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任的“和瑞祥”老板王国甫在管理上比他的父亲多了些手段，提出了明码标价，以货盈人的经营原则，“货不压库利自生”，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的同时，对店员管理也学日本的办法，“号规”严明，即“和瑞祥”的店员一律要剔光头，穿长衫，不许吃生葱生蒜，不许吸烟喝酒，上班身上不带钱，不许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工作时间不许会客，亲戚朋友来购物必须由其他店员接待，本人买商品需开具发票，经别人检验才能拿出店门……在新掌柜的经营下，“和瑞祥”的影响很快迅速扩大，顾客盈门，生意红火。盈利比在他父亲手里时翻了一倍。父亲到箍筲胡同王家时，王阿玛正坐在院子里选布样，父亲将带来的花布给他看，王阿玛仔细地审视花布，说是英国莱尔兹纺织厂的出产。父亲说，都是棉花织出来的，人家的怎就这么精美，甭说摸，看着都让人舒心。王阿玛说，机器先进，工艺精湛，咱们比不了，咱的布还是窄面手织布，印花也简单……说着，拿过旁边的布样让父亲看，说这本是英国毛呢，那本是丝纺样。
太阳光底下，那些布样一本比一本漂亮。
王阿玛说，下个月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两个铺子分别进30匹英国色布和丝绸，看看行情再说。父亲说这样便宜的料子30匹进得少了，王阿玛对父亲说，四爷，我是想……买布不如买机器，中国的棉花不比英国的差。
父亲说，你要办工厂！行吗？办厂子得要钱，要机器，要地盘，要人。
王阿玛说，中国除了机器没有，其他都不缺。
四
王阿玛从商业转到了办工厂，那时候流传着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实业救国”。
王阿玛聘了我父亲当生产总监。想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亲与王阿玛虽不是兄弟和父子，却有着一同光屁眼子站雨地的交情，这样的交情就是真的兄弟和父子也未必能演绎得出来。
“生产总监”一听这名字就有些大而化之，父亲的“生产总监”如同他的“镇国将军”一样是飘浮在半空的，以着父亲那散淡的文人性情，能干得好这差事才是见鬼。父亲从担任“总监”到卸任，他根本也没闹清楚织布是怎么回事，狗看星星似的在车间里瞎转。
王阿玛的工厂在南城，据说很有规模，父亲回来跟家里人说，王三爷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白布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带着白围裙，干净，精神，跟洋大夫似的，都是跟外国学的。祖母说跟洋大夫一样干活的工人她还真没见过，想必三爷挣的钱也一定哗哗的，水似的……
王阿玛一连开了三个织布厂，没几年又开了火柴厂，火柴厂的名字叫“丹枫”。“丹枫”是王阿玛在日本念书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从根上论，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给取的，取自他们宿舍寮窗户外头那棵枫树，树一到秋天就火红火红的，很是惹眼，用在火柴上也很合适。有了数家工厂，王阿玛阔起来了，娶了留洋的太太，生了重八斤半的大儿子，给儿子取名叫“利民”。父亲说这孩子的名儿像个口号，不像人名，王阿玛说孩子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利国利民地干实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正月的时候，王阿玛过来接我祖母上“吉祥”听戏，接祖母的是辆洋马车，马车零件锃光瓦亮，紫红大绒的弹簧坐垫是北京头一份，马是洋的，高大威猛，昂着头，凡人不理地骄傲着，赶车的穿着洋制服，挺着小腰坐在车前头，细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看到这阵势，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惊奇得嘴也合不上了，说他进北京几十年，头回看见这么好的车，比醇王府的马车还气派，他问王阿玛车是打哪儿弄来的？王阿玛说，跟洋机器一块儿进口的，我东西南北城地跑，没辆好车不行。
老张问那个赶车的洋人是不是跟车一块儿进口的，王阿玛说是他上租界里雇的，这年月，只要有钱，鬼都能给你守门。老张说，明儿个我撺掇我们老爷也弄俩洋人来当门房，保准有人来看稀罕。
王阿玛说，你还不如弄俩猴来呢……老太太出来了，不说了。
王阿玛扶着我的祖母上了车，那是我祖母有生以来头回坐洋马车，老太太回来说，看的戏是《三击掌》，罢了，行头陈旧，演员也不卖力气，扮王宝钏的太胖，腰粗得像桶，一脸的褶子，没踩跷，一双大脚片子在台上踢出一溜烟尘，远不如国甫的马轻便，不如看赶马车的小洋人儿舒坦。国甫的马车不是在跑，是在漂，坐在上头悠悠地，北海的金鳌玉栋一闪就过去了……
看来，矜持的祖母对王阿玛的马车记忆深刻。
王阿玛是商人，是FOX，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家以祖母为首，女眷们大都用私房钱入了王家工厂的股份，连看门老张也随大流入了两股。祖母和老张入的是火柴厂的股，祖母出了一千块大洋，老张出了十块，他们认为，火柴家家都得用，谁家不笼火点灯抽旱烟，那些火镰纸捻到底不方便，洋火的用途广泛极了。
转过年，祖母已经不能坐着王阿玛的洋马车到“吉祥”听《三击掌》，她老人家病得起不来炕了。王阿玛站在祖母的病榻前说，老祖宗，您好了我用车拉着您上妙峰山烧香去！
祖母说，上妙峰山上下辈子的事啦，看你这么喜幸，今年又是大赚钱了吧。
王阿玛说，老祖宗，托您的关照，不是我大赚了，是您也大赚了，我那个“丹枫”是股份制，咱们大家伙都赚了。
祖母问王阿玛，她赚了多少。王阿玛说，翻了四倍，一千大洋变了四千。祖母说，四千好，是个整数，用它来发送我大概是够了……
王阿玛说，您这是要撤股哇！
祖母说，不撤股我还能陪你玩一辈子？
没过几天，祖母死在冬至的早晨。真真应了她老人家的话，连请和尚、喇嘛念经带出殡，不多不少，整整用了四千块，老太太算计得准。
五
满街的洋布，一夜间突如其来，袭击了北京的角角落落。小贩们在吆喝，便宜咧，便宜咧，洋布洋绉洋呢子，大枚五尺，买花洋缎，白送青呢子二尺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布摊抢购。我们家看门老张也加入了抢购行列，抱着呢子和花布从人堆里钻出来，照直了往家跑，进了门就嚷嚷，简直就是白捡哪，洋人傻，不会算账，他们哪儿精明得过咱们啊。
父亲训斥老张，哎，你跟着起什么哄？
老张说这样的料子给他唐山的媳妇捎回去，他媳妇准得傻眼，娘们儿家哪儿见过这个，这样的布天上的七仙女也织不出来！
正巧王阿玛到我们家来，看见老张手里的布说，老张，你也买这个……
老张说，便宜呀，三爷。您“和瑞祥”的缎子是好，半块大洋一尺，除了有钱人以外，家常的没个大穿头，这多实惠。
父亲说，国甫，我看这卖洋布的不是个好买卖，这些人是疯了。
王阿玛脸色铁青，说不出一句话。老张拿着几块料子过来说，三爷，您是开绸缎铺的，您看看这洋绉，比咱们北京的元青染得好多啦，色多正。
王阿玛看了老张手里的布料说，唉，比不上人家呀，咱们的杭绸、湖绸是好，就是经纬线头泡，一毛一大片。
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阿玛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
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再怎么改，我再改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一晃几年过去，王阿玛的“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推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土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六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生产更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法国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成归来，成为纺织精英，为王家的事业大展宏图。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认真地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从织布厂领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三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最为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三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经济，在某种程度说王阿玛并不比我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叫，你计算得不准确，76%！合着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洋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对得只剩下了4%的市场，而且这4%随时有可能丢。
王阿玛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得多。
王阿玛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阿玛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其余厂裁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维持最低量生产，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阿玛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阿玛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65%……这……
父亲说，现在你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过门，还是新媳妇，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平民市场卖炸开花豆的小贩，说赔就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如王太太说的，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轮上他们要饭，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对，不景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六
什么儿女，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每当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王家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法国待了不到半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法国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法国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在下旮旯里开会，连法语的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也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干番事业，使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攮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照样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没想到的是，从法国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要提高丁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民是工会夜校的教员。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过，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高挑的个，清瘦的面孔，跟王阿玛长得很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也不喜欢他，说他太过浮躁，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能跟他说到一块去的只有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随和，心地善良，不摆谱。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盛义布厂职员的办公室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动辄便进来找小王“谈事情”，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装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父亲作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