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受中国危亡时局的刺激，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论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取法西方，倡导新学，实行维新改良。严复认为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是中国富强的根本。他思想新进，提出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为：禁止鸦片缠足而崇尚武精神，废除八股而提倡西学，废除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在当日思想界影响极大。戊戌时也主张变法，见解与康、梁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召见他，被询问办理海军及办学堂等事甚详。政变后，有人告密说《天演论》是散布革命言论，严复受到牵连，旋得到有力的担保，方避了这场大祸。宣统元年设海军部，特授都统；宣统三年，任京师大学堂监督；民国初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一位文理俱通而又文武兼备的发展全面的奇人。他早年倾心维新，后来又签名参加筹安会，拥护帝制，舆论认为其晚年言行颇乖张。但作《严复先生评传》的作者还是为之说了些近于辩护的话：
先生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无勇怯懦是其所短，论其居心，确属泊然。谓其攀龙附凤，趋利附羶，未免污之过甚也。
近代译界第一人
我们要是撇开这些属于对人物的复杂性进行总体评价的话题，单从学术的层面来看严复，则他在介绍西方思潮到中国方面，的确是开启了中国翻译界历史新纪元的第一人。“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先生者实未之见也。先生在翻译史上有一最大影响，即翻译标准之釐定。——这指的是严复翻译观念中“信、达、雅”三个标准的提出，这三个字的提出历经百年，依然为当今译界所遵守和奉行，这是严复开天辟地的贡献。
他在《天演论》的例言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而外，求其尔稚。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胡适对严复的翻译有很高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有很多的文字评述严复，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曾举“导言”一个名词做例，他先择“卮言”，夏曾佑改为“恳谈”，吴汝纶又不赞成；最后他自己又改为‘‘导言”。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我罪我知，是存名哲。”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后人既无他的工力，又无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译他一知半解的西书，自然要失败了。胡适这段话很有深意，它不仅是对严复翻译工作的极高的褒赏，也针砭时弊地说到“后人”既乏工力、又缺少精神的工作态度。胡适这些对于“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译他一知半解的西书”的指责，也可以套用来批评今日译界“用半通不通的白话，译他一知半解的西文”的弊端。
历史以弯曲的和充满遗憾而不完美的形象出现在后人心目中。历史上的人物不论他曾经是如何伟大，也不会是完全的圣贤，作为活生生的曾经活动过的人物身上，往往也是瑕瑜互见的。严复也是如此，他作为旋风般呼啸于上一个世纪末的一代宗师，留给后人以完全难以企及的超常的才智，不论是作为中国海军和船政的第一代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和奠基人，不论是作为学者和翻译家，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即使最后只剩下“信、达、雅”三个字，他依然是璀璨夺目的巨星，悬挂在19世纪黄昏的古长城上。
从《天演论》说到《巴黎茶花女遗事》
福州这地方很有趣，近代史上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却也出现过像辜鸿铭、郑孝胥这样一些人物。就翻译而言，和严复同时又兼同乡的还有一位奇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林纾。林纾是介绍西方小说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在文学翻译史上的位置极为重要。是开创基业的人物，但有趣的是他不僅西文。他的翻译，必须借助另一人的口译，然后由他用古文写出译文。这种二人对译的方法，在明末清初已有实践，但限于天文历算等学科，用这方法译文学作品的历史，还是从林纾开始。
公元1898年不仅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也是中国学术史、甚至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匕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严复译的《天演论》出版。也就是这一年，林纾开始了他的大胆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工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于这年开始中文的翻译。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两颗启明星，几乎同时在福州这座城市升起。
据《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称：“1898年，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由王口授，林笔述，译出此书，题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冷红生、晓斋主人合译’。此为林氏译外国小说之第一部，亦为欧洲纯文学介绍入中国之第一部。译本问世之后，对我国文学界大有冲击，使传统的才人佳人式爱情小说迅速被淘汰。”自己不懂西文而涉及文学翻译的王国，并且以即将被白话文取代的、被胡适称之为“死文字”的文言翻译西方近世传达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文学经典，而且他的译文竟是如此的精美传抻，以至于使这些世界名著完全的中国化了。这是林纾的一大功绩。他为此付出的精力与心血可以想见！胡适是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依然对站在新文学对立面的林纾的工作给予客观、公允而且是很高的评价：林纾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用古文叙事写情，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平心而论，林纾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力气，更见精彩。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的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得多。胡先骑在他的论述中也对林纾作过佳评：
至林纾之译小说，虽苦于不通西文，而借助其译事者，文学之造诣亦浅，至每每敝精费神以译二、三流之著作。然以古文译长篇小说，实林氏之创，是在中国文学中创一新体。其功之伟，远非时下操觚者所能翘企。？这种把外国文学佳品引入中国，并以当时流行的文言文体予以传播，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使国人了解了西方文学，而且还对“五四”新文学产生起了先导的影响力。尽管林纾在“五四”时期是反对新文学最激烈、也最坚决的一位，但他也许未曾悟到，他的工作却对他所反对的起了深远的促进之力。周作人曾说过，“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
但在晚清，西方文学的被译介进来，首先的动机却并非文学的，其着重之点在于力求小说能对国民的觉醒有所助益。“最初的翻译却并非因为它是文学作品而翻译，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决不相同，它仍多少与政治有关。以小说视为革新政治的工具，所以和当时维新运动主张相互一致。”1898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主张翻译西洋这方面的小说，这提倡与他强调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相一致：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德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夤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书一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也是1898年的基本声音和思路。一切都着眼于改变中国的命运。也是这位梁启超，曾有筹办大同译书局的想法，设计了一个叙例：“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可惜，他的计划没有实现。虽然同治六年清政府已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设了同文馆，但更切实的工作却在甲午战败之后。此时的翻译的工作，与鸦片战争后仅仅着眼于学习西方的科技机械不同，而希望从那里获得改变积弱的图强的方策。此一阶段的翻译已由“格致”而及于“政事”，社会科学与哲学伦理学著作也有人注意到了，其先行者则是严复。
这就到了本书所要反复谈论的一个纪年：1898。1898年7月3日，诏立京师大学堂，并将官书局及译书局并人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同年8月16日，清政府决定设立译书局，投开办费二万两，“以备博选通才”。本月26日，清政府准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这一年是中国政局多事多变的繁忙而紧张的年头，而在头绪纷繁的举措之中，涉及翻译工作的记载竟是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可见那时对于了解世界和效法西学的心情是多么的热切与急迫。但是，那一切毕竟是偏重于文学之外的功效的考虑，是一种急于用西学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功利价值的重视，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寻找药方”。
但到了林纾的翻译工作，可说是近于纯文学的考虑了。即我们已从格物、致知提升到审美的层次，这当然是更为接近文学的本来意义上来了。中国人的西学为用的观念，脱离不了一个“用”字。但文学之用，显然不是即食即愈的药饵。文学对于社会，是一种潜移默化，它是从慢慢影响人的心灵起，使人们的情感得到净化和提髙，从此达到改善社会的目的。这个工作，是从不懂西文的林纾开始。他的工作是破天荒的，除了他的善解他人的意蕴的良好的文学修养，除了他的克服语言障碍的美轮美奂的文笔，还有他的惊人的毅力。他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从《巴黎茶花女遗事》起，共达150种，这无疑是一件奇人奇事！《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学读者。许多读者热烈赞赏这部西式的爱情小说，为它写了不少诗肷和评论。文艺使它们觉悟到才子佳人式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或摹仿之下，写出了不少新意义、新结构的爱情小说。他的译文能够使古文这种“死文字”传达出我们完全陌生的西方风情，而且情状毕肖，这真是一种神力。如下一段译文是胡适所称赞备加的，原文见林译《滑稽外史》第四十一章——方二女争时，小瓦克福见案上陈食物无数，详不可忍，徐徐近案前，引指染盘上腥腻，入指口中，力吮之；更折面包之角，窃蘸牛油嚼之；复取小方糖纳入囊中，则引首仰屋，如有所思，而手已就糖盂累取可数方矣。及见无人顾视，则胆力立壮，引刀切肉食之。
此状司圭尔先生均历历见之，然见他人无觉，则亦伪为未见，窃以其子能自图食，亦复佳事。此时番尼语止，司圭尔知其子所为将为人见，则伪为大怒，力抵其颊，曰：“汝乃甘食仇人之食！彼将投毒酖尔矣。尔私产之儿，何无耻耶！”约翰（白老地）曰：“无伤，恣彼食之，但愿先生高徒能合众食我之食令饱，我即罄囊，亦非可惜。”再以林译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郊游文字为例，可以看到，他的译文一开始就有一种高峰状态：
一日天晓，朝曦射榻，马克约余野游，余诺。马克呼侍者：“公爵来，尔告以与配唐野行，晚当归也。”晨餐既竟，自携鸡子牛乳酒一，炙兔一，并车而往。出门茫然无所适，唐曰：“君将傍郊游耶，抑到林峦深处领略山光水色耶？”余曰：“向山光多处行矣。”配唐曰：“然则匏止坪佳耳。”车行一点半始至，憩一村店。店据小岗，而门下临苍碧小畦，中间以铱花。左望长桥横亘，直出林表；右望则苍山如屏，葱翠欲滴。山下长河一道，直驶桥外，水平无波，萤洁作玉色。背望则斜阳反迫，村舍红瓦，鳞鳞咸闪异光。远望巴黎城郭，在半云半雾中矣。配唐曰：“对此景象，令人欲饱。”余私讨马克在巴黎，余儿不能专享其美，今日屏迹郊坰，丽质相对，一生不负矣。余此时视马克，巳非莺衣中人.以为至贞质洁，好女子。且将其以往之事，洒为微烟轻尘，消匿无迹，过此丽情，均折叠为云片，弥积弥厚，须全化为五彩缥天，余心始悦。这一段文字，融景物、心理描写于一沪，我们不难透过文言的迷雾，窥见小仲马原作的风华，这当然借助于译者的悟性和文笔之力。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总结性的综述中，给了林纾的工作以很重要的评价：“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