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就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常沙娜一同起程，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敦熄。段文杰先生亲自作她们的讲解员，领着二位女士整整参观了一个星期，将492个洞窟从里到外看了个遍。浩瀚无边的艺术宝藏，俯拾皆是的研究题目，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啊！她连夜给丈夫写信：“你赶快来，赶快来！职称、房子、家具，兰州的一切都不要了。”贺世哲接到信，匆匆地办好了调离手续，坐上了西去的列车。从此一家人在敦煌一待就是35年。
那个时候，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外国人，特别是曰本人的研究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贺世哲决心迎难而上。他不懂日语，就坚持自学。他接触的第一部敦煌学专著是松本荣一所作的《敦惶画研究》。研读之后，贺世衍出了一身冷汗。那个松本荣一并未到过敦煌，他仅仅是根据斯坦因、伯希和拍摄的照片和盗窃的绢画，就搞出了那样一部数百万言的煌煌大作！而作为堂堂的华夏子孙，敦煌石窟的主人，我们为啥就拿不出这样的作品？太惭愧了！必须迎头赶上。可是那时候的政治空气不允许他搞研究。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需要的是批判的才能，斗争的艺术，谄媚的技巧。你只要背会《老三篇》，只要敢于揭人隐私，只要讨得领导的欢心，那就是好同志。而所谓专业研究、学术成果，则是和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划了等号的，是一个危险的禁区。年轻的敦煌学家贺世哲就闯进了这个禁区。白天不敢搞，就在晚上搞。经过半年的呕心沥血，写出了3万多字的《法华经变研究》，这是一篇研究敦煌经变的开创性文章，是一篇大文章。寄给北京大学著名佛学专家阎文儒教授征求意见，阎教授看过后十分欣赏，将文章推荐给《中国佛学》。《中国佛学》决定在头条发表。不过且慢！那时候发表文章可没有现在这样随便。要征求单位的意见，要盖上鲜红的公章，还要看本人的表现，甚至要搞清楚家庭出身。否则哪怕你有天大的才能，纵然你是李白再生，杜甫转世，也等于零。《中国佛学》的信来了，寄到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找贺世哲谈话：你写文章通过组织了吗？你开荒种地不积极，植树造林不积极，开会发言不积极，唯独写文章倒这么积极，积极得有点过火了！你说说，这不是名人路线是什么？不是白专道路是什么？性质够严重的了。一篇在敦煌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章就这样被“组织”压：了下来。而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就开始了。
“文革”的沙暴刚刚卷起，贺世哲夫妇便成了敦煌县知名度最髙的人物。原因是他们写下一封令人头皮发麻的《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敦煌县公、检、法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宣布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杰、史苇湘、孙儒涧、李其琼为“公安六条”人物，将他们关了起来。何谓公安六条？年轻的读者大概不太清楚。1966年夏季，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公安部公布了重点打击的六种人：反对“文化革命”的；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林副统帅”的；攻击江青同志的；等等，一共六条。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贺世哲凭着共产党员的一股热血，凭着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和妻子施萍婷一起，连夜起草了一份《致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公开信》，用毛笔抄在好儿张大红纸上，贴到县城中心最热闹的地方。这是一封铁骨铮铮具有保存价值的信件。它质问敦煌公检法：你们凭什么定这些同志为“公安六条”人物？段文杰的问题早已平反，史苇湘、孙儒涧、李其琼的右派分子帽子也早已摘掉，根据党的政策，他们已经成为人民群众。你们怎么突然又宣布他们为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力？接着提醒中央“文革”小组：要执行党的政策，保护大多数……
这无异于在一潭死水的湖面上，扔进了一块巨石。各路造反英雄一齐向他们猛扑过来。辩论、围攻，贺世哲两口子愈战愈勇。威胁、利诱，施萍婷夫妇凜然不动。敦煌盛传着一句口头谚：贺世哲的骨头，施萍婷的笔。意思是贺世哲的骨头是最硬的，施萍婷的笔头子最厉害。淮也辩不过他们，谁也驳不倒他们。由于施萍婷抽烟，写大字报时一支水笔一支烟，造反派就称她为双枪老太婆。这对夫妇逆“文化大革命”而动的行为触动了敦煌县的最高负责人。开始对他们进行三查：査出身，查历史，查表现。这一查，就把自认为根红苗正一身清白忠心向党的贺世哲“查”成了罪人。如果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莫须有”的把戏层出不穷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罗织罪名的艺术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在专案高手们的巧妙组合精心包装下，贺世哲的革命史变成了罪恶史。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陷人于罪，往往是10条。贺世哲的“滔天大罪”也是10条。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两三个例子。其一，诬蔑我党“坐在火山口上”，妄图煽动农民造反。这真是一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58年，贺世哲和另外一名同学去陇南参加大炼钢铁。看着一棵棵松树被砍倒，塞进土炉子里去“炼钢”，最后什么也没有炼出来，贺世哲感到一阵阵心痛。他对那位同学说：这样干，划得来吗？三岁的小孩都会箅这个账呀！有一天晚上，公社干部吆喝着一群妇女给炼钢炉背煤，其中一位老大娘拉肚子，耽误了一会儿功夫，那名公社干部就让老大娘把拉在地上的屎吃了。老大娘不吃，那干部就用脚狠踢老大娘的腰，直踢得老大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才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贺世哲走过去，扶起老大娘，好言劝慰着，将老人家搀到家里。回到住地，贺世哲把这件事给那位同学讲了，并且感慨万千地说：“历代农民起义，就是这么逼出来的。如果这个样子继续下去，那我们就坐在火山口上了。”现在看起来，这句忧国忧民的话，说得何等好啊！只有无私无畏充满良知的人才能在那个时代说出这样沉甸甸的话来。但是贺世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学校以后，那位和他平常关系极好的同学，立即就把这些话上纲上线地汇报给系总支了。现在，专案组又把这事作为致贺世哲于死地的第一发炮弹。第二发炮弹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涂脂抹粉。这事倒是不假。庐山会议决议明明说：彭德怀表面上假装朴素，实际上是个伪君子。贺世哲却说：“这是什么话！朴索就是朴素，朴索怎么就成了伪君子？我从一野司令部跟到志愿军司令部，彭老总一直是一身粗布军装，一双农家布鞋，怎么成了假装朴素？有这样伪装的吗？”另外，抄家时从他的箱底抄出了一本志愿军纪念册，上面有彭德怀的亲笔签名题字。铁证如山！彭德怀的黑爪牙！第三条罪状越发使人忍俊不禁：在兰大宿舍聊天时，他呰讲过自己的志愿：“我宁愿当个大学教授，也不愿当省委书记。”结论：反对和仇视党的领导。铁案轻而易举地铸成了，贺世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专案组的人要他在定案材料上签字，他拒不签。人家压着他的手让他签，这位陕北硬汉就写下这样几行字：“材料不符合实际，我绝不同意。我要上告。贺世哲。”那一天，敦煌县举行宽严结合的宣判大会。“坚决镇压反革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贺世哲被五花大绑站在土台子上，他胸脯挺得髙髙的，面带微笑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此时此刻，他忽然感到自己是一位精神上的贵族，是人海茫茫中的胜利者。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他度过了好几年艰难的流放生活。
离开敦煌到陕北时，除了铺盖卷儿以外，他只带了两部书：《列宁全集》和《敦煌画研究》。白天放羊劳动，晚上把窑门一关，点亮一盏小油灯，世界就是属于他的了。拿出《敦煌画研究》，戴上近视眼镜，屏息静气，全神贯注，一看就是大半夜。竟至念念有声，眉飞色舞，手也不由地活动起来，写了许多心得。这种时候，他就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什么身份，什么货色，错把陕北当敦媳，以为还在研究所里当专家哩！及至夜色渐退，羊群传出“咩咩”的叫声，他才恍然明白自己的处境，长叹一声，扔下手中的宝卷。天麻麻亮，踏着草尖上的露珠，将羊群赶上高高的山坡。晴空万里，天远地阔，羊儿在静静吃草，苍穹之下一派安谧。此时他便不由地面向四方，极目眺望，希望能看见那巍巍的佛殿，层叠的石窟。风儿轻轻地吹拂着，他仿佛听到了铁马风铃悠扬的乐声。酸涩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涌满眼眶。不知不觉间，哽声咽气地哼起了自编的信天游，音调是那样的凄凉：
羊羔子叫来鞭梢子响，泪眼模糊望敦煌。白曰里想来晚夕里哭，心窝窝舍不下莫高窟。
而在数千里路之外的敦煌，施萍婷也泪眼模糊地思念着受苦的丈夫。贺世哲被清洗后，“革委会”和施萍婷谈话，让她和“阶级敌人”离婚，她不离；让她划清界限，她不划。问她为什么7她说：“贺世哲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她每月从自己65元的工资里，给丈夫寄去20元。剩下的45元，维持自己和女儿贺晓萍的生活。每次寄钱，都要写一封厚厚的信，信里充满了阳光和雨露，充满着人间的真情，给丈夫干枯的心灵以甘甜的滋润。“革委会”见这个“反革命家属”如此顽固，便打发她去放羊。一位学富五车的女学者，赶着100多只山羊，满山洼满戈壁颠簸，成天和沙尘、雪暴、野狼打交道，脸上的皮肤都起痂了。特别是每天早晨出圈时，刚一打开圈门，羊群就没命地向外奔。她也就跟上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奔到有草的地方，羊群不跑了，施萍婷这才擦去满头的汗珠，长长地叹一门粗气。就这样夫妻二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时甩着放羊鞭，遥遥相望，心心相印，共同奏响着一支哀婉欲绝的敦煌曲。
不过罕心而论，贺世哲在陕北的那几年流放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平静的。这主要是由于他那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品格感动了老区农民，从而有力地保护了他。这是由一件让人感到发怵感到棘手的事情引起的。有一天，生产队长领着贺世哲和社员张狗娃在地里干活。干着干着，队长不知道来了哪一股子邪劲，忽然破口大骂起来广什么路线斗争？狗屁！狠狠地往地上唾了一口，又骂开了。这事当时谁也没有在意，耿直的队长只不过说出大家心里的话罢了。月底的时候，因为张狗娃劳动时不出力，干活时不是抽烟就是小便，队长要扣他的工分。张狗娃眼睛一翻，冷笑着：“还扣我的工分哩！我还想要别人的老命哩！”队长一听急了：“你说什么？张狗娃！”张狗娃提髙嗓门，不阴不阳地说：“有人说了，林副统帅是奸臣，贺龙是好人！还说……”队长的脸马上变得煞白，转过头问贺世哲：“老贺，你说说，我是不是说了这话？”目光定定地注视着贺世哲，充满了祈求和恐惧。
“我没听见。”贺世哲一字一顿地说，慢慢地磕去了羊角巴里的烟灰。
队长的目光变得明亮了，恨恨地对张狗娃说：“你狗日诬陷我，非扣你的工分不可！”
张狗娃站起身来，拍掉屁股上的土：“咱们到公社见。你到底说了没有，一到公社保卫部就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