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虽然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散文热的大环境已是时过境迁，但是李存葆却凭着他强悍的个性单打独斗，为自己的散文闯出了一方天地，仍然保持了一个热度不低的小环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创造出了轰动效应。我可以从获奖、排名、转载和社会反响等四个方面举例来印证。第一，李存葆单篇散文近年来已连续获得了第一、二届全国“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和首届“孔子杯”散文大赛一等奖，以及《十月》文学奖等，《大河遗梦》又刚刚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第二，在广有影响的连续四年来的“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上，李存葆都赫然在列，甚至名列三甲，不久前，《大河遗梦》还被台湾，香港评为近十年来十部最佳华语散文集之一。第三，《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国虫》《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等平均单篇三万字左右的大制作基本都在《十月》隆重推出，而且无一例外都被《散文海外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其中部分还被《新华文摘》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被收入各种年度选本。尤有意思的是《中篇小说选刊》，为飨读者，抢占市场，竟然不顾体裁的局限，看中一篇选用一篇，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读者不仅不对这种明显“犯规”的行为提出异议，反而热烈欢迎。经由读者投票选出的年度最佳中篇小说中，《祖槐》《沂梦匪事》都以多票当选，编辑部不得不另设“特别奖”来化解这种愉快的尴尬。第四，说到社会反响，我仅举一例。
二000年《飘逝的绝唱》在《十月》发表后。山西省运城市《运城日报》连载，不经意间造成报纸脱销，加印不及乃至复现当年《高山下的花环》洛阳纸贵、竞相传阅的盛况。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接踵而至的“五一”长假，多年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普救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观光大潮，当地政府在惊喜的被动中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对李存葆心存感激，事隔一个月，市长专程赴京聘请李存葆为运城市文化顾问。这是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也是李存葆散文创造的一个奇迹。
柳：你从四个方面的举例说明，确实很有说服力。也许从某个单项比较，能和李存葆相抗衡者还不乏其人，但这样从圈里到圈外，从学者到百姓，从文坛到社会垒方位的覆盖，恐怕还少有人能做到，这种李存葆散文现象确实值得研究。
朱：其实还不仅仅是散文，从八十年代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到九十年代初的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再到今天的散文，总是一文既出，必有轰动效应，尤其是能把散文写得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其中必有奥妙，我粗略研究的心得是，李存葆散文和他的其他创作一样至少具有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这样几个特性。
柳：我深表认同，而且认为还需要加上一个艺术性。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是李存葆散文的基本特征，而且也包含了文学的根本精神。
人民性：李存葆散文之基石朱：文学作品要不要体现人民性，人民性能否构成判断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确实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自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提出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这个概念后，对人民性重要性的认识，不同国度的文学，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文学自身命运的兴衰。仅以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为参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中包含的人民性的浓与淡、多与寡，直接关乎到文学的整体性和生命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人们在谈到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谈到纯文学与公众的日渐疏离等问题时，多半是就文学论文学，在技术层面纠缠不清，而对它的内在精神，比如是否体现了人民性这样的重大问题都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人民性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的逐渐流失与淡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愈演愈烈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文学在图像时代的颓势。
柳：人民性的缺失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二为”方向倒是每天在讲，但它的约束力，特别是对作家内心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作家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迷失了自己？大概没有人能回答。所以，我非常看重李存葆作品中一贯表现出来的浓烈的人民性。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不管是以前写小说、报告文学，还是今天写散文，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注的事情上离开。一个作家只有长期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他才可能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也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因此，他的作品才可能永远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喜爱，获得那个时代的轰动效应。
朱：“轰动效应”这个名词进入九十年代后，在中国文学的批评语境里，身份似乎有点尴尬，有时候甚至带些贬意了。当然，这是人们对那种“政治大于文学”的轰动效应的一种反拨或反思。对这种现象，我也曾提出过一个“公式”，即轰动的广度与震动的深度成反比。所谓震动的深度，指的是对时间或历史的穿透。但是，李存葆的作品不在此列。即便是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花环”，虽然蹚“政治雷区”是引爆轰动效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它深深感动过亿万读者和观众并且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梁三喜、靳开来、韩玉秀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命运，以及像“欠账单”这样能传达出“人民——上帝”的作家心声的经典细节。那么，今天李存葆散文引发人们强烈兴趣的又靠的是什么呢？
柳：首先，是题材的选择，李存葆总是自然而然就找到了那些和人民大众易于沟通的题材，无论是黄河断流（《大河遗梦》），还是山西的大槐树（《祖槐》）；无论是闹土匪（《沂蒙匪事》），还是斗蛐蛐（《国虫》）；无论是“西厢记”（《飘逝的绝唱》），还是关云长（《东方之神》），这都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或极为关切或颇感兴趣的人物或故事。这一点就保证了它的受众面的广大。其次，作家在这里或以小见大，或借古喻今，总是适时地说出了人民群众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里话，从而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
朱：正是因为如此，李存葆才在当下散文界确立了自己的独特的定位，并以此区别了那些冲淡平和的闲适派，那些博学古雅的学者型，他以他的人民性为自己的散文创作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赢得了广阔的覆盖面。我想，无论持何种文学观的作家，总不会反对有更多的读者来阅读并且喜爱自己的作品吧。但要做到这一点，恰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李存葆散文的成功给了同时代作家非常有意义的启示。
时代性：李存葆散文之风貌柳：在任何时候，时代性都可以说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时隔二十年，当我们重温《高山下的花环》时，还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那些新旧时代相交时的社会现状，那些还没有瓦解掉的旧观念的桎梏，以及它在新时代造成的种种羁绊和悲剧，都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后人认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要实证之一。
朱：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回避《高山下的花环》和它同时代的许多轰动一时的作品，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太过亲密这一事实。李存葆由小说而转向散文的创作，显然包含了对自己过往小说的某种反思，也包含了对当下文学性与政治性或时代性关系的新的认识。
柳：但我们在他的散文创作中，看到的是强烈的入世精神，浓墨重彩书写时代变化的指向，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削弱，甚至还加强了，因为作者阅历、视野的改变而加强了。
朱：宏观而言，在二十年的文学实践中，李存葆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求变。不变的是指他始终坚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场和追求时代性的精神特征，变的是从“政治爆破”转向了文化关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或从鲸群自杀（《鲸殇》）开始，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大河遗梦》），或从吟咏崔张之恋出发（《飘逝的绝唱》），或从解析“东方之神”的成因切入（《东方之神》），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和大思考，比“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加阔大，比“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因此，他的散文比他的小说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度、表现空间和思想内涵。
柳：这是作家和社会一起发展成熟的一个例子。
朱：在李存葆这一批散文里，体现着作家很大的企图。他希望从文化的切面进入，重新认识文化和开掘文化，并最终重铸文化。
柳：他选择的仍是当下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园子。这和其他的文化散文作者的选择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认识文化，开掘文化，还是重铸文化，李存葆总是从当代社会出发，然后对中国的某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最后再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相比，李存葆更重视现实指向性，余秋雨则更重视对一种曾经辉煌的文化现象进行梳理。《飘逝的绝唱》《祖槐》《东方之神》和《苏东坡突围》《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景》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李存葆散文的现实感之所以比余秋雨诸君更加鲜明，原因仍在于他对时代性的执著追求。
民族性：李存葆散文之魂魄朱：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谈民族性问题，我想先得澄清几个概念。首先就是“全球化”，我理解“全球化”只是“地球村”的另一种表述而已，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社会相互之间的联系只是更加密切、更加便捷而已，并不是一律化、统一化的意思。当然，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也有趋同的地方，比如说“经济一体化”，就是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从事经济活动，大家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得按规则办事，这是“一体化”，这个“一体化”还可以包括科学技术等内容。但这恐怕不能笼统地包括文化尤其是文学。文化（文学）更需要的应该是多元化，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审美习惯等造成的，更多的是由文化（文学）强调个性、突出创新所决定的。越是全球化，就越是需要文化（文学）的多元化，形成互补，才能相映生辉，共存共荣。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老话，“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纵观二十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以牺牲民族性为代价、以企图迎合某种潮流的文化努力都是徒劳的。相反，只有弘扬民族个性的文化坚守，才能赢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尊重。二十世纪中叶的拉美文学爆炸和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曲折道路都证明了这一点。李存葆在散文创作中对民族性的坚守和追求，恰恰是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在当下的历史方位中的良知与清醒。
柳：李存葆散文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题材选择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表现的是中华民族最有特点的东西。《祖槐》写的是中国人血缘情结，《飘逝的绝唱》写的是中国式的爱情观。《沂蒙匪事》写的是中国的匪患，《国虫》里展现的是中国的斗蛐蛐史，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东方之神》所揭示出来的关公现象，别的国度也根本不会出现。而且，我们又不能不叹服他对国民性体察的细微和准确，对中国文化精妙之处独具只眼的发现。
朱：李存葆关注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化背后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弘扬和重铸，他既不是猎奇，也不是炫耀，他是一种冷静深刻的扬弃。其中有发掘和坚守，比如《祖槐》对乡情血缘关系的咏叹，《飘逝的绝唱》对中华民族古老而坚贞的爱情观的讴歌，《东方之神》对忠义诚信的呼唤，都是在厚重的历史感中见出了紧迫的当下意义。其中也有批判和审视，比如《沂蒙匪事》中的匪性和兽性，又比如《国虫》中的玩性和惰性等。它和民族虚无主义与夜郎精神划清了界限，是文学表现民族性的正音，都强有力地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古老而坚韧不变的基本精神特征。
柳：重读曲藉读出了《飘逝的绝唱》，游历庙宇拜谒神灵悟出了《东方之神》，研读野史研究出了中国土匪性格与国民性的关联，从玩蛐蛐儿现象中指出了中国《国虫》的存在，李存葆总能从民族文化典箱和物事中找到民族之魂。近年来，倾其心力，用如此规模的篇章来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风貌的作家屈指可数。因此，李存葆的努力尤显珍贵，对于中国作家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艺术性：李存葆散文之双翼
朱；大约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谈散文的文章，题目就叫《散文的“散”与“文”》，将散文二字拆开来分而论之，文章最后说，“‘散’而无‘文’则行之不远，亦不足道哉”。我这里的“文”说的是“文饰”“文采”，主要是指散文的艺术性，一篇散文如果写得没有文采，不讲究艺术性，就如一只鸟折断了翅膀，飞不高远。李存葆散文少则万余言，多则三四万言，如果没有华丽的文采作为强劲的双翼，它怎么能够飞进千千万万读者的阅读视野乃至心灵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