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跑动，足音襄得紧紧的，你置身其中。已难以辨出自己的足音，但感觉足音都是由自己足下而起，都这么感觉着，跑动着，感受着，渐渐地，身体开始烘热，膨胀。大家一块儿开始烘热，膨胀。浓重的汗气在队列中流动，翻滚，煮着你，煮着大伙儿，可此时你已浑然不觉，精神跟肉体完全纠缠在一块儿，精神完成了对内体的彻底统领，最终化为一个动作；跑——管前面有树，有石头，有山冈，有泥潭，推过去就是了！”
以一个“跑”的军事训练项目基础动作为切入口，从要领到感觉、从个人到整体、从“汗气”到“气流”、从肉体到精神，王伏焱用切身的生命体验和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对“五公里越野”做出了一次标准到位的军人式的文学阐释。这是他对前代作家（朱苏进）“经典描写”的一次叫板，当然，首先是学习与承传。
不可否认，要将一般看来不免单调、枯燥的队列动作（或军事训练科目）完成文学化、艺术化的审美特换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努力始自朱苏进，但由于朱苏进的努力，队列动作（或军事训练科目）也开始作为审美对象进一步吸引了军旅文学作家和读者的关注视线却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即便如此，在这方面敢于硬碰硬地“正面强攻”井取得成功的“战例”依然少见。因此，一九八九年当朱苏进在长篇小说《炮群》中用近两千字的篇幅，完成了对一个炮团受阅的宏大场面气势恢弘而又精细人微的描写之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喝彩。我的评价是，不仅场面写得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写出了军人的气韵和风骨，写出了钢铁的脉搏和枪炮的呼吸。此类描写，朱苏进仍然是一个标高。
显然，王伏焱把朱苏进读得很深很细，朱苏进在炮兵队列动作上做足了文章，王伏焱则在步兵的训练科目方面狠下工夫（如《鲜花盛开》中对单兵动作，连队科目等描写段落都堪称精彩）。他似乎是摽上了朱苏进，而比试的一个重要“科目”就是写“队列”。我们没有必要去仔细分辨王氏对朱氏的借鉴中有多少传承，有多少超越，我们之所以单捡出来这一个“细节”进行比照，乃是因为我们看重“细节”背后的蕴藏，所谓“细微之处见精神”，“窥一斑而见全豹”。
在这样一个“细节”中，我们当然读出了作家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受、飞扬的想象和洗炼的语言，但我们更读到了作家的体验和激情：有了体验，“熟悉”云云当不在话下，没有热爱，激情便也由来无自。朱苏进自不待言，新时期以来，他一直以“当代职业军人英雄化书写的主要代言人”形象作首席发言；而王伏焱呢，从纵向看，则可将其视为这一脉在九十年代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再从横向看，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第二个参照：“农家军歌”。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前半期，以阎连科、陈怀国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小说家，合唱着一支深沉而凝重的“农家军歌”走上了文坛。他们以平视的目光，悲悯的情怀，热切关注着农家子弟兵的现实生存境况，在他们“逃离土地”和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中，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坚韧而又艰辛的奋斗历程，为人们提供了与朱苏进们笔下的职业军人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书写迥然有异的价值取向和别样风景，迅速引起了军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相形之下，后者一度高昂激越的声音显得黯然并开始式微，“农家军歌”反倒成了此一阶段军旅小说的“主旋律”。也因此，“农家军歌”成为一时焦点，引发了一些歧见，也受到过某些诟病。当然，“农家军歌”远非十全十美，笔者作为“农家军歌”最早的肯定者和最主要的阐扬者，亦保留了许多批评意见。但关于它的意义和贡献的总体评价，我相信时间的严苛和公正，现在我采取“不争论主义”。“不争论”不等于不关心，有一种意见就曾经打动过我。简短说来，这种意见认为，“农家军歌”的着重点在农人而不在军人，实际上写了一大伙子穿上军装的农民，是“军中农歌”而非“农家军歌”；“农家军歌”本身是有写头的，但要着重写出现代的职业军人的规范对农民的改造与提升，要有理想之光对现实的照耀与指引。应该说，这是一种好心人的恨铁不成钢，它比较公允地指出了“农家军歌”的某些缺憾，与我的部分看法也颇为契合。
今天，当我们带着对“农家军歌”的某种遗憾来翻捡王伏焱这部主要写于九十年代中前期的军旅小说集时，自然又会发现一些特别的意义。
王伏焱不是“农家军歌”。虽然他的年龄、军龄、出身乃至创作经历都和那批“农家军歌”的歌者相仿佛，但他愣是在那股潮流之中没有加入那场声势浩大的合唱，这多少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他不是地道的农家出身（成长于一个农村的非农业户口家庭）或许是一个因素。但我更愿意把这种选择归结于性格和气质。他几乎天然地就选择了做朱苏进一脉的传人。
他笔下的人物都热爱军人职业，都渴望在军营中建功立业，但动机和驱力绝不是“逃离土地”或“家属随军”。他们爱的是军人这个职业本身，想的是军人的荣誉和辉煌，只要在军营中待着，他们就如鱼得水，如鸟在天。就像《鲜花盛开》中尚渔天一样——“尚渔天一直自负，自己是一个纯种军人。这种种的纯粹不是依赖血统的衍息，而是天赐的一种感应，那种只要将身体裹入一种军服，周身奔涌的血液几乎透体而出，灵感稠密得一把握不拢，流萤般满世界飘飞。”
我们不妨把这段话看作是王伏焱的夫子自道。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纯种军人”，而又进一步强调“不是依赖血统的衍息，而是天赐的一种感应”，以区别朱苏进们的军人遗传，或者干脆说借此对朱苏进们提出抗议：优秀的军人并非都来自军人后裔。因此，在这一点上，王伏焱和朱苏进们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不用军门子弟来做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更没有什么高深背景，有的只是自己的才干、智慧与抱负。唯其没有靠山，所以才更加脚踏实地；虽然缺乏世袭罔替的尊贵，却又拥有出类拔萃的素质——仅以人名为例，你瞧瞧，“尚渔天”“皮子丹”“柯子午”“司小若”们比之朱苏进钟爱的“袁瀚”“古沉星”“南琥珀”“孟中天”“查含宇”们又如何？——是不是都一样怪怪的、与众不同的乃至于自命不凡？
毕竟时代变了，九十年代不同于八十年代——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暂时的价值失范和消解英雄，导致了军人地位的边缘化和神圣光环的淡化。在这样时代的军队里坚守理想、追求卓越、渴望功名，就更多了一份艰难，多了几许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同时也必须具备一份正视现实的清醒与坦然。不论是“童魁武”的前途未卜（《次生林》），还是“高雪”“陈默”们心爱的部队最终解散（《高雪部队》），抑或是胡平面临的可能转业，他们都能安之若素，无奈里透着自信，失落中看到希望。既没有朱苏进式的强烈的怀才不遇感，更不是“农家军歌”式的互相推诿乃至互相攻讦，落井下石。正因如此，王伏焱的尉官文学才继承了朱苏进又区别于朱苏进，不同于“农家军歌”而又补充了“农家军歌”，从而在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中找到了一个虽然不很起眼但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经过朱苏进和“农家军歌”两个参照之后，我们对王伏焱的阅读可以暂告结束了，而我“参照”崔道怡、何志云评委的两个审读意见来做的这篇序言也该收尾了。但在此刻，我又记起了一件往事，似可略记一笔。
六年前——一九九六年，我还在军艺文学系主事，王伏焱曾以《次生林》《高雪部队》两部中篇报考文学系第六届作家班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后由于非文学原因而未如愿上学，成为了我们各自心中的遗憾。值得庆幸的是，王伏焱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放弃文学。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仍然在圆着文学的梦并且终有所成，奉献出这部小说集，编委会又将其分配给我责编并作序，让我们“有缘六年再相逢”，给了我一个聊补遗憾的机会，完成了我们一次迟到的“对话”。我祝贺王伏焱，我感谢编委会。
说到编委会，我还有话要讲。编委们多年以来对这套丛书的严肃认真已为时间和社会所验证。有些深思熟虑而又负责任的意见不予公布，对作者乃至文学界都是一种损失。唯此，我最后要给王伏焱一个郑重提醒。因为我深切注意到了崔道怡先生在复审意见中对王的近作（未编入此集）表示了明显的失望，认为创作水准有下滑苗头，并因此对其潜质存疑。我还来不及阅读来人选的篇什，但我对崔道恰先生的判断素来看重，未及征得崔道怡先生同意，我借此机会将意见转达给王伏焱，诚恳地希望他认真地清理反思自己十年来的创作得失，以求尽快突破自我，超越自我。
关于此集的编选，综合崔道怡、何志云二位的意见，选了四部中篇，六个小短篇。编排上，中、短篇各自按发表时间为序，为阔读方便，将短篇分为三组，分别插入四部中篇之间。书名采纳崔道怡先生建议，由《鲜花盛开》改为《高雪部队》。
是为序。
（原载《山东文学》2003年第三期）
9.小说是一种内心需要
——序川妮小说集《我和拉萨有个约定》
川妮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是一九九三年。虽然我记不得她的报考作品具体写了什么，但她的文学感觉中那种很个人化的敏感和锐利给我留下了印象，而正是这一点，使她在那届学生中显得比较个别，而这种个别的东西，又正是被我们所珍惜的创作个性或才气。基于这一点印象，我对川妮的创作，始终抱有希望。
但是，坦率地说，在校两年，川妮的表现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据说她极少逃课，而且不管什么课都坐在第一排并坚持听到最后。但就我而言，除了在课堂讨论会上，听到过她几次有点见地的发言之外，不知道她还干过什么和文学有关的事情。
军艺文学系的每一届新生，入学时往往都会受到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那些已经毕业的师兄姐弟们一夜成名的传奇故事，一方面是老师们热情洋溢的鼓励与引导，还有一方面就是同学之间暗地里的互相较劲。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好像很少有人不被刺激得格外亢奋。大家的亢奋又互相传染，创作欲望被放大，创作势头很快就像雨后的庄稼一样，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男生们靠着方便面和香烟烈酒，抡圆了胳膊开夜车，常常通宵不眠，以至于白天上课两眼通红，无精打彩，呈现出营养不良的症状。女生的情况要好一点，不至于面色饥黄，但也是一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模样。
川妮是一个例外。
据说，川妮对同学们疯狂的写作劲头很有点不以为然，对男生面呈菜色、女生花容失色更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就在二楼的男生被方便面和香烟熏得分不清楚现实与梦境的时候，她和一个叫王曼玲的女生用一只小炉子在四楼的女生宿舍里烧菜，弄得四楼的过道里飘满诱人的麻辣川味。因此，她始终保持着健康的红润面色，一点也看不出被文学煎熬过的样子。给我的感觉，川妮在校两年，更像是在度一个悠长的假期。又是据说，她们那届学生毕业的时候，曾经为所有有特点的同学进行“冠名”，大体有什么“四大名人”“四大忙人”“四大闲人”“四大怪人”“四大美食家”等等，川妮被列入“闲人”和“美食家”之属。
这大概也能从某一侧面说明川妮在军艺时候的状态。
我能证明的一点是，川妮和她的绝大多数同学不同，两年上学期间，她从来没有送过一篇作品给我看，甚至也没有一次找我谈过文学。当然，她并不是一个孤僻和自我封闭的人，她和同学的关系很融洽，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除了不谈文学，谈起一切精美的生活享受，诸如美食美容，养生养颜，瘦身健身……她都头头是道。这可能和她上学之前一直在疗养院工作有关系。但是因此，她不大像六十年代生人。一般说来，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人比较接近，有相近的精神气质，有较强的对社会和责任的承担意识，这也常常是他们从事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川妮身上似乎少有这些东西，她更像七十年代后，而且给我的感觉是，跟热爱文学相比，她更热爱自己。
九十年代前半期，商潮持续涌动，不少文人放弃了写作，或者把写作变成了商业行为，一时间，剪刀加糨糊的所谓畅销书大行其道，一些学生也卷入其中。为此，我发表了《我为什么反对文人下海》的长文，并在课堂宣讲，引起同学们的强烈反响。而川妮的反应很不热烈。但恰恰是通过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对小说创作发表的郑重看法。她对我的大声疾呼表示理解，但又认为没有必要。她说，于她而言，小说只是一种内心需要。在这里，她窜改了古巴作家阿来霍.卡彭铁尔的名言。阿来霍卡彭铁尔的原话是：
“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川妮还进一步说明，在她看来，小说这种内心需要，是不会被外部世界摧毁的，恰恰相反，小说是抗拒外部生活的一种内心力量。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种内心需要，有则成，无则废。
川妮的这番见解让我刮目相看且将信将疑：川妮自己有这种内心需要吗？她是一种“做秀”呢，还是为自己过于散淡的文学状态的一种自我辩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