位置，这与胡适的观点恰好相反。胡适认为，韩、柳古文革新虽然也是自觉的，但与元、白乐府相比，在文学的“白话化”方面要逊色很多。因此，韩、柳古文运动不能代表最正确的文学演变方向。所以，在胡适看来，北宋古文运动才是最符合文学的发展趋势的。
表面看来，胡适关注的重点不是唐宋古文运动，因为他所进行的文学研究最主要的价值核心不在这上面。胡适之所以对唐宋古文运动进行了相关评论，是基于他叙述“白话文学史”时作为白话文学的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众所周知，胡适在白话文运动时期，是极力抵制古文的。在他看来，古文属于“死文学”，而白话文才是“活文学”，他评断死文学与活文学的标准就是文章中的“文”和“言”是否前后一致。他以此为衡量标准，评论“古文”早在汉代就已经变成死文学了。如果遵循这种理论依据，那么在胡适心中，韩柳倡导的古文必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胡适在其著作《国语文学史》中如此说道：“这个时代又是’古文‘体中兴的时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自然是一千多年以来的一件很有势力的东西。但我们从历史上看起来，古文体的改革，虽然不是改成白话，却也是和白话诗是同一个趋向的。……第二条是周秦诸子和《史记》、《汉书》以来那种文从字顺，略近语言的自然的’古文‘……到了唐朝，经学也发达了，史学也发达了，故这条古文的支路上，走的人也多起来了。到了盛唐中唐时代，元结、陆贽、独孤及等都是走古文的路的。到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出来，这条支路就成为散文的正路……韩、柳的古文乃是一大进化。我们又可以知道’古文‘乃是散文白话化以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时期。平民的韵文早就发生了，故唐朝的韵文不知不觉地就白话化了。平民的散文此时还不曾发达，故散文不能不经过这一个过渡时代。比起那禅宗的白话来，韩、柳的古文自然不能不算是保守的文派。但是比起那骈俪对偶的’选体‘文来，韩、柳的古文运动真是’起八代之衰‘的一种革命了。”
胡适文中论述的内容包含两个观点：其一，韩柳倡导的古文主要是贴近自然的古，与当时所沿用的骈俪文是相对的；其二，韩柳的“古文”比较贴近白话，但是当时它只是处于散文白话化的“过渡时期”。虽然韩柳古文并不是白话散文，但与之前的骈俪文相比，它无疑是很大的革新，属于一种进步了。
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古文与白话文是站在对立面的，因此，胡适整体上对古文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是他进行白话文论述的大前提。不过，在“古文传统”内部，胡适对韩柳古文价值又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意见。但为了成功地将自己的“白话文学史”框架架构起来，胡适不惜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对文学史实进行了加工处理，以服务于他的逻辑。可以说，胡适的“古文运动”观拥有强烈的文学史建构性质。
因此，在很多学者看来，胡适的“古文运动”观，正是古文运动构建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它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内涵和隐藏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探索。
贰
现代人应该如何学《诗经》？
五四运动，引发了当时文人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入研究，让古典文学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并使古典文学登上当时的社会文化舞台。后来，古典文化研究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胡适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胡适就古典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以致当时很多主流的学术趋向与范式，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胡适的影响。胡适的一些解放思想、革新文学的观点在当时的文化革新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可以说胡适对古典文学的理解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当时，他对《诗经》的重新解读，最是令人振聋发聩。
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的思想流派开始涌入中国，导致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胡适逐步在改变中国文人的思想上发挥出重要作用。他主张不以经学观点研究《诗经》，而应该以文学的观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还指出，以前文人们对《诗经》的研究往往固定在经学领域，这样就会导致眼界狭隘，从而对《诗经》研究的突破带来很大阻碍。因此，现代文人必须采用新的学术方法对《诗经》进行解读。随后，胡适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对《诗经》研究的文学主张，而他的这一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诗经》研究学的发展。
众所周知，《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很多文人墨客对其进行过相关研究和论述。有些文人认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著为《诗经》。但在胡适看来，此语并不可靠。他认为，“’诗三百篇‘本是一个成语。从前的人都说孔子删《诗》《书》，说孔子把《诗经》删去十分之九，只留下十分之一。照这样看起来，原有的应该是三千首。这个话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