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曾担任过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和我们党和国家一些领导同志一样，虽身居高位，但仍不忘加强自身的素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笔耕不辍，广泛涉猎诗词歌赋书法艺术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在诗歌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并颇有建树，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先后出版了《布赫诗集》和《诗海纪行》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通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他以其敏锐的文学灵感以及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对中国诗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审美视角和价值判断。
布赫认为，诗歌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它们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表达诗人对人生以及世界的感悟。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在中国的文学史中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中国的诗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愉悦精神的生活方式。他说，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阳光也有黑夜，既有平坦大道也有坎坷山路，既有春风得意也有痛苦烦恼。诗歌虽然不像柴米油盐一样为生活所必须，但是它却是建立在这些物质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一种享受，是人类在满足了温饱之余的精神寄托，使得人的心灵有了安顿之所。而诗歌正是这种人类精神寄托、心灵安顿的方式。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文化存在，是一种精粹纯美的文化。正如森郁的丛林中有了小鸟的呜叫更加显得其幽静自然一样，一个人如果有了些许的诗性，他的生活与生命会更加的有声有色。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的各种形式中发展最为充分的一种体裁。从先秦诗歌到唐宋诗词，从“五四”白话诗运动到新中国的群众诗歌运动和当代诗歌，中国诗歌一直显示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就出现了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后来，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自古以来，“风”、“骚”并称。“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后来，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人了汉魏六朝诗坛。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有强烈的现实感。直到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标志着五言诗体的基本成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赫认为，中国诗歌与音乐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们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以乐从诗”、“采诗人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以至于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本来是起源于民间的，然而到了盛唐以后，这类文学形式逐渐为上流社会所热爱，文人才子填词渐成风气，想必是为了符合配乐歌唱的需要。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成为一代文学。词人在作品中“言诗之所不能言”，表现人的欢愉愁怨情绪。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也不断传进中原，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配乐诗歌的样式——散曲。甚至于现当代诗歌，特别是“文革”的那个阶段亦有很多被采入乐曲唱和。布赫认为，诗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各个时代的诗歌，很多都反映出了社会的现实状况，有许多诗人的诗作对于当时社会的刻画都可谓人木三分，深刻地让人警醒，感情真挚，有的让人为之黯然神伤而泣下。布赫同志以清代黄景仁作为例子，他的“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杂感》）。他作诗“好作幽苦语”，这些诗歌以自己的遭遇和感受写尽了寒士的悲酸，揭穿了“盛世”的真相。
布赫在谈到诗歌时说过，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必然会烙上时代的印记，显示出它那个时代某些方面的糟粕，有很多不可取之处。但这些显然是瑕不掩瑜的，终究掩饰不住中国诗歌的光辉。总之，中国优秀的诗歌跳动着民族艺术神韵、启迪着人的文明的方向。它是一个陶冶性情的世界、净化灵魂的世界，升华人格的世界。沐浴在诗歌的世界，对情感与心灵的陶冶、精神与灵魂的建构、人格与情操的洗礼都是大有裨益的。
他说，中国诗歌是积淀了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结晶，具有独特的传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人们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水乳交融。有些人总是把诗歌想像的神秘莫测，高不企及，或者把它看成是少数人的专利；当然也有一些人把诗歌贬抑得毫无价值。其实这都是大可不必的。中国的诗歌，就像传承了千年的酒文化和茶文化一样，人人可以触摸，人人可以饮用品尝。最重要的就是要以平常的心态对待诗歌。我们不仅需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更需要面对大众，人人共赏；既需要高雅，更需要通俗易懂，为更多的人所欣赏。我国的诗歌一直与底层人民的生产生活是分不开的。《诗经》当中的“国风”，其主要的来源就是劳动人民在劳作时所吟咏的诗歌。宋代的诗，更是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社会效果。生活是诗歌的来源，诗歌又会对生活起到推动作用。布赫同志认为，诗歌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咏物还是怀古，都会寄寓着诗人一定的思想感情，凭借意或情来感染人，通过境或景给人以美的熏陶，它所蕴育的情感必将会对社会生活以重要的影响。
他说，诗歌对于生活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以便于传唱、琅琅上口的形式传播了文化，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思想下，得到了充实，也培养了人们的基本的文化素养。这样一来，写诗的人群便由以前的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向平民化的方向转移，诗歌创作队伍中占大多数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真正地做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是因为反映的就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反映的就是他们的耳闻目睹，反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的感受，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写得分外真实感人。他们创作的这些诗歌，多数都通俗易懂，也就使得诗歌有了更大的受众群体，更加贴近生活。
在谈到写诗时，布赫说，诗的意蕴是十分丰富的，千差万别。但是诗歌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感情，也可以说，诗是情感的。对于诗的内容可以娱乐也可以闲适，但诗首先必须是有用的，体现在净化人心方面，以及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就写诗而言，他认为：首先诗有属于它自己的文体特征，他既不同于小说、也不同于散文和戏剧文学的基本点。诗歌与其他的文学形式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一种从情感出发的文体，同时也是一种与音乐性有关的文体。从情感出发，就不是从实有的事件出发，就是通常说的，诗缘情而生。这就决定了诗的产生和最后的指归都在它的抒情性。诗不是不可叙事，它们似乎更重视叙述和情节。所谓的和音乐性有关，指诗可吟可诵，指这一文体在表达中特别重视节奏和韵律的效果，特别重视包括押韵等手段在内的声音的悦耳动听。抒情是诗的生命，音乐是诗的灵魂。其次，它应该是想像的表现。诗歌是一种浪漫的艺术，因此为了保持活力就要有适当的想像。诚然，想像通常总是远离真实的，可是它的前提和力量，都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想像应当海阔天空，诗应当设想奇特，但是出人意料与合乎常情应该是统一的。归根结底，想像也是为诗服务，为现实服务的。第三，对于写诗，故然有诗人对美的追求，但更根本的还是内心心理本能的冲动，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方式，从而渐渐养成习惯，以至于最后思如泉涌，信笔拈来。
布赫还谈到过对诗人的体会和要求。首先，诗人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艺术来源于人民大众，更应该回归与人民大众。诗人作诗，但诗不应为诗人独有。鲁迅先生认为，诗人是拨动人们心弦的人。人们的心弦所以能被诗人扣响，是因为他们心中本来存在着与诗人同样的诗。大众有话未能说出口，诗人便替他们说了出来。代世人立言，乃是诗人的一种天职。诗歌惟有传达大众心声，才能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发生重大社会影响。其次，诗人要自由地抒写性灵。
要诗人做大众的代言人，是说诗人应与大众声息相通，并非要求诗人束缚自己的思想勉强地去靠近大众、迎合大众。恰恰相反，诗人要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保证诗歌创作能自由地抒写性灵。再次，诗人要以自己的创作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要以优美的语言，抒写出心灵的感觉，从而陶冶人的性格情操，最终达到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的目的。诗人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不断地改变自己、完善自己，使之成为聚真、善、美、力于一身的新人。还有，诗人要注重锤炼自己的思想品格。王国维说过一句话：“无高尚伟大之人格，即无高尚伟大之作品”。想要让自己的诗感染别人，首先要先使自己的品格感染别人。具体地说，就是要求诗人要“正、真、清”，即诗人要有正直的心灵、真诚的态度、高尚的操守。
布赫认为，中国悠久的文化造就了悠久的诗歌历史，中国古代的诗歌以其纷繁的色彩和鲜明的特色辉耀于世界艺术之林，我们当代的人在体悟中国诗歌艺术魅力、体验这种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的同时，更要勇于担负时代的重任，将中国的诗歌传统继续传承下去，永远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