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切，大多都跟书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地震学专家邱以漠有所关联。这位中国地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由于历史原因身陷图周，但他的特殊身份却使他能在一个奇异的环境里每日进行地震预测研究。当邱老与苏见黎一起进行苏格拉底式散步时，那些生动的思辨性对话使一位超然睿智的科学家形象跃然纸上。邱老在明城大地震中以身殉职，用最后的生命完成了弥足珍贵的震情报告。刘宠伟说她浓墨重彩地塑造邱老，是在向科学界致敬。小说中的军长董先仲因写过一本“毒草小说”而成为一位不同寻常的军长，由于周总理的安排，董先仲得以用军方力量对邱老实施特殊保护。刘宏伟借军长董先仲之口这样评说邱老：如果有一天，我的子孙们问起我，这墓里安葬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会对孩子们说：
这里安葬着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珍稀品种。
他是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英勇斗士。他的气节和他的才华是他的一对翅膀，所以他才会在不同时代的狂风骤雨中始终保持飞翔的状态。他所到达的地方，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琐屑世界里的人很难企及，因此我们只能以敬慕与惊奇对他仰视。
多年来刘宏伟在写作中一直注重语言修炼，但其风格大致投有脱出女作家特有的阴柔与纤细。在《大断裂》中，她第一次表现出了笔力上的阳剐与雄健。在那些有关大场面的描述中，在那些对于历史事件、历史氛围的概略性描述中，刘宏伟表现出了与宏大叙事这类小说结构旗鼓相当的语言驾驭能力。那些关于地电、地光、地震成因、一座城市的瞬间毁灭、解放军开进灾区、矿工们井下生存状态的描写，那些颇具象征的“批斗宣传队”的出现、噩梦般的天象、主人公那极富专业色彩又极其血腥的梦境等等，读之既令人震憾，又肌理分明。作家追求一种从容沉稳的叙述风格，不急着直奔故事、直爆情节，常常不惜花费大段精心推敲的文字对景色、物体、氛围，场面进行冷静而精细的描摹，其中不乏诗歌所特有的奇诡意象和修饰语法。在塑造人物时，作家追求对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活动使用体贴、动情的笔触，似乎书中人物都是她的至爱亲朋。作家常会将叙述刻意逗留在色彩、气味、触觉等方面，用文字带着读者去身临其境。
于是，作家在追求叙述语言的文学性的同时，收获到了小说情境的可视性。读者可以穿透纸背观看到整部小说中的一个个细节、画面，包括人物的动作表情与说话语气，犹如是在观看一部制作精细的影视剧，诸多“镜头”颇似好莱坞大片。近来许多叫好又叫座的影视剧是由小说改编而来，我认为《大断袋》完全可以延续这一现象。尤其是那些具有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导演、制作人，或许会被《大断裂》这颗激情的子弹击中。从这一点上说，虽说不是所有的好小说都能改编成一部好的影视剧，但是，一部好小说至少可以保证一部影视剧在播种期的品种优良，在成长期的营养充足，如果能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那么到了收获期，想不让它一片金黄都很难！
刘宏伟是一位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军队作家。小说中的西北古城炮校就是她的儿时记忆，她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样，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的环境里。等到小小年纪进到军营成为一名正式军人，一直以来所受到教育更是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伴随她长大成人，是她精神家园的底色，当她提笔写作时，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就构成了她作品的基本氛围。从她八十年代写作获奖小说《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开始，这种氛围便始终与她的一个个作品如影相随，直到这本《大断裂》，仍然弥漫在字里行间，不离不弃。
曾经有一阵子，思维活跃的人群中兴起一种新的时尚——把一切崇高的东西撕碎，视一切崇高的人与事为“人间假象”，他们的本意是要摧毁虚伪，最终却让自己的精神无所适从。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桩旧事，是因为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与之有关的现象：在当下，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原载《北京晚报》2008年五月八日）
3.用心灵倾听时间
——序黄毅散文集《新疆时间》
自古文人多游历，今有朱某好出行。命运和天性的台力使然，近三十年来，无数次机缘助我壮游天涯海角、名山大川，仅瑰丽雄奇的西北、西南诸省区就不止走过一次，譬如新疆。
那次我一路向前的决心同艰苦旅行之后的收获庶成正比。首先是对新疆地域之辽阔和人们生存之严峻有了初步但是切身的体验；其次是与神交已久的诗人、散文家周涛成为了朋友。
正是得益于后者，我在七年之后（一九九三年）写出了《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其后几年（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我又相继在《文艺报》上撰文推介了红柯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在“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推荐编辑了韩子勇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并为之作序）。两部作品分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和理论评论奖。2001年秋，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当我以评委身份与获奖者红柯、韩子勇见面时，心中不免暗自称奇——我对新疆作家的发言仅此三人：周涛、红柯、韩子勇，一诗人散文家、一小说家、一批评家，亦可谓之日“天山三剑客”。我不由忆及当年的南疆之行，并暗自思忖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我解读新疆文学的灵感和参照。
今年春夏之交，突然收到黄毅散文集《新疆时间》打印稿，惊喜之情自不待言。黄毅最早写诗，其后从事新闻工作，近年来开始创作散文。
诗人转身散文写作并不新鲜，然而散文集的名字——《新疆时间》却令我眼睛一亮。提到新疆，说到西部，巍峨的雪山，广衰的戈壁，草原上的牛羊，维吾尔族的小镇集市上的各色货什等等物象便在瞬间汇聚到我的脑海里。不过，对新疆而言，我们毕竟是一个他者，我们对新疆的想象与情感很容易漂浮在已经符号化了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之中，我们的满足显然停留在文化的层面上，而不具备生命本体的意义。黄毅则不然，虽为汉人，但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生命与情感早已经融于茫茫戈壁与广袤草原。地域文化的浸染，良好的教育背景两相融合，使黄毅获得了中原与西部文化交融所生发出的独特视角。“遥远的新疆不仅是指那个远荒遐塞、孤悬塞外的地方，它似乎也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看来，新疆的偏远和辽阔使得一切从空间上试图理解新疆的努力近乎盲目。在这篇与集子同名的散文中，黄毅以一幅幅类似于电影平行蒙太奇式的画面记录凝固的瞬间；用日之三时（晨，午，昏）来浓缩生命的行程与历史的轨迹，将宏大虚空的时间幻化为具体可感的嗅觉，听觉和味觉。时间在这里显然具有了哲学的意味，它负载着作者的思想与情感、生活与生命，通过已经让我们完全麻木或全然不觉的生存形态，进入到超然世俗的艺术之境。这种艺术之境肯定与宗教有关。我猜想！写到此处时，黄毅的心一定悸动得厉害，因为他似乎已经寻觅到了一条由瞬间情绪和个人感受而达及历史时空的通道。时间对于黄毅来说绝非只是一段不可挽留的人生轨迹，也并非凝固于史书中的残墨断简，新疆的时间可以“通过气息，声音，饮食，空气，甚至梦进入我们”。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对此“浑然不觉”。不同于其他“文化／历史”散文写作的是，黄毅无意表达某种深刻的人生理念，更无意从泛黄的故纸堆中搜寻所谓独特的历史发现，他只是在充满诗意和智性的生活中穿行，通过对某个历史瞬间的细节刻画来展现时间具体而细微的质感，表达每时每秒都在经历着的新疆时间所带给自己的辽阔与从容。
黄毅极善于捕捉瞬间情境并从中体悟出生命本真的意义。虚幻而宏大的“时间”无疑带给黄毅分明强烈却莫可名状的感动，在《不可确定的羊》中，作家似乎有几分不情愿地触及到了卑微却执拗的羊的灵魂。曾经读过太多的通过对某种动物性的顶礼膜拜式的宣扬来极力贬低人性的文章，与此种移花接木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黄毅身上固有的诗人气质使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充满了明丽的暖色，他对羊们进行人性的关照，赋予它们以人类的个性，更在羊的身上寄寓了人类对自身优秀品质的美好期待。
黄毅通过几个场景对羊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冷静的观察，这其中自然触及到了人类的冷酷与狡猾，但他并没有刻意把人与羊设置在鲜血淋漓的对立面上。高度拟人化的羊的悲剧性命运对人类构成了巨大的讽喻。整篇散文更像一个层层递进的寓言，羊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性格最终直抵人类的本性和现实存在。剔除了强烈而绝对化的价值判断，留下的是充满智性的思考和略带悲壮的感伤。这样深情的文字就像一阵煦暖的春风轻轻抚过人性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感念不已。
为了抵抗当前散文题材的日益狭窄化，不少作家毅然决然地抛开身边世俗的、琐屑的日常生活，而从历史、文化、自然景物、风土人情等等“大处”着眼，甚至不辞劳苦地踏上一条条“文化苦旅”。似乎只有那些陌生的、独特的，带有文化与历史意味的素材才具备生发出文学和审美意义的可能。但在黄毅看来，无论如何，时间是不可超越的，且正由于其宏大和虚幻，人们才会在心底升腾出某种类乎宗教般的虔敬；面对丰富的日常生活，即便驳杂乃至琐屑，作家们也不应回避而恰恰要用心体会。生活的意义极端普世化但又往往容易被周而复始的时间所遮蔽。黄毅倔强地在其他作家不屑挖掘的“贫矿”中跋涉着——脚下石、杯中酒，城市的街巷、陌生的女孩、小镇的书店、骑马的少年，一幕幕生活常态部能成为他进行智性思索和情感抒发的支点。黄毅正是怀着一颗细腻而敏感的心，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生发出了独特的感受和意义。
以我来看新疆散文家，周涛惯于以高蹈凌厉的气势完成对大西北雄壮山河粗犷而豪迈的情感吞吐；刘亮程擅长以哲思的方式从艰难但却鲜活的农村生活中感受生命的顽强与悲壮。两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向度上描绘着新疆这块土地的躁动不安与神奇，并分别代表着两个向度上的前锋或标高。而黄毅却与之不同，他是怀着一颗对生活无比虔敬的心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搜寻着被时间和俗常遮蔽了的生命的美感和诗意。这正是黄毅散文的独特之处与价值所在。而别有兴味的是：黄毅与周、刘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点：一是双重文化背景。都为汉族，但草原的游牧文明已经融入了生命与灵魂深处，汉族文明反而在创作中成为了一种参照。双重的文化身份赋予了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既有对新疆风物民情的零距离的生命体验，又不乏开阔的视野与超越性的概括。二是早年的写诗出身。三人的散文风格虽然迥异，但对于诗性语言的追求却如出一母。
对生活百态、自然风物的敏锐观念与诗性把握，是诗人的优势，加之语言的精致华丽与语意的丰厚，更使他们的散文具有了别样的韵味与风情。也许，黄毅要取得与周、刘等一样高的散文成就尚需时日，但这部《新疆时间》已足以令我们心生期待。
（原载《文艺报》2005年十二月十五日）
4.一江春水向东流
——序衣向东小说集《吹满风的山谷》
上个世纪末——一九九九年初，我曾经以《长篇小说：新的文学风向标》为题，撰文指出：
当代以返，小说创作经过“前十七年”的长篇繁荣，新时期中、短篇的蓬勃生长，到世纪末，批量的质量上乘的长篇力作纷纷浮出水面，以质和量的整体庞大，以思想的魅力和艺术的磁性，将文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目光，顽强地从漫天开花的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方面吸引了过来，文学的“风向标”再次指向了长篇小说。
作为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让我感到由衷欣慰的是，在这场富有深意的文学体裁的转型运动中，军旅小说家们也闻风起舞，不甘人后，相继奉献出了《醉太平》《穿越死亡》《末日之门》《遍地葵花》《走出硝烟的女神》《突出重围》《我在天堂等你》《英雄无语》《兵谣》《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军旅长篇，和《第二十幕》《日光流年》《北方城郭》等一批非军旅题材的长篇力作，不仅弥补了八十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欠收的缺憾，充分显示了军旅小说家与时俱进的创作实力，而且使得曾经走入低谷的军旅小说“军威”重振，一度低迷的军旅文学界也为之高昂。
然而，就在我们为军旅长篇勃兴而感到振奋的同时，也不由得为它的“代价”而感到忧虑——那就是崛起于新时期之初并且持续兴旺了近二十年、为军旅文学赢得盛大声誉的中短篇创作开始式微，一度引领时代风骚的军旅中短篇枭将如莫言、朱苏进、乔良、周大新、苗长水、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诸君都逐一淡出此一领域，或专攻长篇，或转向影视，一时间，军旅中短篇小说的传统阵地上人影寥寥，颇有“失守”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