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公社保卫部通知贺世哲去作证。保卫部长对贺世哲说：“你们生产队的张狗娃把队长告下了。据他说，当时在场的还有你。你实事求是地说，你们队长到底攻击林副主席了没有？”贺世哲说：“我没听见。”保卫部长不髙兴了，厉声喝道：“贺世哲！”“是。”“党的政策你慊不懂？”“懂。”“那么我再问一遍：队长到底说了没有？”“我没听见。”“农村苦不苦？”贺世哲不吭声。
保卫部长换了一副口气：“老贺呀，我是为你着想哩。你只要说实话，证明你们队长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了林副统帅，那你就立了功，立了大功。我负责和敦煌联系，给你落实政策。怎么样？唔？”“我没听见。”还是那四个字。
由于张狗娃的揭发得不到旁证，这件天大的案子就不了了之了。林彪折戟沉沙后，生产队长带着一家人来给贺世哲道谢。老头儿激动地说：“贺老师，你可是救了我们一家的命！你是好人，好人！”以后凡是开会，生产队长总要讲：“什么反革命？有这样的反革命吗？反革命能把羊放得这样好吗？以后谁要欺负贺老师，我敲他的骨拐！”
1972年，施萍婷领着女儿，专程到陕北来看丈夫。满村的男男女女都到他们的窑洞里瞧热闹。那天正好是中秋节，亲人团聚的日子。乡亲们端着大红枣儿、小米、核桃，你一碗，他一碗，把贺世哲的柜子都装满了。乡亲们七嘴八舌地给贺世哲两口打气：“告，告那些狗口的！省卜告不下，告到中央！如果要贫下中农作证，你吭气，咱们都给你签名！”
也就在这个时候，韩素音向周总理反映了敦煌的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敦煌文物研究所被清洗的专家学者全部落实了政策，从流放地陆续回到了莫高窟。离开陕北时，延安大学闻风而动，专门派了一位教务处的负责同志来看望贺世哲，希望贺世哲到延安大学任教。按说，他是喝延河水吃陕北的小米长大的，延安是生他养他培育他的故土，到创办不久的延安大学任教，为故乡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原是他应尽的职责。然而他却忍痛谢绝了。心系敦煌，思念敦煌，已经到了不能自已的地步。他急切地盼望着回到敦煌去。他要写一部书，一部像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那样的大书。这个想法已经酝酿了好多年了，折磨得他寝食不安，成为他生命中的主要坐标。到了兰州，他的母校兰州大学又出面挽留，并且提出了三个系让他选择：历史系、中文系、政治经济系。任课后按副教授待遇，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他急急地回到了敦煌，夫妻携手，摈弃一切杂念，远避尘世喧嚣，一头扎进其乐无穷的敦煌学研究之中。长期蕴聚的地火必然要爆发。不长时间，贺世哲便在经变阃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接连发表了十数篇令学术界耳目一新的文章。施萍婷亦风采独具，在《文物》等杂志上频频亮相。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1972年第12期的《文物》上看到施萍婷的《奴婢买卖文书》一文后，眼睛骤然…亮，禁不住喜悦的心情，提笔在天头上写了一段活：几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文章了，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其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全国的落实政策尚未进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牛鬼蛇神”一个个衣锦而归，使得“左”派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惊呼：敦煌的“文化大革命”一风吹了！还乡团又㈣来了！敦煌县要红旗倒地，人头落地了。他们上串下连，磨刀霍霍，准备将“还乡团”揪出来，为“文化大革命”再立新功。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时人心惶惶，空气紧张。消息传到兰州，兰州大学再次邀请贺世哲去兰大任教。这次条件更为优厚：将贺世哲、施萍婷一起调到兰大，三室一厅的房子也准备好了。但是贺世哲已经铁了心，他在会上公开宣称：“谁要抓还乡团？我就是还乡团！还乡团就是我！贺世哲不怕！到敦煌了，而且要在敦煌干到老，干到死！”不久，这场闹剧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草草收场了。
新时期开始后，贺世哲夫妇意气风发，跃马扬鞭，向着敦煌学研究的高峰挺进。贺世哲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敦煌莫髙窟的涅槃经变》、《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等约60万字的著作。他的《敦煌莫髙窟供养人题记校勘》一文，对莫商窟部分洞窟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研究，取得了突破件的成就，匡爪了前人的许多误断。而《敦媒莫髙窟供养人题记》一书，则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各个洞窟重新进行了考察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增补了很多新资料，是研究敦煌学所必备的工具书之一。而以上这些文章，只不过是贺世哲敦煌学研究的“热身赛”。10多年来，他以主要精力建造了一座可以传之后世的丰碑：《敦煌佛教艺术图像研究》。这部即将付梓的著作是他耗费毕生心血苦苦求索的大书。金光闪烁的敦煌学史册上定会记下他的名字。施萍婷女士则以独特的视点系统地研究了古代敦煌的历法。她根据藏经洞出土的大量资料，推箅出好多件古代日历的准确年代，发表了《敦煌历日研究》（古代叫“历日”而不叫“円历”）等一系列论著，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她的《敦煌莫高窟》一书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成城大学的授课教材。
写作此文时，笔者阅读了施萍婷女士发表于1972年的那篇有名的《奴婢买卖文书》。尽管巳经20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依然闪耀着批判的光芒。一千多年来，大唐帝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丰衣足食、繁花似锦的空前绝后的太平盛世。施萍婷通过对一份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奴婢买卖文书》精细人微、力透纸背的分析，轻轻地敲碎了这个美丽的神话。施女士旁征博引，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唐代一直存在着普遍的奴隶买卖制度和残酷的压迫剥削。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奴隶与“畜产”同类。在公开的牲口市场上，奴婢和牛、马、驼、骡、驴一起吆喝出卖。买卖成交后双方要订立文书，并取得官方的“市卷”，其手续“亦同验畜产之法”。然后便终生为奴。一直熬到“年六十以上及残废者”才可“放良”。也就是说，奴隶们被敲骨吸髓到了只剩下一具骷髅的时候，便被赶出门去，乞求于路，或者冻死街头。某狴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原来是建立在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之上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贺世哲、施萍婷虽然已经离休，双双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们手中的笔并未止息。终日伏案笔耕，是这对夫妇的最好休息。他们准备攻克的“高地”不是一座两座，更令人心动的景色还在前头。而他们的女儿贺晓萍，则正以标准流利的日语，在莫高窟向来自东瀛的客人讲述着敦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高墙电网敦煌心
当著名的敦煌学家谭蝉雪站在我的面前时，一种揪心的疼痛传遍了我的全身。她就是我的校友吗？那个曾经震动甘肃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昔日聪明漂亮、活泼开朗的广东倩女到哪里去了？如果仅仅看外表的话，这分明是一位老年的白毛女，现代的祥林嫂。而她今年也只不过60刚刚出头！像她这般年纪的女士，好多人还满头黑发，光彩照人哩。14年的大狱，这位“资产阶级小姐”确实脱胎换骨了。而这一切的造化，仅仅是为了一个原因：敦煌。
这是一种很奇异的敦煌情结。6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谭蝉雪看到一本介绍敦煌的书籍。富于煽动力的文字，更具诱惑力的壁画照片，在纯真的少女心中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憧憬，或者说是一种宗教式的感悟：到敦煌去。那片神奇的土地正是她潜意识中寻觅的“家”。从此她的命运便和敦煌若断若续地联系在了一起，40年的荣辱沉浮，7000里路风雨泥泞……
就是为了这点“敦煌情结”，高中毕业后在填写报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写上了兰州大学。因为兰州大学离敦煌近。按照她的学习成绩，她完全可以考取广州或者上海、武汉的重点大学，但是少女的心已经飞到了甘肃。以最高分考取了兰州大学中文系，背着大包小包，兴冲冲地来到了丝路重镇兰州。下了火车，随着公共汽车轮子的转动，少女的心渐渐地凉了下来。这个号称“小上海”的省会城市，还不如广东的一个县城繁华。特别让她失望的是，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的兰州人学，还是个略具雏形的“小弟弟”。她所在的中文系师资严重不足，资料少得可怜，和名牌大学的要求相去甚远。怎么办？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混上4年，混个大学毕业的文凭万事大吉呢，还是争取改善教学条件真正地学得一点本领，为将来敦煌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呢940年后回顾往事时，谭蝉雪淡淡地笑了笑，肖嘲地说道：“都怪我们自作多情。其实呢，这些事情和我们到底有多大关系？管人家师资足不足，资料多不多呢！我们班上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同学，还不是照样毕了业，许多人后来当了大官，做了教授，活得很滋润。哪像我们几个，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现在活着在国内的，就剩下我一个了。临退休时才勉勉强强地评了个副高职称。你说我们傻不傻？”我问她：如果时光倒流，她还会签名上书，赴京请愿吗？她想了想，笑笑说：“这可说不定。许多事情都是性格使然，我太认真了。”
当年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高材生为了将兰大中文系办得像个样子，要求将兰州几所大学的中文系合并，充实教师力量，充实图书资料。仅此而已！为了使这个建议显得有些分量，天真的学子们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饱蘸青春热血的名字，以后便无一漏网地成了反右祭坛卜的供品。建议书递上去后石沉大海，同学们又选出代表，自费上京到教育部请愿。这样一件在今天看来合情合理的事情，当时竟然震惊兰州，成为全国教育界的最大事件。多亏谭蝉雪临上火车时生了急病，未能和其他代表一起去北京，这就救了她的命，她“幸运”地“从宽判处”有期徒刑14年，请愿的结果当然是明摆着的：一律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送天水地区农村监督劳动。是党员团员的还开除了党籍和团籍。
如果仅仅是这个结果，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国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是因为一年以后，他们的问题忽然升级了。由右派分子变成了“丧心病狂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集团”。1980年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为此案平反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调査表明：这些被发配到天水农村改造的大学生，和农民接触以后，了解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情况：土地荒芜，村庄凋敝，农民饿死街头，干部虚报浮夸。农村远不是报纸上所说的那样美妙。这些对社会主义充满了美好憧憬的青年学生糊涂了，迷惘了，不知究竟是咋回事。有时候聚在一起，免不了就要议论，要探讨，要发泄心中的苦闷，要倾吐自己的看法。有的人甚至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在日记本上。最使谭蝉霄痛心的是，武山县一位年轻的宣传部长，本来是监督他们改造的，后来竟然也和他们同病相怜，同声相应，成为这些“右派”学生的朋友。这位有良知的共产党员最后也被打进“反革命集团”，判了死刑。他们最重的一条罪状是“疯狂诬蔑反修斗争”。这是确实的，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某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吃了豹子胆的学生却议论说：什么修正主义？人家恰恰是发现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病！1980年复査时，甘肃髙院的一位同志翻阅尘封20年的案卷，看着看着，泪花便模糊了视线。多么有良心多么有头脑的一群青年啊！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已经看出了我们社会肌体上存在的许多痼疾，发出了第一声稚嫩的呐喊！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谭蝉雪是判得最轻的一个，好歹活到了今天。
她的敦煌梦就这样地被耽误了。1973年刑满释放后，有关方面准备将她安置在，兰州，或者兰州附近的单位，被她婉言谢绝了。她的心还向着敦煌，她要圆一圆从少女时代就开始的敦煌梦。然而以她当时“劳改释放犯”的身份，是不可能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于是她便去了酒泉，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在她看来，到了酒泉，也就等于到了敦煌。因为敦煌属于酒泉地区，快要接近梦的边缘了。在酒泉的10年时间里，她一边做工，一边研究酒泉和敦煌宝卷——一古代酒泉敦煌一带的民间文学。为了研究的需要，她如饥似渴地搜求着各种卷子。一个来自广东的知识女件在举目无亲的西部小城，用脱土坯、搞缝纫换得的浸透了汗水的钱，一本一本地收集着散失在民间的敦煌古书，二十年如一日，心血沥沥，矢志不移，终于成为我国个人收藏敦煌宝卷和酒泉宝卷最多的学者。一位台湾的著名敦煌学家在观看了谭蝉雪的藏书后，感慨万端地说：“谭女士，从你的身上我明白了什么是敦煌精神，什么是中国心，也懂得了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