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我的总体判断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这十年是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繁荣期，甚至可以说是以此为潮头，掀起了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它和“前十七年”形成一个呼应。“前十七年”的军旅文学或者说战争文学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创造了军事文学一个辉煌的历史。到了新时期，实际上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军旅文学二度辉煌，但这次辉煌实际上主要是靠中篇小说，比如《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以及朱苏进、刘兆林、苗长水、乔良等作家的大量中篇，那时长篇恰恰是个弱项。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回顾起来也就是《皖南事变》《两代风流》《铁床》等寥寥几部长篇可堪一说。而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包括第四、五，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包括中宣部评选的向建国五十周年，建党八十周年献礼的长篇，军旅小说一直佳作不断。比如《醉太平》《穿越死亡》《我是太阳》《英雄无语》《走出硝烟的女神》《我在天堂等你》《突出重围》《亮剑》《遍地葵花》《明天战争》等等，我们至少可以数出二十部出自军旅作家手笔的、在当代中国文坛提起来都是个顶个沉甸甸的作品。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另外做一个大文章。今天我们还是收回来，重点说说这些年来的作品，比如《历史的天空》《音乐会》和《楚河汉界》等。
胡：《历史的天空》出自徐贵祥之手，他是您的学生，您对他的创作应该是比较关注的吧？
朱：徐贵祥这个作家来军艺上学时是一九八九年，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可以说是进步显著，创作勤奋，成果丰硕。他写长篇是从《仰角》开始，那是写部队现实生活的。在《历史的天空》之后他又写了一部《明天的战争》，写出了他那种扎实的军人生活积累。徐贵祥是从班长、排长、连长这么当上来的，而且两次到南线参战，这种经历在部队作家当中是比较少有的。由于这个特点使他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军人气质和扎实的军事素养，这个仅仅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他现在当得起八个字：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历史的天空》始终将目光聚焦于个体的人在与战争与政治的多重纠葛和激烈碰撞中的复杂境遇和传奇经历，在种种历史的偶然背后，显示出了历史的必然，纵向而又曲折地演绎了梁必达从一介草莽到高级将领的性格史与心灵史。既有性格发展，又有恒定的基本元素贯穿始终。这一点在很多作品中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人物往往在革命、改造之前都有棱有角，丰满、生动，而一旦成为革命战士以后，就慢慢地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甚至符号化、非人化了，就慢慢消磨了个性，不再是那么丰满、那么可爱了。但是梁大牙这个人物不是这样，该改掉的东西改掉，不变的东西始终不变，铁骨铮铮，个性峥嵘，从头到尾，一以贯之。所以这个人可爱、可信，也可敬。而且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个性丰满，作家善于通过精彩的细节和情节来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人物性格，以真切厚重的军人生命体验的细节和碎片，去填充和修补想象中的历史，使历史中的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都变得更加真实、丰富和耐人寻味，从而以鲜活强悍的性格和人格的光芒，照亮了苍茫深邃的历史的天空和当代战争文学人物画廊。同时这部作品还隐藏了一个潜在的逼问，即革命的代价。作品从战争年代极“左”路线的清党一直写到“文革”时期的起落沉浮，而且是国共两方面勾连，对比着写，这就有了反思的深度。另外，作品凝重雄浑，充满了战争文学的阳刚之气和崇高风范；故事跌宕起伏，包蕴了聪颖的战争艺术和兵家智慧；小说结构大开大阖，有一种大力量；小说语言粗犷劲道，有一种大气势。但还是那句话：特长即特短，优势即劣势。语言一旦脱离了情节，一旦进入白描式的写景或静止式的写情，便会暴露出一些不足，有时稍显直白浅露，影响了意境和韵味。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喝二锅头，人口劲道很足，回味不够绵长。但瑕不掩瑜，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天空》看作是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的重大收获。也有人称它是“后红色经典”，认为它是对“红色经典”的继承、发展，颠覆和创新。
胡：有人说徐贵祥和朱秀海分别代表了两种写作的方向：前者是纵向发展，让故事情节急速推进；后者是横向拓开，让心理时间不断绵延。与《历史的天空》相比，《音乐会》又有哪些特点呢？
朱：朱秀海是长期以来在军事题材的战线上坚守阵地最执著、最有耐力的一个。从《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到《音乐会》，作家一直在战争文学的长篇领域不断开掘。综观朱秀海的战争小说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善于没置反差强烈的典型环境，小说的主人公多是被突然置于严酷险恶的战争环境之中，突然要面对生与死的两难选择。作家以这种方式来拷问主人公的灵魂，碰撞出生命的火花。无论是《穿越死亡》中少年排长的上官峰，还是《音乐会》中的豆蔻少女金英子，我看莫不如此。二是反思战争，揭示人性。《音乐会》中，作家通过对抗联将士、狼群和日军三方故事惊心动魄的描写，歌颂了我抗联将士慷慨赴死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鞭挞了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野兽行径，最终揭露了战争张扬兽性，异化人性的罪恶，残忍酷烈深刻之处让人不寒而栗，甚至起生理反应，使人不堪承受战争之重。在对战争的反思方面朱秀海是超前的、深刻的、勇气可嘉的。作家的人道主义打通了超越国事、超越民族、超越党派的人类情感：
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悲剧。另外，朱秀海的语言是华丽而又凝重的，有如俄罗斯的油画风格，画出了动人心旌的雄浑壮丽的林海雪原的风光，又恍似中国的太扳功夫，绵绵掌力不绝如缕，不着形迹而又密不透风，写出了揪人心肺的人物心灵世界的广阔与深邃。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都是他的长项。如果把朱秀海和徐贵样结合起来那就绝对是个大手笔了。但《音乐会》的遗憾之处恰恰在于朱秀海过于自我沉湎，逞才表演过度，就像一个歌唱家总是在高音区下不来，反而影响了作品的抒情节奏，同时也太过冗长。
胡：与徐贵祥和朱秀海相比，马晓丽在长篇创作上应当算后起之秀了。您对《楚河汉界》的评价如何？
朱：马晓丽以前只见散文问世，《楚河汉界》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应该说出手不凡，起点很高。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马晓丽的笔力强悍，充满英雄气质，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朱苏进。对理想主义职业军人的呼唤之音十年来渐去渐远，没想到现在又得到了回应，这对她个人和当下的军旅文学来说，都是一个福音。同时，《楚河汉界》和前些年出现的女性军旅作家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等长篇一起，构成了一道壮丽的风景，不仅一下子就区别于文坛一度流行的充满脂粉气的女性写作，而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这也是近年军旅长篇创作的一个特点。
胡：除了军旅女作家的“长袖善舞”之外，近年来军旅长篇创作中还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朱：比照“前十七年”也好，比照八十年代也好，还有一种现象也是以前没有的，那就是部队作家——而且是重量级的作家——写出一批非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成了他们个人的代表作，就是进入当代中国长篇的一流行列也毫不逊色。比如说曾入围过上两届茅盾文学奖的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柳建伟的《北方城郭》，还有本届入围的柳建伟的《英雄年代》、黄国荣的《乡谣》等。这些作品写的都不是军旅题材，但是它们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像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它写中国民间纺织业一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以中国味道，用百万字篇幅写百年历史，使惶煌三大卷作品显示出一种“长河小说”品格。《北方城郭》《乡谣》则是比较传统的巴尔扎克式的写法，就是所谓的传统现实主义，写得也都比较扎实。
胡：看来，今天关于十年军旅长篇小说整体态势的详尽分析就无暇展开了。您不是已经写了一篇长文吗？
朱：对，题目就叫《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军旅长篇小说十年估衡》，已刊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二期。今天权当一回广而告之，欢迎有兴趣的读者批评指正。
（原载《艺术广角》2006年第一期）
5.散文的黄钟大吕之者
——与柳建伟谈李存葆散文特征
柳建伟（以下简称柳）；近年来有不少重要作品值得大家予以特别关注的。如去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届学员中，就有两部作品足以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一部是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一部是李存葆的散文集《大河遗梦》。这两部重要作品先后问世在去年年初和年底，至今都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虽然陆续有一些评论，但总体说来还是不够热烈，与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和分量很不相称。朱老师，您作为他们的同班同学，又是批评家，也对他们做过长期的跟踪研究，您对他们的新作和这种“作品大予评论”的现象有何评价？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应该说，这两部重要作品对这两位重量级的作家而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前者标志了莫言的创作趋向和艺术定位从借鉴西方，追随拉美，转向了回归本土，回归传统、回归民间；后者则标志了李存葆从一个军旅小说家蜕变成了一个学者散文家。至于说到这种“作品大于评论”的现象，我认为是既反常又正常。说反常是因为，这两位小说家都曾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洛阳纸贵的当红作家，光《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的发行量就突破千万大关，而当时评论和作品的关系是水涨船高，相互提升，相映成辉。而今十多二十年过去了，两位作家变化的幅度和跨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理应获得评论界更加热烈和隆重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不复当年盛况，就连相比于当下某些商业或友情炒作的所谓“评论大于作品”的“热评”景象，也多少有些英雄寂寞之感，这是不免让人徒生扼腕之叹的。说它正常，首先，是因为时代变了，当今中国已经由文本时代进入了图像时代，在音像传媒大举扩张的势头下，文学已退居次席。其次，在一个文化多元，信息泛滥、生活方式色彩缤纷的当今社会里，因各种诱惑造成的浮躁是一种普遍现象，能在这种浮躁中保持定力和清醒，坚持读书，潜心研究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最后，作为莫言、李存葆这样的庞然大物，不作充分的准备也是不敢贸然开口的。这既需要对作家做长期的跟踪阅读，又需要对最新文本作深刻解读，还需要对当今文坛的宏观把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其做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评价和定位。而且，观点形成之后，还有一个文字表述的过程，先需要心境，才能进入情境。这一点对别人也许不成其为问题，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障碍。比如李存葆的散文创作，近年来我可以说是最切近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许多重要作品我多是第一读者，每次都有一些感受和思考，但确实因杂务缠身，难以集中时间静下来系统梳理。最近借《大河遗梦》的出版，又将其重温了一遍，理出了一些头绪，形成了几点基本看法，可也是难以字斟句酌形成文字，那么就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先谈出来，首先表达我对李存葆的祝贺与喝彩。
柳：先可以宏观地做点比较。依我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能以散文形成重要话题的人并不是很多。李存葆以他创作的一系列少则万言，多则近4万言的大文化散文，完成了这一时段重要散文作家形象的塑造。《我为捕虎者说》《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飘逝的绝唱》《国虫》和新近面世的《东方之神》，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段中国散文创作最值得珍视的收获。可惜这一组散文集中发表在世纪之交的数年间，人们对散文的关注程度开始下降，多少有点生不逢时。其实，回过头来看一看，几位主要散文高手也不过是靠三两本（组）散文立住的嘛，比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丑石》，周涛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马丽华的《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