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席臻贯大方起来却比任何人都大方。法国之行，团里给每人发了400法郎的演出补助。当时的400法郎不是一个小数，许多人都买了衣服、皮鞋，以及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席臻贯却用这笔钱买了两本书。一部是香港学者饶宗颐的《敦煌曲》，一部是台湾学者陈乃鼎的《清四史乐志研究》。这是吴其煜博士向他推荐的必读书。听说这两本书已经不多了，从来不识、小车滋味的席臻贯此时却来了邪劲大爷似的手一扬，拦住一辆漂亮的法国的士，风驰电掣地赶到了书店。花去了整整60法郎。但他觉得值。因为赶到书店时，那两本书还在。像迎灶王爷似的把书抱回住处，他的心才踏实了。直到这个时候，后来被称为“敦煌乐神”的中国音乐家席臻贯，竟然还没有一块手表。法国的野马牌手表很便宜，40法郎就可以买到一块，他本来是想买一块的。但那两部著作加上打的，使他本来羞涩的囊中只剩下十几个法郎了。卢浮宫是要去的，尤论如何要去的。参观了一次卢浮宫，可怜的音乐家就身无分文了。看着同事们给家人给亲友买这样那样的礼品，他的心里泛起了一阵酸涩。回到兰州后，儿子兴冲冲地到机场去接他，小声问：“爸爸，你从法国给我带来了什么礼物？”席臻贯的嘴张了张，终于没有说出话来。
回国以后，席臻贯开始自学口文。他从法国得知，日本学者林谦三一直在研究敦煌曲谱，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为了能够直接读到林谦三和其他日本学者的原文，已过了不惑之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席臻贯，上了兰州大学的日文补习班，和少男少女们一起呜哩哇啦地念日语。他还通过手抄的办法，熟悉各种音乐资料。《丝路花雨》在丙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时，他利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抄写了80万字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接着又抄写了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抄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有人笑他迂，这些书不是都再版了嘛，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力地抄一遍！他喷出一口烟来，保伲而谈：你可别小看这“抄”。抄书乃是最好的读书。抄的时候，手到，眼到，心到，感情到。抄一遍书，就等于读了五遍书。书中的观点、立意、精妙之处，全然烂熟于我的心中了。你说这是迂吗？
有一段时间，团里演出很少，大家都窝着，唯独席臻贯显得很忙。他每天提个包，一大早就出门，风雨无阻。而且非常准时：七点半，比任何人都出门早。人们暗自思忖：这家伙下海了，肯定是在哪个公司上班。门房老汉禁不住好奇，转弯抹角地问道：
“席老师，最近一直忙乎啥哩？”“有点事。”“在哪儿？”“省图书馆。”
两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在这八个春夏秋冬的日子里，席臻贯抄录了近500万字的资料和卡片。1994年10月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上百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抄满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音乐、舞蹈、文学以及易经、卦卜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就在大多数人无所事事混日子的时候，就在一些人积极下海紧张捞钱的时候，一个普普通通的笛子演奏员默默无声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进军一向中国古代音乐皇冠上的宝石逼近！
将中国上下3000年的音乐文献、诗词歌赋、阴阳八卦搞得滚瓜烂熟之后，“芝麻之门”也就快要打开了。他首先破译了古谱中前人未能破译的符号。敦煌曲谱所以被人称为天书，就是因为谱中有大量诸如“口”、“T”、“V”、“火”、“王”等古奥难识的符号。正是这些莫名其妙的符号，难住了刘半农、郭沫若、任二北、叶栋等中国学者和林谦三、水原渭江等日本学者。以“口”为例，许多学者都认为它是一个音符，是有声音的。而席臻贯通过对《说文》、《古文校读法》以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的研究，认为“口”实乃“句”字之减笔。也就是说，它是乐句之间的停顿符号，犹如古籍中句读号的分句符号。再如“T”这个符号，林谦三一直认为它是“停”之省略，以示一曲之终。中国一些学者据此进行破译，却始终无法通幽。席臻贯通过对于《三五要录》、《讴曲旨要》、《世说·贤嫒》、《词源，拍眼》、《管色应指字谱》等的研究，得出了“丁”实为“下”字之省略的结论。这样，“T”就不是停顿的符号，并非“一曲之终了”，而表示某音持续延伸的意思了。其它如“V”为重字号，“王”乃“往”之减笔，犹今之反复号，等等。席臻贯用他10年的汗水，洗尽了蒙在千年古符上面的沙尘。破译了难解的符号，这仅仅是扫清了外围，真正的攻坚还在乐谱本身。席臻贯独辟蹊径，抛开了前人在音乐的小圈子里踏步的方法，而是将诗、乐、舞连为一体加以研究。他认为，唐代的音乐、舞蹈、诗歌是合而为一的，是三位一体的。音乐的节拍必须符合舞蹈的节拍和诗歌的节拍。这是一个多么聪明的想法！这个思想犹如划破夜空的雷电，一下子照亮了破译敦煌古谱的道路。
打开天门的钥匙找到了！
他开始译谱。25首唐乐，先易后难，一个一个攻破。先[品弄]，后[倾杯乐]、[急曲子]，再后[慢曲子]、[撒金沙]、[水鼓子]、[长沙女引]……所译之谱，凡有曲名者皆可歌，且与敦煌遗书中的同名曲辞十分相配。而且所有的曲子都符合舞蹈节律。如[急曲子]《定风波》——
攻书学剑能几时？手执六寻枪似铁。枪似铁，铁明月。龙泉三尺剑新磨。
堪羡昔时军与伍，四塞忽闻狼烟起。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曲和词之间，是那样的押韵、和谐。持剑相舞，边舞边唱，十分符合节拍。
再如又[急曲子]《剑器词》——
丈夫力气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弯弯不离手，恒曰在阵前。喊声天地裂，腾踏山岳摧。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
词曲合铆，乐舞相配，高亢激越，抑扬有致。将边塞壮士力拔山岳、横扫沙场的英雄气概完全表现出来了。
在破译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唐代词曲丰富的变化和跃动的节律。比如王维的乐府[渭城曲]就有好几种唱法。
其一：渭城朝雨，渭城朝雨浥轻尘，浥轻尘。客舍青青，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
其二：渭城，渭城朝雨，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客舍青青，客舍青青柳色新……
其三：渭城朝雨，一霎泡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碧，千缕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青，千缕柳色新……
这种词曲配合的多样性，在唐代乐舞中比比皆是。席臻贯细心求索，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在译谱时不过分拘泥于原词之一字一音，结果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使许多曲子变得通畅顺达了。
阮类乐器
席臻贯还通过对合竹和易卦的研究，解决了敦煌古乐的和声问题。合竹是一种存在于中国古代后来流传到日本的笙演奏法——由六根手指合起来奏出各种声音，谓之“合竹”。这种演奏法普遍存在于我国唐代的音乐歌舞之中。而合竹六音的阴阳程序，又与易卦有着某种联系。若用六爻将合竹表示出来，其卦象的种种对应关系，就是和声色彩的对比原则。这种对应结构，又是一种特殊的色彩体系。也就是说，和音的组合，是长短声波的组合；而色彩的组合，则是长短光波的组合。如果将六种标准色和其中的间色画成一个色环的话，那就与易十二卦应12月图的对应关系有着共同的规律了。经过用八卦七和弦的计箅方法，正好可以推箅出敦煌古乐中和声的各种形式，以及它们的节律形态。
至于琵琶的定弦问题，恐怕要算是破译中最为棘手的工程了。它涉及对古音律的计箅以及类似数学二进制的繁复计箅。敦煌曲谱实际上是琵琶指位谱。每根弦上有12个指位，而每个指位又有12种音律。计算结果，等于整个兰州市的电话号码。这要耗费多么大的心血！
音乐家的汗水没有白流。10年以后，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酒泉太席上醉后作》中所描写的歌舞场景在席臻贯的魔杖之下活灵活现地再现于世了：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更如敦煌曲《高兴歌》所述：
筝笛相和声沸天，更将新曲入繁弦。为听十拍黄花酒，打折一条白玉鞭。
席臻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老了。他的体重从130斤下降到最后的70斤。在译谱最紧张的日子里，他居然可以几个月不下一次楼。同事们都问他爱人：“老席出差了吗？”“没有呀！”“怎么好长时间不见面？”龚仁兰苦笑：“他在坐禅哩。”舞蹈家许琪告诉我：就在那么短短几年里，席臻贯的头发全白了。大家每见他一次，他的头发就花一茬；每见他一次，他的脸庞就瘦一圈。
等到《敦煌古乐》破译出来，原本年轻英俊、被人们戏称为“甘肃唐国强”的席臻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以至1993年《敦煌古乐》在香港演出时，86岁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握着席臻贯的手，连称：“席老先生辛苦了！席老先生辛苦了！”席臻贯涨红了脸说：“宗颐老前辈，我是您的晚生呢！”许琪悄声告诉饶宗颐：“我们席院长今年才52岁。”饶宗颐吐了吐舌头：“哇！我几乎闹出笑话来。我还以为他和我是同辈人呢。”
在那些日子里，他孤灯只影，日夜枯坐，每天强迫自己写出5000字来。在那些日子里，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眼前不断出现戌边将士血战祁连的幻影，耳边时时响起盛唐宴乐的袅袅之音。在那些日子里，他食纸如脍，饮墨如汤。他最缺的是纸、纸、纸！数千张卡片都是用烟盒的背面做的。妻子经常被他打发到楼下去拾烟盒。过年过节，亲友们送给他的不是鸡鸭鱼肉水果罐头，而是一沓沓厚厚的稿纸。那时儿子还小，不解地问妈妈：“别人家客人送的都是好吃的，我们家客人送的咋都是纸片片？”
古谱译出后，席臻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验证。一个是它的可听性。这是古谱破译是否成功的第一个标准。以前几位解译者所以未能破的，主要是他们译出的谱子生硬而艰涩，旋律极不流畅，缺乏可听性。奇特的音符，乖戻的节奏，使人们不相信那是大唐帝国的音乐。而席臻贯的译谱则旋律流畅，古韵盎然，典雅优美。文曲缠绵而高妙，武曲雄健而激昂，堪与唐代诗歌、舞蹈、壁画相得益彰。著名东方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赵佳梓教授兴奋地说：“席臻贯的敦煌古乐译谱，是自叶栋以来10年间，在可听性方面达到了最髙点。东方音乐的特点就是旋律性和诗、乐、舞三位一体，席先生的破译体现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
另一个验证方法是寻求敦煙译谱和宋代姜白石歌曲旋律之间的脉络关系。由唐人宋的文化递延，必然有着明显的传承痕迹。如果译谱是准确的，那就应该找到这样的踪迹，否则便很难说破译是成功的。根据这种设想，席臻贯将新译敦煌曲谱和宋朝姜白石曲谱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对勘。结果发现，白石谱中最典型、出现频率最髙的风格型音型，在敦煌译谱中出现的频率亦很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同点，即求变的特色。节奏变化快，手法变化多，典型音型前后连接的变化频繁。而且两谱之间都运用了不少犹如今天“分解和弦”式的旋律进行。这就足以看出唐代乐谱和宋代乐谱应有的传承关系，从而使译谱验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千年绝唱，重现人间。敦煌曲谱的破译，震惊了中外，揭开了我国古代音乐和舞蹈研究的新篇章。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来甘肃视察时，接见了席臻贯先生，并且很有兴致地欣赏了新译25首敦煌古乐。总书记边听边说：“悠悠仙乐，古朴苍凉，唐代气韵十足。可以考虑将它搬上舞台。”音乐界老前辈吕骥先生欣然为即将出版的《敦煌古乐》作序。序文说：“我们看到的席臻贯同志的新的译谱及其演唱录音，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经过多方面的探索而译出的乐谱。可以说是吸取了多方面的经验，解决了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根据可信的历史资料，纠正了一些人对一些符号的不符合实际的解释，找到了新的比较合乎实际的理解而译成的乐谱。具有很高的可听性。尤其重要的是，他根据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为一体的观点，解决了音乐和舞蹈所共有的节拍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没有可信的节拍做基础，再美好的音乐，也不是大家所希望听到的当时敦煌的民间乐曲……至此，敦煌乐谱的研究和破译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自然，如果以后能有1000多年前的文物出土，能对今天的研究成果加以校正，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不过，这只能是幻想了。”
十年教训，十年生聚。杰出的敦煌学者、中国音乐家席臻贯终于以他坚忍不拔的意志，以他出类超群的智慧，以他不怕牺牲的精神，打开了天门，闯进天闰！1992年冬天，敦煌古乐刚刚译出不久，上海《文汇报》闻风而动，派出资深记者专程访问席臻贯先生。那时席先生已开始着手研究敦煌舞谱。采访时，他和记者有过一段颇富哲理的对话。
记者：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你撞开了天门，大家对你的勇气是非常佩服的。
席臻贯：可我也犯了天条。记者：什么天条？
席臻贯：撞天门是要受到惩罚的。
记者：由于你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天公也许不会愆罚你。
席臻贯：问题是，最近我又开始撞另一道天门。
记者：噢？
席臻贯：敦煌遗书中的乐舞是一致的。我既然解开了古乐谱，也想连带着解开古舞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