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火迸溅的革命，理所当然地使乡村作家弃绝了“桃花源”式的臆想和偏好。大约只有沈从文是个例外，他从湘西那个“世外桃庐”中悠悠地踱出来，奏起了静谧、舒闲、纯情的牧笛，给当时排山倒海的大合唱一缕不和谐音。这多少是沈从文此后沉隐的部分原因。但是，革命并不天生排斥田园牧歌。孙犁的漾散着白洋淀芦花芬芳的婉约、绵密的吟唱曾一度在根据地军民中大受喝彩。而当刀枪相搏的岁月远逝之后，汪曾祺、叶蔚林、何立伟们重新拾起沈从文舍弃的牧笛时，我们听到，声音虽然稍嫌孱弱，却依然是优美的，动人的——也许，这还仅仅是一个迷人的小前奏。
显然，建国以来十七年中，乡村文学政治意识的不断强化乃至功利化、庸俗化，其结果是以若干艺术的弱化乃至牺牲作了代价。仅从李准和他的《不能走那条路》等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多少有些悲喜剧色彩的历史遭际中，便将这一点看得分明（后面还要论及）。至于《虹南作战史》等完全反艺术的小说，更是绝妙的反面例证。只有到了新时期，那多年和乡村文学如影相随的肤浅，贫弱而又貌似强大的政治化才遇到了真正严峻的挑战。这时，在乡村文学和包括“蒙难文学”、“知青文学”、“新市井文学”在内的“准乡村文学”（所谓“准”，是指乡村内容和特色的非直接性和间隔性而言）的大潮里，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深层政治意识的强化。如古华的《芙蓉镇》，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乡场上》，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张贤亮的《绿化树》（作为“蒙难文学”），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作为“知青文学”），陆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作为“新市井文学”）等等。或“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或“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古华语），均程度不同地在字里行间折射出社会变革的投影，深邃的思想性强化了艺术打击力量，而丰富的艺术形象又浮升起浓烈的政治思情。二是表层政治意识的弱化。（或曰“文化意识”的强化）。这种特征比较显著的是“寻根”派的作家作品，如阿城的“三王”，郑义的《远村》，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部分），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部分）等等。作品中弥漫着浓郁奇异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古旧斑驳的民风乡俗气味，或使时代背景冲淡，或使主旨意向模糊，给人一种远离政治的错觉。实际上，作家们的笔锋有意无意地凝聚于民族心理内建构的解剖和国民性格劣根性的探析。所以，无论是“深层的强化”抑或“表层的弱化”，本质上均由政治意识所遥控。幸运的是，从政治“化”文学，到文学“化”政治，真切表明了当代乡村文学作家随着乡村变革的动进，反思乡村文学的“之”字形回环道路，渐次深化了对政治、人生、艺术的颖悟，悄然苏醒、萌生和强化了的文学主体意识，正逐步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相分离，而向着更高层次的更加文学化和更加审美化的表现形式突进，愈加展示出极其深广的历史的美学的活力。
对立：显露的反传统与含隐的合传统的悲剧性历史纠缠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轫的五四运动，表现出了反传统的巨大勇气。那批青年斗士们，无所凭藉，义无反顾，其反传统的彻底性空前绝后，果决地用白话文学取代了有二千年文明史的封建文化。但是，包括乡村文学的新文化在此后的漫长发展中，屡屡遇到旧传统的回潮——反传统与合传统的历史纠缠，在乡村文学的内结构里，表现出悲剧性的历史意味。
其实，乡村文学从旧文化中脱颖而出，历史遗痕千丝万缕，只是作家们的传统心理积淀，被五四时期可爱的激烈给遮蔽得难透端倪。但由于此后从30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到60年代关于“新诗形式”，一直到80年代关于“寻根”的此伏彼起的种种所谓“民族化”的讨论和倡导，反使羞羞答答的部分旧文化以冠冕堂皇的姿态，渐次踱入了乡村文学的庭院、厢房乃至厅堂。而另一方面，封建传统的精粹部分，却以更加隐蔽狡猾的方式，渗进到种种左右乡村文学的口号之中。当然，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内，反传统的呼声未有稍减，坚持不懈地支撑着五四新文学的主潮，在悲剧性的纠缠中显出悲壮的亮色。
历史的波动，在乡村文学中激荡出“半是挽歌，半是谤文”的两极对应现象。自鲁迅、茅盾到赵树理、周立波，直至高晓声、韩少功、古华等人，五四式的反封建的勇敢与果决一以贯之。与此同在的，另有一种反传统的犹豫或称顺传统的惆怅，却多半表现为不经意的逸出，并且往往在较高的艺术层次上飘烁。在沈从文和汪曾祺、阿城、贾平凹、李杭育等人的部分作品中，我们多少能品出几分赞颂旧乡村文明的留恋情调——谤文与挽歌，以不相等的两极演绎延续至今，恰恰暴露了这种历史纠缠的深刻性。
反对旧传统文学的先进分子们，为了寻找有效的思想和艺术武器，首先把眼光放到了西方——欧罗巴文明击溃了亚细亚文明，物质兵器的进步，难道不也说明了精神武器的优越么？但是，由于“两极对应”的抗力，使发展中的乡村文学对“舶来”文学的态度，产生了颇有意味的回旋。最初的宗旨是“拿来主义”，是真正的“世界眼光”，主动择取，为我所用，吃羊肉而决不会变成羊。一时的风尚，乡村文学充满进取生机。茅盾说那时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形式，鲁迅也说自己的创作全仰仗百篇外国短篇的阅读。就是《八月的乡村》，似乎也有《毁灭》的影响在焉。然而，随着“大众化”“民族化”“为工农兵”等口号的力倡，主动向被动撤退，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喜闻乐见”俨然是艺术形式的终极审美标识，“下里巴人”成了时髦。当伟大的开放来到时，人们探头海外，幡然猛醒。第二次主动择取便在更广阔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急遽进行，饥不择食，即便是摹仿、生涩、强勉、过火，均予原谅。晚近崛起的莫言堪称典型，耳聪目明，捷足先登，什么川端康成的“新感觉”，福克纳的“意识流”，马尔克斯的“魔幻”，略萨的结构，统统拿来，熔成一炉，烩成一锅。于是，《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等等，便在乡村文学新苑中大放奇葩。
主动→被动→主动（更高层次的回复），本世纪中国乡村文学在吸取外来文学的这一总公式之运转中，开始确立最简单也最有力的目标：走向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
发达状态中渐次泄漏的过渡性特征
宏观视之，乡村文学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独有产物。五四时期封建文化的突然断流，和首次中西文化的大交流、大撞击，使她应运而生，蓬勃兴旺。半个多世纪后的现代化进程，和第二次中西文化的渗溶，使她全面繁荣，趋于鼎盛。与此结伴而来的，还有都市文学意识的全面复苏——发达的乡村文学已充分凸现出她的历史性过渡特征。
如前所述，乡村文学在两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漫长间隙中，与整个中国文学同步，一齐跌入了马鞍的凹形。建国后执着于这块园地辛勤耕耘的主要有：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周立波为首的“湘江派”，以及柳青、李准、刘绍棠、浩然等人。虽然是收获丰厚，成绩斐然，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乡村文学的巨大生机和潜力仍遭到严重压抑。新的伟大的开放，才使她激情迸发，青春焕彩。鲜活强劲的当代意识，深刻新颖的文学观念，彩色缤纷的表现形式，穷极其妙的描写技巧，多元多维的审美视角，统统被无拘无束的思想驱策到人生前沿。湘、陕、晋、鲁、豫、川、黔，各路乡村文学新军蜂拥而起，在高山平原，莽林大泽间旌旗相望，鼓角相闻。还有作为“准乡村文学”的“蒙难文学”、“知青文学”和“新市井文学”的遥相呼应，摇旗呐喊，更有新近由各路大军的主将或中坚组成的“寻根”尖兵部队，一马当先，长驱直入。一夜之间，乡村文学蔚为大观，风靡华夏，——然而，且慢；细审之，慎观之，在新时期乡村文学的“当代化”过程中，其固有的诸多特色也正在不可避免地急速消退，那种种传统的描写内容，描写格局，描写方式等等，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嬗递。退场与登台同时进行——新时期乡村文学的蜕变尚未最终完成，但其已然态，豁然昭示着她的更高层次的全新形态终将出现。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当代化”亦诱发了都市文学的悄然勃兴。
当然是囿于农业经济的根本原因，作为中国都市文学前身的市井文学，始终为封建正统文化所扼制，未能进入过昌盛局面。而在欧洲，情况就甚为殊异。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的捷足先登，欧洲以中世纪的市民文学为滥觞，延至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登峰造极，基本是一部都市文学的发展史。中国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委琐与畸形，导致我们民族的都市文学一如既往地拘束在狭小天地里痛苦挣扎而又知足常乐。新时期的文学大潮冲击了她的平静。王蒙、刘心武、张洁、谌容、蒋子龙、冯骥才、李陀等，是最敏感的较早发难的一群。也许他们还有腼腆在，步履还不是那么肯定。但更年轻的人们、张辛欣、张抗抗、王安忆、刘索拉、刘西鸿等，一上来就显得异常的干练了。对于都市人的生态与心态，都需要更敏锐的体察，更大胆的深入，更张狂的臆想。于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作为历史必然性的肯定表现，上海诸城便已率先发出了对“城市文学”的呼唤，企图上承《子夜》、《上海的早晨》的余脉，构建出无愧于当代的都市文学大厦。
都市文学的方兴未艾，较之乡村文学的成熟鼎盛，无疑是潜藏的威胁与挑战。但是，与其说乡村文学和都市文学的互相消长，毋宁说正是乡村文学提供的民族生活的原汁，又必然使终将屹立于东方的中国都市文学，更具中国文明的特色（从两栖于乡村和都市的“准乡村文学”作家们抒写对象的转化和深化过程中，已或多或少可以说明这一点）。以此出发，我们将认识两点：1.中国的乡村文学，在承接与隔绝二千年旧文学的搏战中，终将宽容地推就都市文学的昌兴。登上二十世纪的文学观礼台，看乡村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已暴露无遗。2.本世纪以民主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革命为依傍的中国各类文学，从共时态言，亦都具备了历史赋予的过渡性。但是，乡村文学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主潮，无疑也同时享有了历史过渡主体的资格。乡村文学历史地位的崇高，显然是由她的内涵所决定，并因此闪散出迷人光辉，从而树立久远，永垂史籍。
积淀——钳束——走向
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文学的显因与隐因，饱蓄着民间非典藉文化的强盛生机；但也不可避免地落人先天不足的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的钳制；在乡村动变的诱惑与牵引下，显示出悲壮而又惊人一致的走向。
非典籍文化的强盛生机
非典籍文化亦即非文字文化，它包括乡风民情、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等。孕育于乡土母腹的乡村文学，得其非典籍文化的日精月华，生长于斯，风流于斯。
一般说来，非典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大自然有着最为直捷的血缘关系。文学虽然是文字文明的体现，但由于：1.自然经济时代，人与人情感的自然化；2.文学物质与大自然的亲和关系；3.老庄思想作为进取的儒学补充，无为于自然，优游林泉，醉心田园，并施加影响于文学。故我国二千年的文明史，自始至终洋溢着原始的或人化的自然风情。人类感情的依存性，使得与其说文学的生命活泼于政治，还不如说璀璨于自然。乡村文学的内质，决定其在师承吸收典籍文化和非典籍文化的天平上，向后者倾斜。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往往通过“非典籍”的渠道，与乡村文学作了巧妙的沟通。
换一角度，非典籍文化其潜移默化的功能，始终影响着、制约着我们民族心理深层建构的发展与稳固。长期的蕴蓄，长期的作用，造成冰冻三尺的深厚积淀。从乡村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两个方面，都可看出非典籍文化的辐射。比如厌弃抽象的思辩，好作美丽的颖悟，注重直觉、意会，崇尚返朴归真等等。此外，非典籍文化的地域性，大众性、通俗性、趣味性等等，都在乡村文学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品以及与此对应的读者群体中，有着较为全面充分的表现。
乡村文化漫布于非典籍文学涵盖的广袤区域，其作者也基本来自其中。那山川河泽，高粱地，草甸子，都是他们童年的文化摇篮。因此，不难想见，远在他们步人创作之前，实际上就不自觉地受到了非典籍文化的“胎教”，经历了一个文学创作的超前训练。非典籍文化就像遗传基因一样渗透了他们的血液，当此后他们一旦握管耕耘，先天的种子便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非典籍文化就是这样，培植和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乡村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两者息息相关，显示了非典籍文化亘古久远的穿透力和再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