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厂，八个车间，二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昨天机器压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给老同学出的，因为这个给他的同学添这些个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老同学儿子的情况告诉了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学者，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压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什么的，工人都在闹腾，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资本家要和工人代表谈判。
王国甫自然也要和王利民谈判。
王阿玛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的地点就在盛义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阿玛，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阿玛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英语简略，“大众”意思），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阿玛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一千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阿玛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我揍你个小兔崽子！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
老张说，这是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咱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阿玛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减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三太太（我母亲）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还多，好几次哥儿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工厂谈判完了，王阿玛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进门来，脸色十分不好看，也不理视老张的寒暄，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阿玛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胖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阿玛说，签了。
王阿玛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商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阿玛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阿玛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阿玛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
七
没过多久，王阿玛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使王家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王家丹枫火柴厂的生意一直在赚，由原来的年生产2500万包扩大到了4000万包。我们家最关心火柴厂生产的是老张，几乎是见天在算他那十块钱的本金，这些年翻来翻去变成了多少，他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他投到王阿玛厂里的十块钱是母的，会下小钱，那十块钱在王三爷的钱窝里滚，跟滚元宵似的，越滚越大，怕有几百块了。是我们家老祖宗英明、有远见，老祖宗那时候就知道，仗再怎么打，世道再怎么乱，火柴厂是永远不会亏本的，老百姓离了什么都行，离了火柴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再回到钻木取火的年代去吧，人但凡往前迈了一步，你让他再退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父亲让老张给王阿玛送去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纳豆”，纳豆是日本饭桌上极普通的一种吃食，是一种发了酵的熟黄豆，黏糊糊，臭烘烘的，用稻草包了，捆扎成一个个小包，吃的时候挑在碗里佐以酱油和芥末，使劲搅动，成为一种粘稠的糊。父亲和王阿玛都喜爱这口，就跟有些人喜好臭豆腐一样，不吃还难受，上瘾。纳豆制作工艺复杂，过与不及都不行，受发酵时日的限制，带到中国就显得很珍贵。我们家的人每当见父亲用筷子折腾那面目甚不清爽的纳豆时，都用手捂了鼻子，不愿正视，父亲却说，越吃越香哪！给谁谁不吃，母亲吩咐，连父亲吃过纳豆的碗也要单独刷洗，承受不起那臭。
父亲得了纳豆自然要和老同学分享，让老张坐洋车到箍筲胡同去，火速递达，免得过了火候。老张乐得办这件差事，他唐山老家的儿子定了亲，正想找王阿玛把他火柴厂的股抽回来，给儿子盖房。
老张到王家送了纳豆，磨磨蹭蹭地不走，没话找话地搭讪。王阿玛问老张是不是还有事，老张不好意思地问他现在在丹枫厂里有多少股了。王阿玛说这得让管账的算，就叫来了管账的老张。管账的老张给看门的老张一算，说看门的老张几年来在丹枫已经有了237股。看门老张问237股是多少，王阿玛说不少了，在北京买三间南房够了。看门老张按捺不住喜悦说，三爷，我得谢谢您。西洋的规矩也不都是坏的，搁到厂子里，钱就能生钱，它就成活的了，比我辛辛苦苦看门强。
王阿玛说，老张，你来不光是问我股份的吧？
老张很张不开口地说，乡下儿子要娶媳妇，我想拿这钱盖房……您刚才说在北京买三间南房都够了，要搁在我们乡下，盖三间北房它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王阿玛说，想要抽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老张说，当初您当着老祖宗的面说得好好儿的，存取自由，老祖宗能取，我咋儿就不行了呢！
王阿玛说，老祖宗那是死了，你还活着。
老张急赤白脸地说，三爷您开始要是说人活着就不能抽股，我那十块钱也就不交给您了，买点儿大白萝卜吃我还下火呢，怎么一赚了钱章程就变啦！
王阿玛说，丹枫的股东多啦，我不在乎你的237，要想抽股得递交申请，不是你们乡下的钱友会，你想怎的就怎的……
两人正在磨嘴，仆人来说有军械局的人来找。老张赶紧起身告辞，被王阿玛拉住说，你就坐这儿，抽股的事我还没给你话儿呢。
老张说，我在这儿不合适。
王阿玛说，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一官僚和一军人进来。官僚姓赵，军人姓程，官僚留着锃光的大中分，军人穿着笔挺的军服，好像都挺有来头。官僚谦恭地递上名片，军人脚后跟一碰敬了个军礼。
王阿玛介绍老张说，这是老张，丹枫的股东。又对老张小声说，虽然没几股。
老张没经历过场面，汗也下来了，诚惶诚恐地说，我那叫什么股东。
赵官僚看在“股东”面上，跟老张点点头，欠欠身子，把老张弄得屁股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溜下去。好在赵官僚没太在乎老张，对王阿玛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的局势王三爷想必也知道，战争越打越紧，南边、北边还有东边，几路人马各不相让，北京这块风水宝地，谁占住了谁就是王。咱们的军队，武器是没的说，人家湖北那边供着家伙，这火药还得咱们自个儿出，我们是想，您的丹枫生产火柴跟生产火药是一码子事，您要是改了火药，那利润是翻着倍地往上涨，这是一笔大生意啊，王三爷。
王阿玛看着老张说，是啊，现在他哪儿不打仗呢？打仗比笼火做饭还家常便饭！
程军人说打仗也是一桩挣钱的买卖，能挣大钱！王阿玛说，不错，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不爱干别的，他就专爱打仗呢。
赵官僚说，生产军火能发大财，而且来得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王三爷点个头，金条洋房那是小事，上边再委任个什么名分，大宗的钱还不是翻着跟头来。
王阿玛说，老张，你看这头点还是不点呢？这里头也有你的股份，要发大财咱们一块儿发？
老张说，三爷，丹枫是您办起来的，您自个儿拿主意……您，您老跟我较什么劲！
王阿玛坚持要听老张的主意，老张说钱是好东西，谁都爱，顺顺当当来钱谁都盼着。程军人夸老张看得明白，老张说，可我怕的是半夜睡不着觉。
王阿玛会心一笑，说他跟老张一个毛病，越到半夜越精神，一趟一趟地起夜，晚上不敢喝水，什么天王补心丹，什么枣仁安神丸，一把一把地吃，都是白搭！老张说，在被窝里一个劲儿地放大屁！
王阿玛说，臭得我不敢掀被窝！
两人说着笑起来，程军人也跟着一块儿笑。赵官僚的脸色不好看了。赵官僚让王阿玛考虑考虑，他明天再来，听回话。王阿玛说他明天跟太太上戒台寺看松树去。赵官僚说那就后天。王阿玛说后天商会在东安市场有活动，也没工夫。赵官僚问什么时候有工夫，王何玛说，这么着，什么时候我想把火柴改火药了，我自个儿上军械局找你们。
赵官僚告辞的时候让王阿玛再考虑考虑，话里有话地说，王三爷，一步棋走错了，满盘皆输呀。
王阿玛说，棋子儿输光了它还有棋盘呢。
老张回来跟我父亲学说这些情景，对自己在官僚面前过了回“股东”瘾大加渲染，又在门房一遍遍比划，让做饭的老王品评他够不够派头。到吃晚饭时候还在后悔，到王家送纳豆没有穿长衫。
那几天天气闷热闷热的，母亲说老天爷在憋雨，老张说只要雨一下来，潮白河就得发水，京东保不齐就得泡汤。下午的时候王利民来找我的三姐，没说两句话三姐就匆匆忙忙跟在他后头往外走。两个人被我母亲拦在大门过道，母亲问三姐干什么去，她说上陶然亭开会，母亲说陶然亭那个荒败的乱葬岗不是什么好地方，三姐坚持要去。我三姐的脾气很拗，我母亲的脾气更拗，推推搡搡硬是把三姐扣下了，任凭三姐在房里跳着脚地喊叫。那时候我们家的人都还不知道她偷偷地加入了组织，跟那个王利民是一个支部的，只是觉得这个三格格有点儿邪性。直到1948年我的三姐被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下，我们家的人后来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