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秋月改定于京西黑白斋
6.我与北大的三个缘
一九六四年，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由于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作文开始写得有点意思了，常常能得高分，作文簿里被老师画满红道道或红圈圈，甚至写上一个大大的红色“妙”字，让我自己都看得耳热心跳。不止一次，老师在班上朗读完我的作文后很坚定地说，就这么写下去，以后你去上北大中文系吧！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北大成了我的一个梦。
但这个梦是渺远的和短暂的。说它渺远，是当时朦胧觉得北大中文系乃文科最高殿堂，更是通往作家之路的不二门径。而我的家乡小县城，此前还未有过北大毕业生，敢说出北大两个字就不简单了，还想上北大，真是做梦吧！说它短暂，是因为骤然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使我的求学之路戛然而止。一九六六年秋，《中学生》杂志编辑部一纸“由于‘文化大革命’，本刊即日停刊”的退稿信也同时宣判了我儿时作家梦的终结。作为六八届初中生，十四岁的我就去农村插队了，走出了校门，丢开了书本，也忘记了北大。
1980年，我是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干事，考入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省直班，没有别的功利考虑，就是为了读书补课，也是为了寻找丢失已久的梦想，为了体验体验读大学的滋味。由于是在职读书，电大的主要方式是自学，但在严格的考试中，我的写作一项还是脱颖而出，四次考了全省第一。一九九四年冬，中央电大成立十五周年之际，我还被评为全国优秀电大学员。客观地说，四年电大帮我恶补了大学中文系的必读书，但却没有让我找到多少读大学的感觉，常常身在福建电大，偶尔念及北大，只是觉得人生无奈罢了。
然而，人生无常，风水轮转。一九八四年秋，当我已然进入而立之年，并已获得电大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之后，又在朋友游说之下，稀里糊涂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大专学历），并在这人生转折的重大关头，不期然间与北大撞了个满怀。
说来话长，当我入学之后才搞明白，所谓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实乃全军作家班，面向三总部，十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共招了三十五人，中有以《高山下的花环》名动天下的李存葆诸君。因各大军区分配名额，而我在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了将军，算是捡了大漏了！
一九八四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我整天陶醉在庆幸和惊喜中，而天天都有新的惊喜接踵而至。当是时，文学系草创之初，并无自己的师资，但系主任徐怀中是个开通贤能之师，他在当代中国文坛深孚众望，又深谙创作规律，还深知如何运用京华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亲自登门拜访，广招天下名士，他让我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接受密集信息的地毯式轰炸。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棋、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们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季红真等著名学者们来了……特别是第三支队伍，那就是大学教授们了，而在这名师之中，除了北师大的童庆炳、王富仁，清华的蓝棣之，福建师大的孙绍振等少许先生之外，其余主要来自北大中文系——吴祖缃、吴小如、袁行霈、谢冕、严家炎、叶朗、乐黛云、张钟、孙玉石、洪子诚、余树森、钱理群、曹文轩（当然，也还有西语系的赵德明等少数非中文系教授）等悉数登台……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艺，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口吐莲花，金声玉振，直弄得我天天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
在这整个“快速成长”的激动兴奋之中，我始终还隐隐地觉着了一种奇特的幸福感，那就是我俨然觉得自己成了北大中文系学子中的一员了，年过三十终于圆了儿时的梦！
当然，至今我也不好说，上述三路名师、三类讲座究竟谁家对我启发最大、教益最深、影响最远，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各领风骚。但有一个角度可以比较，那就是一九八六年我毕业留校在文学系当了老师之后，我有意识地观摩学习各路大家的授课艺术，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不妨在此略作披露——以我在军艺文学系先学生后先生的双重身份观之，就授课效果或授课艺术论，一般说来，作家一路富于感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虽然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者一路呢，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呆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至于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综合前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述，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对我这个初登讲坛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摹仿性。譬如：吴祖缃先生的幽默谈吐，吴小如先生的华丽板书，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谢冕、钱理群先生的激情、沉重与尖锐，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读等等，都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给我以影响，使我在较短时期内潜心揣摩授课效果（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而有较明显提高，课上常在鸦雀无声中爆出笑声，课后也常被学生包围和追问，颇受系内外学员喜爱，很快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脱颖而出，一九八九年便获得全军优秀教师的称号。而且，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从学生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我前后在文学系待了十三年。
十三年中，无论是当学生，当老师还是系主任，凡有北大老师来讲课，我都始终如一在讲台下洗耳恭听。也许老师授课内容有重复，但我观察学习的角度却不重复，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例子，从声调到语气，从手势到眼神，从站姿到板书，总觉得有听头，有看头，百听不厌，常看常新。而且一听就是十三年，相当于读了两个本硕连读啊！这一份缘还浅吗？这就是上天的赐予吧。
打那以后，我的授课经验也渐积渐多，授课范围也愈来愈广，尤其近年来，我的专题讲座《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广受欢迎和邀请，从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直至中央电视台《和平年代周末开讲》，讲了近百场，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选题好是一方面，讲得应该也不至太差吧。我自认为，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作为一个听了北大十三年课的校外班老学生，多多少少是得到了北大名师一点真传的。
按说，我和北大的奇缘到此也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然而不，更奇的还在后面。2005、2006连续两年，北大中文系聘我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和主席。这真让我受宠若惊。我略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需要三分之二的校外人士，而北大中文系以往只认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回我是代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获此殊荣了。同时，我更愿将此看成是北大对我这个校外生的一种认可、接纳和为我提供的又一次学习机会。正是从这里，我才真切直接地感受到了“兼容并包、民主自由”的北大精神，也再次领略了陈晓明、张颐武、孔庆东、臧棣等新一代才俊的名师风采。
200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军旅人生》做我的专访，结束时主持人说，按惯例得总结出一两件所谓平生得意之事，略作沉吟。我的回答是：十岁时做了一个北大梦一三十岁时仍未进过北大校园，但却开始一连听了十三年北大名师的课；五十岁时也未获得过任何北大授予的学位，但却担任了北大中文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这，也就是我和北大的三个缘。
戊子夏月于京西黑白斋
7.为什么不传
——从《断魂枪》看老舍的姿态
《断魂枪》结束在四个字：不传！不传！
为什么不传？是个问题。
也可以说，《断魂枪》的“眼”就在于“不传”二字。前面的精彩热闹都是铺垫，王三胜是第一层，孙老者是第二层，把大家胃口都吊起来了，都铆足了劲等着看高潮——“神枪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可最终只等来矜持而又决绝的两个字：不传！“噗”，就像—个气球泄了气，高潮戛然而止，不传自然也就没好戏看了。这出人意料的结局颇让人惆怅，更引人深思而又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传啊？
这从根本上涉及老舍在中西文明激荡中的文化姿态。
一般认为，“老舍擅长表现中国的世态，他基本的文学精神是对北京市民社会不歇的批判。”“……老舍点到了我们民族根性中最顽劣的一面：因循、保守、蒙昧、知足、萎缩、退隐、中庸、随遇而安、死活要脸，欺软怕硬、怯懦胆小，他点到了我们的痛处。这是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在老台手中的复活，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开掘与深化。”（见吴福辉《茶馆）导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版）有这个因素，但不尽然。如果从文化的层面看。甚至恰恰相反，老舍不同于鲁迅，他更多的从审美艺术的角度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赞叹与留连，因而生发的是“临去秋波那一转”，方才得以“回蛑一笑百媚生”。在这一点上，他和二十世纪初叶开始负笈欧美的辜鸿铭、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等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和经历的文人们相似。正是“人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有了比较，才有了鉴别，才有了选择——中华文化。从辜鸿铭的“卫道”（中华道统），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到陈寅恪一生坚持繁体字竖写文言（并以此严苛要求弟子），都可一言以蔽之：中华文明至上论者。
老舍又何尝不是如此。你看他在散文《想北平》中怎么说的；“伦敦、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即便说起水果来——“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露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如果说《想北平》带有浓厚的故乡情结，过于感性化和感情化的话，那么，老舍在《可爱的成都》中又理性地对中西文明做出了比较，甚或对工业文明做出了反思和批判——“中华民族在雕刻、图画、建筑、制铜，造瓷……上都有特殊的天才。这种天才在造几张纸，制两块墨砚，打一张桌子，漆一两个小盒上都随时的表现出来。美的心灵使他们的手巧。我们不应随便丢失了这颗心。因此，我爱现代的手造的美好的东西……我绝对不是反对机械，而只是说，我们在大的工业上必须采取西洋方法，在小工业上则须保存我们的手。谁知道这二者有无调谐的可能性呢，不过，我想，人类文化的明日，恐怕不是家家造大炮，户户有坦克，而是要以真理代替武力，以善美代替横暴。果然如此，我们须应想一想是否该把我们的心灵也机械化了吧？”
心灵当然不能机械化！反过来说，机械化有可能造成对人性的异化，对心灵的毒化，对审美的钝化。以上两段文字亦可看作是对沙子龙“不传”的间接回答。
为什么不传？不是对坚船利炮的一种臣服，不是对世风日下的一种抵抗，也不是一种阿Q式的自满自足，而更可能是种王国维式的殉葬（时隔近半个世纪，老舍与王国维的投湖何其相似乃尔），一种对审美化，精神化的文化符号一“断魂枪”的欣赏，赞叹与缅怀。
夜静人稀的沙子龙遥想当年威风，自然不免落寞，“叹一口气”，但最终是，“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何等淡定，从容，矜持，大气而平和……
这也就是老舍自个儿的态度。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附《（断魂枪）点评》“东方的大梦没法了不醒了。”按说，开头就来一段关于时代背景的交代或概述，向为短篇所忌讳，亦非老台所擅长——客观地看，这一段文字在全篇中也不算太出彩。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写？是否为了呼应结尾？结尾在四个字：“不传！不传！”为什么不传？慢慢咂摸吧您。
老舍十分熟稔旧北平市民包括江湖黑道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看这一段关于沙子龙“徒子”们讨生活的世相描写，何等精准传神。
从王三胜的“开场词”到他后面与孙老者的对话，说得多地道哇，而且极台人物身份，极富人物性格，如果用京腔京韵念籽起来，必定如当年沈从文所赞：“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
注意，王三胜这一段耍大刀是动作描写的经典。
“有功夫！——你——有——功——夫！”孙老者人未至声先至，可谓先声夺人。但细瞧之下又其貌不扬，典型的“先抑”，而抑中又有“扬”——你看他的眼珠：黑得像两口小井……
又见“黑眼珠”，但“更深更小了，像两个香火……”常言谓传种尽在阿睹中，莫过如此了吧。
王三胜耍了一场刀，孙老者又胜了一场枪，这才要推出真正的主角了：会会沙子龙。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听听孙老者这话，在行，在理，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