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新空间的开放
风云变幻的1898年，不仅有让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及镇压这场维新运动的政变一政变的结果是把皇帝送进了瀛台看管起来，慈禧太后再次“听政”——其实是她代替了她的侄儿掌管大清帝国的一切政务。这一年，在近代学术史还有值得记取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严复译《天演论》的出版。
《天演论》的中译打开了中国人的新视野：原先中国人只知道西方有很厉害的火炮和战舰，但认为他们仍然是未开化的蛮族，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礼仪之邦的文明。现在却发现他们还有如此精到的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却是我们所陌生、甚至所不及的。
严复开始译《天演论》时，它的作者赫胥黎尚在世。严复译成《天演论》是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赫胥黎也逝世于这一年。附带说一句，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于这一年出版（关于林纾，本书随后将有评述》。可见，这几乎是一本世界当代学术名著的同步的介绍。这在处于封建闭锁而且很少有人懂外文的当日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超前的现象。以《天演论》的译介为标志，对于习惯于东方思维的中国人，无疑是展开了一片自由、开放而又新异的思维新空间。中国人开始了解，那些被他们一贯盲目地鄙视的两方人原来存着非常卓越的精密和独特的供见。这识见传达的却是他们前所未闻的天外纶音。
赫胥黎这本著作的原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即进化的意思。进化一词，国内相当生疏，为了切近中国习惯，“天演”则精彩地体现了本土化的特点。《天演论》的出版，开始了中译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历史，体现着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新生面。严复翻译此书有非常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的，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为了保种，即为了民族的生存繁衍，必须自立图强，不然，它将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取代和吞噬。天演是面对中国人的现实处境的，它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的一声来自学术天空的警钟。
严复反复强调、并希望惊醒积弱且沉睡中的国民的，是“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他意在说明，中闰人若能了解“天演”的律则而推进维新运动，果断地实行变法，国势就会由弱变强。否则，自然规律无情，中国将在列强的挤压下，在自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最后难脱亡国灭种的厄运。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学术界，一切先进之士的言论和行动，都受到中制。匪自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
重要的是，他把这种令我们心扉顿开的对于世界的体认，以优美的译笔介绍到这个尚属蒙昧的社会中来。这学说令我们耳目一新，我们仿佛透过严复为我们打开的这一扇窗子，望到了西方哲人为我们展示的那一片浩茫无边的天宇，这片天宇是由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逻辑和思维构筑的。
是的，在此刻我们看到的英格兰南部的这片旷野之上，当罗马人尚未来到的二千多年之前是一片蛮荒的原始森林，在森林的深处演出的是一幕又一幕持续不断的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不仅在动物界，而旦也在植物界，在大自虎豹小到苔藓的一切拥有生命的事物之中进行着：强壮者胜利了，它的生命得到了繁衍；弱小者失败了，它的个体连同它的种族于是消失这一幅图画是严复为我们展示的。他一生学识广博，于西学涉猎甚多，为什么首先向我们介绍这样一部著作呢？这与当日的中国国势濒危、强敌压境的现实有关，与当日感到浓重忧患的社会精英的思考有关。有一些有志之士以自己的学问和胆识付诸行动，他们向朝廷上策，呼吁维新变法，通过各种学术讲座和新闻阵地进行新思想的传播，也通过一些实际的运作，把他们的想法变为事实。严复则是通过目前这样的介绍西方先进哲学理论的方式。这种工作是他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并非率性而为。后人对此亦有所评论，“先生选择原书，乃汄定先后缓急与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皆含有至深远之用意。”
从现实的需要出发
回顾严复一生的译介，他从现实需要出发为世所用的目的感非常鲜明，但他又非急功近利的什么热门翻译什么，而是从根本的改善社会机制与提髙国民素质着眼。那时出国留学的人日多，翻译也颇盛行，迫于时势有饥不择食的倾向，但是那时也有那时的浮躁和盲目的风气。但严复的工作却是严肃的：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曰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可谓“出风头式”之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责，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也。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然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先生杰出，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杈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藉，去时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先生之力也。
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严复作为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其贡献在于使他的所知与中国思想界之间联起了一道纽带。要是学富五车，而不与本国的实际发生关系，那学问依然是水面上的飘萍。严复不同亍某些徒以学问自炫的人。蔡元培深知严复这一为学的根本特点，曾引用严复自谓译《天演论》的动机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总结为“八字主义”。这八字主义概括的当然不止天演一书，而是他为学生涯的全部追求。
严复这种尊和叛的思想的内里，是他现代的民主思想。他贯彻和实践这种思想与那些偏于行动的人有所不同，他具有很强的诉诸学理的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他更注重于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素质，更注重〒在中国平民中普及当世的思想潮流，使封建王国的子民变成具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这从他的注重理性和科学，注重对于中国国民的素质改造等主张可以看出。李泽厚论及《天演论》的功绩，认为此书的翻译，不仅在于让国人“破天荒第一遭儿知道西方也有并不亚于中国古圣贤的哲人”，“更独特的是，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
作为当代新学开山的第一人，他倡导的是一种科学精神。较之将学问变成实效，他更注重通过学识的传播以促进民众心理的健全和改造。他说过，“科学之事，可以事实变理想，不得以理想变事实”，这鲜明地体现严复思想的学理化倾向。从他从事学术活动之日起，就充满着这种理性而冷静的分析精神而区别于激情恣肆的理想狂热者。他在《民约平议》中说：“言自由而趋于故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这种言论切近中国的实际，而不是那种好为空论脱离社会实情的髙调。
严复评传的作者王森然根据严复的这些充满理性精神的言说，发表了一通感慨。虽然这感慨是有感于严复的这种崇尚实际的精神，但本身又是非常精彩的对于国民劣质的批判的文字。我们可从中看到论者的激愤，但若据此评之为偏颇则要慎重：
中国之民，一浮浅不堪之各趋极端之纷乱国民也。无论骛新执旧之徒，莫不然之。而新旧之间，又如水与油摻于一盂，绝无化合之希望。……过去之极端主张自由平等者，与绝对不许有自由平等者，和假自由平等之名，而施不自由不平等之政者，得今日之恶果，则既以交相菲交相轧为其因矣。当此社会泯棼惨酷，极人世所不堪时，有鸿哲如先生者，静立乎社会之奥陬，而冥冥中左右之，并为深沉之思，理察之论，而因开一代之治；惜乎蠢蠢之氓，不可理喻，言之谆谆，而听者藐藐，循此不变，则中国将举其所以与立于天地者而丧失至尽矣。可慨也夫！这一段文字说到国民的劣根性是尖锐的，但把国势的衰颓归咎于国人之不察，则未免失之粗略。但他说到严复的“静立”而“于冥冥中左右之”的“深沉之思”“理察之治”则是相当精确的。
1898年的一番充满激情的大业，以一个女人的反掌之力而毁于一旦，这很难归咎于中国民众的“听者藐藐”“不可理喻”。这是天数。这里有很多涉及远远近近的、深深浅浅的因由，我们用了百年的时光去叩问问题答案而尚未得出，何况当时！当然，也有皇帝和他周围一些书生的决策和运作的失当。总之，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不是日本。在日木能成功的，在中国却表现为失败。一个严复难道能改变时势吗？显然不能。
但严复自有严复的功绩，严复自有严复的价值。毕竟，他向黑暗的中国启示了一线西方的光明。而在过去，这个中央帝国除了自身之外，是不承认其他任何处有光明的。明万历年间，利玛窦遵旨画了一张世界地图，因为中国在图中的位置并不是旧时从皇上到臣民都认为的那样是处于世界的中央，而引起强烈的责难乃至圣怒。这对于封闭的帝国乃是不足为怪的必然。让完全与世隔绝的中国了解世界，并与世界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是迫切的需要。严复就这样的静立于世界东方的一隅而致力于冥冥之中的左右民智的工作，《天演论》的翻译和出版，无可置疑地是纪念碑式的事件。
面向西方的热情1898年的中国社会，其最强烈的震动，莫过于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随后以慈禧为代表的对于这场运动的颠覆。原先的激情退潮之后，是留在中国万民心头的流血的伤口。这伤口似乎历时愈久而愈深，每一次的涉及和追忆，都像是往那裂隙深处撒盐。但那种震动主要表现社会的外在层面，而内在层面的震动，则表现在当日悄悄掀起的中国知识界在引进西方新近学术思想方面的热情上。这种面向西方寻求新知的意愿已到水到渠成的阶段，这是动中之静，或者叫做静中之动。严复译《天演论》的出版属于后者，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志。
黄遵宪对严译有很髙的评价。1901年即《天演论》出书三年之后，黄遵宪致书严复说广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今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
学术界的介绍西学是戊戌变法的准备和基础。中国当日的社会改革的设计涉及面很广，除了政经，还有一系列的学术思想的译介和交流。学术界的工作看似是“静立”在一边默默地进行着，其实当日中国的文人们和处于政治中心的维新志士们是声气相投而配合默契的。学术的工作，上为朝廷提供了及时而有效的咨询和参照，下为动员和改造国民素质唤起和启迪民智起着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久远的浸润作用。这些虽是“无声”的，却是非常热烈地进行的。
那真是一个出现巨人而且创造巨人业绩的时代。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是充满了改变旧物、创造新物的激情而浪漫的中国，有许多人投身于那改变旧物的实际抗争，也有许多人致力于那创造新物的、既面对今日又面向未来的争取，但它们又是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的，这些人尽管立足于不同的方面，但却又是互为呼应的。
严复在当日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侯官是现今福建省会福州市地界。福州是一座濒临东海的城市，清丽的闽江水自闽北的崇山峻岭透迤而来，浩渺的江流涌过风景如画的南台岛注向东海。在这座古城里诞生过近代许多风云人物，林则徐诞生在这里，严复也诞生在这里。
1866年，严复14岁考入沈葆桢创办的船政学堂，为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五年，曾至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等地。1877年资遣赴欧留学，人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海军攻防诸术。他吸取新知非常广泛，捷长数学，又治伦理学、天演学，并治社会法律经济诸学。1879年归国后，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光绪十六年升总办，从事舰船教育达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