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川妮当了一名专业编剧，任务是写话剧、小品、广播剧什么的，好像跟小说创作也毫不搭界。一九九六年夏天。我从拉萨返京在成都转机，她和同学王一兵陪我游览杜甫草堂，在荷塘边歇脚的时候，她突然说到了对小品写作的反感甚至恐惧。她的说法很极端，她觉得小品的泛滥肢解了我们的世界。我对小品和小品创作毫无研究，所以无法明白她的恐惧。难道是恐惧写小品就去写小说么？我不得而知。只是，再后来，就听说川妮写起了小说。我朦胧记起川妮上学时的种种行状，也就没把这“听说”太当回事，加之那时候我已开始杂务缠身，有限的一点阅读基本上都是“遵命阅读”，自然也就没有读到过一篇川妮小说，完全不知道她写得怎么样。但毕竟是写起来了，于我早年的希望和期待，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回应或慰藉吧。
直到这一次川妮入选2002年度《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我作为执行编辑来编辑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才第一次阅读川妮小说，而且一读就是三十万字。首先，拿到这一摞厚厚的书稿，就令我有些诧异和感动——当年，川妮正在学校学文学，文学也还比较热，大家都在拼命写小说的时候，她却在有滋有味地过日子；今天，当人们都在忙着奔小康、赚大钱、快活休闲地过日子的时候，她却来点灯熬油地写小说！她这是为什么？
显然——与此同时，我想起川妮的那句名言：小说创作是一种内心需要——川妮有一种内心需要。那么，川妮的“内心需要”到底又是什么？
正是带着这诸多问号，我开始进入川妮的小说世界。
应该说，读完了这些小说，我初步摸到了川妮的“内心需要”。川妮在中篇小说《渐行渐远》中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对青年夫妇的故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画油画……那时候，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有钱办一次自己的画展。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梦想到深圳来的。可当他挣了足够办好几次画展的钱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关于画展的任何话题。”“如今他真的让我住上了大房子，可他扔掉了那些画。”而“那些画，几乎是他青春时代的回忆”……夫妇间的分歧由此而产生，矛盾由此而发展。
这是一种现实，更是一个寓言。物欲时代，人们的物质丰富了，可精神贫乏了，情感枯竭了，灵魂委顿了，甚至，抓住了今天，忘记了昨天。而作者的底线就在这里，她和人们的区别亦在于此；我接受今天，“可是，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些别的东西，尽管已经失去了，但它们曾经有过，在我的生命中停留过，在我的血液里流淌过。”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青春、梦想、热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等等，而且，这种“东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向真、向美、向善、向上的引力或动力。因此，当今天我们告别过去且“渐行渐远”的时候，用这种“东西”来填充内心、坚守内心、表达内心，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内在需要；同时，也用这种“东西”来比照今天，批判今天，并且，照亮明天，引领明天……
于是，川妮不停地回到她青春的“云雾山”，在那个梦幻一般的“雾月霜天”里去寻找“兵的感觉”，这个时候，她的笔触是温婉深情的，如歌如诗的，充满着眷恋和神往，语言的质地有着丝绸一般的柔软和细腻。然而，一当川妮返回现实，切入当下，她的笔触立马变得像手术刀一样的坚定和锋利，对工商社会和物欲人生中的种种可疑进行毫不留情的剔清和解剖，甚至从一粒小小“纽扣”的做假来拆解貌似“幸福派对”般的虚假人生。这时候，她的语言质地又有了瓷器一般的硬度和尖锐。正是因了这种反差。川妮的小说世界和小说语言都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和弹性。
当然，可以想见的是川妮的小说艺术也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的。至于她经过了怎样的磨砺和钻研，我们也没必要去做更复杂和细分的考证和辨析，就像没必要去弄清她当年就读文学系期间是否佯做“散淡”状一样。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在此简要地指出她小说结构上的两个特点。一是情节的奇特和迷离。无论是《失眠诊所》中的“凶杀案”，还是《流浪歌手》中的兰苏之谜，或是《我和拉萨有个约会》中的双重“骆驼刺”，都是既奇又巧，且扑朔迷离，这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作者叙述中的“迷官”趋向和她骨子里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平庸的浪漫气质。如此一来，胜面是结构紧凑，有悬念，有余味，引人人胜，耐人咂摸；负面是过奇过巧，略有离奇之嫌，多少留下了人工的斧痕。二是欧亨利式的结尾。在《幸福派对》《纽扣》《千万别好奇》等篇中都有上乘的演绎，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均收获了四两拨千斤之功效。两点合一，既泄露了川妮小说操练的部分轨迹，亦可窥见她在某些大师名篇那里所作的盘桓和浸淫。
到此，再交代一下作品的编排。参照初审何志云先生和复审李敬泽先生的意见，我从川妮先后两次选送的三十万字作品中选出三个中篇十个短篇约十五万字，按发表时序排列，只不过将三个中篇排在头、中、尾，没有“风头、猪肚、豹尾”的意思，也没有其他更复杂的心机，仅仅是出于阅读节奏的考虑，如此而已。
最后，说明一下，为什么选用《我和拉萨有个约会》来作书名？简短捷说，在我看来，小说主人公和拉萨的约会，就是和她梦中情人的约会，和她的浪漫、理想与英雄的约会——而这，恰好是川妮创作小说的“内心需要”的一个象征。如此，岂不甚好。
是为序。
（原栽《当代文坛》2004年第四期）
10.分享文学秘密的快乐
——序十一龙《文学的秘密》
恍然记得，约五年来，这已是石一龙第三次邀我作序了。第一次是他的首部诗集《追风少年》，第二次是本什么书我已记不大起来了。两次都未能应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就读于文学系时，我已调离，相互间少有交往，我对他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我已开始苦于杂务缠身，一点闲暇用来偿还久欠的文债已是不堪其累，实在也无心旁顾。
这一次就不能推脱了，俗话都说“事不过三”。何况，几年下来，在一些与文友或学生的聚会上，时不时也能见到石一龙的身影，他都恭敬地执弟子礼，也算亦师亦友吧。更何况，他这本书名叫《文学的秘密——著名军旅作家访谈录》，书中所访十二人，有的曾做过我的学生，譬如阎连科、陈怀国、柳建伟等，更多的是我的同学、朋友甚或挚友，譬如莫言、周涛、朱苏进等，都是我长期以来的评论对象，我曾对他们一直做着跟踪研究，有的还不止一次写过专论文章。
而且，用石一龙的话说，他的访谈对象的选定乃至访谈问题的设定，都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受到我的观点和文章的影响，我最有资格或者说最有责任为本书作序。至于抽不出更多时间，就写几句话也行……什么呢。
其实，拿到书稿初翻之后，我已是怦然心动。此时心动不为别人乃为自己，因为我从中恍恍惚惚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勾起了我对诸多往事的回忆。我的目光常常在某一个作家或某一个书（篇）名上面流连忘返，进而忆起某年某月某日读完某作就迫不及待地在电话中与某作家作竟夜长谈，视其作如己出，假设、如果、商量切磋、如琢如磨……又或者，记起为某一长文的构想运思，数日不知肉味，抽完整整一条“红塔山”才开始铺纸走笔……还或者，想起尚住在筒子楼里时的某个夏夜，赶写某家报社的特约稿，酷热难耐便赤膊上阵，汗湿裤头便蹲在椅子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方知东方既白……连缀起自己十余年来学习摸索文学批评的一条蜿蜒小路，叠现出自己和若干文友互相砥砺、互相支撑乃至互相搀扶着，共同体味攀登中的快乐与艰辛的若干景象。一番回望，一番省思，带来几分欣慰，几分遗憾，更有几分感叹：曾经于我沉入生命般的文学境界如今安在？
“远在天边，近在服前。”“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案头这本荟萃了当今军旅文坛各路英雄豪杰的“访谈录”，使我又一次亲近了文学，回到了文学，沉入了文学。正是诸多文友的心声坦言，引得我思追神往，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文学秘密”的魅惑之中。细读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虽然访谈形式有面晤、笔答、电话谈之种种不同，但受访作家的严肃、真诚与投入是大体一致的。在人均两万字左右的篇幅里，从作家身世、生活道路、情感历程、创作经验到文学观念的嬗变、艺术风格的更迭，语言的修炼与打磨，技巧的师承与转换，乃至对军旅文学现状与走势的回顾与前瞻，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中的选择与定位等等，受访者无不从容答对，或厚积薄发、侃侃而谈，或深思熟虑、娓娓道来，可谓所涉甚广，所思甚精，真知灼见随处显现，妙语高言充塞其间，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既有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也有深藏蕴藉的内心自白；既有指点文坛、判断山河的锐利与大气，也有反省自我、检讨来路的冷静与苛刻；既有仁者乐山式的厚重与深沉，也有智者乐水式的空灵与飘逸。而且，风采各异，个性迥然。甚至面对同一个问题，不管是机锋闪烁的论辩，还是缄口不言的沉默，都同样可贵，都同样见出真性情，见出真品格，见出我们熟悉的“那一个”——因为前者是一种自信，后者是一种坚守，春兰秋菊，各有高格。
毫无疑问，这是当下工商时代难得一见的、由众多优秀作家共同潜心酿制的精神醇酿。但话又说回来，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文学时代，如此佳酿恰难产生。试想文学时代文学当今，作家走红，当红作家个个年少成名，春风得意，雄心万丈，不是被编辑追得东躲西藏，就是“被创新这只狗追得连停下来解小便的时间都没有”（黄子平语），谁还有工夫跟你坐而论道，对着几十个问题去回答“文学是什么”呢？于此一点，我是深知其不易。当年若能得到作家片言只语的“创作谈”便如获至宝，常常作“语录”引用，岂敢作洋洋万言的访谈想。此其一。其二，工商时代，文学边缘，作家相对寂寞，不仅有了时间，更有了心境，人到中年，成熟了，也开始有点怀旧了，也愿意梳理梳理思想了。与此相关的是，新时期文学已走过二十个年头，经历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环境的锐变之后，又跨人了新的世纪，其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大凡过来人，想必感慨良多，亦欲一吐为快。当其时，一个愿讲，一个想听，岂不一拍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有些个羡慕石一龙了，他就是恰逢其时地做了这个聪明的听众。常言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此之谓也。
当然。说到这里，我还得感谢这些作家朋友们，他们并没有因为“著名”就无视无名的后生小于石一龙，而是真诚、平等地接纳认同了他，将“文学的秘密”与他分享，进而与我们大家分享。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名家的风范，一种大家的襟怀，一种文学的本质的精神。这是石一龙的幸运，文学的幸运，也是我们大家的幸运。
因此，最后，我们——军旅文学的创造者、研究者和爱好者们都得感谢石一龙，没有他这个机智的点子，就没有这个有价值的选题；没有他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就没有这么多军旅文坛虎将的聚集一堂；没有他那充满智性与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更不会有这么多精彩的“各问”。而石一龙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如此庞杂繁难的访谈并整理成书，就足以证明他的文学智慧与才干，以及他对文学的热情，执著与韧性。凭此两点，石一龙当得起四个字：后生可畏。
（原载《橄榄绿》2002年第六期）
11.樽前谈笑人不同落时节读华章
——序史一帆《毛泽东诗词背后的毛泽东》
自出于书斋而务于公干，每有文山堆叠会海波涌之叹；而公退之余，则戏墨、围弈、打球聊以自适，故久已疏于序跋。一日帘外飞雪，正埋首案牍之际，史一帆忽敲门而入，自言新书杀青，求为作序。翻看书稿题目，皆关“毛泽东诗词”之旨，恰巧年来我也正在研读“毛诗”，遂应允命笔。
从2005年以来，我曾先后应邀到国防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巴金文学院、北京鲁迅博物馆、天津武警指挥学院、西安政治学院等二十余家单位进行“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专题演讲，所到之处，无不闻者拥席，听众满座。窃以为，毛泽东诗词之所以挥洒而动人、历久而日新，乃是由于它们具有空间上的覆盖性和时间上的穿透性，而探其究竟，则关乎毛氏“两个代表”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他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群）农民——毛泽东是农民之子，中国共产党早期农运领袖，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马列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他则代表了中国（最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中国农民，从而拥有了广度，使他赢得了历史；代表中国文化，使他拥有了深度，从而将赢得未来。就后者而言，这里主要指毛的诗词和书法，可谓凌轹群伦、震铄古今，而其中尤以诗词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