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哦，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嗯……你们已经非常沮丧啦。这是可以理解的。2000年毕业生，你们已经被报销，不予考虑了。
我想，你们就偷偷摸摸去干那年薪20万的可怜工作吧，在那里，工资单是由你两年前辍学的同班同学签字开出来的。事实上，我是寄希望于眼下还没有毕业的同学。我要对他们说，离开这里。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就像这些保安马上要把我从这个讲台上撵走一样必然……（此时，Larry被带离了讲台）
谢谢！
要论证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位演讲者却只选择了四个符合自己观点的例子，而把不符合他观点的例子全部排除在外，得出了只有在大学退学才能获得最高财富的结论，这个结论极端片面，非常之可疑。因为得出这样的结论所需要的事例本该是无限的，可是他只举了极其有限的事例。可是对这个明显有漏洞的结论，演讲者却毫无疑义地、旁若无人地慷慨陈词，就像一个渔夫拿着一个破渔网，非常庄严地撒网，他的姿态越是庄严，旁观者就越是感到好笑。他立论的特点，就是随心所欲的概念、任意选择的事例、强词夺理的气势，和似是而非的逻辑的结构结合在一起。从逻辑结构来说，它和雄辩不无相通之处，而从它的概念任意转移来说，又有可能通向幽默。因为它讲的理是歪理，又表现出一定的智慧。可是不管多么智慧，也不可能达到幽默所擅长的沟通情感的程度。因为，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训人的优越感。
前面已经说过，诡辩以征服、压服对方为能事，而幽默以双方的共享为目的。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美国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装了只假的。假眼装得跟真的差不多，他非常得意，逢人就夸耀。有一次，他碰到马克·吐温，就问道：“你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坏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一只。百万富翁十分惊奇，说：“你怎么知道？”马克·吐温回答说：“因为你只有这只眼睛里还有一点点慈悲。”
为什么马克·吐温的话富有幽默感？因为他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假眼里不可能有任何慈悲，所以他的因果判断是站不住脚的，无疑是歪理。但是这个歪理表面看来，并没有以情感交流和共享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类似智性的武断形式出现：百万富翁都是绝对没有慈悲之心的，活的人眼还不如人造的假眼有人情味。这种智慧以极端化、绝对化为特点，而极端化、绝对化并不是智性和理性的特点，而带有明显的情绪化，也就是情感强化。显然，这里的智性，带着马克·吐温的强烈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幽默，又有很强的进攻性，不像纯粹幽默那样可以缓解情绪对抗，沟通情感。这种进攻性很强的幽默实际上已经到了讽刺的边缘，这其间的微妙区别，下面还要专门讲到。
五、雄辩高于诡辩
从人的生存之道来说，智性和理性自然比情感更重要，因而雄辩甚至诡辩往往自然而然地在人们日常交往中更受重视。雄辩之所以重要，第一，因为它用处大，一旦熟练掌握，能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第二，因为它比较复杂，不易掌握。很少有人能在小学到大学多少年的智力训练后，完全达到雄辩的水平，熟练到随心所欲的程度。所以它被认为是需要下苦功学习的。关键是雄辩与一般论证不同，一般论证只要自圆其说就成，但并不排除另一方也能自圆其说。双方都能自圆其说了，就变成了僵持。雄辩则要打破僵持，不但根据自己的道理能自圆其说，而且根据对方的道理和事实也能自圆其说。
有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
古希腊有一个自信的诡辩大师叫普罗塔哥拉。他招了一个学生，并同他订了一个合同：学生毕业以后，第一场官司如果打不赢就不收学费。结果这个学生一毕业，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拒绝交学费。普罗塔哥拉说，学费呢？学生说：咱们打官司好了。如果法官判我赢，我就不用交学费了；如果法官判我输，那根据咱们的约定，第一次官司打输了，同样不用交学费。
这个学生不愧是诡辩家的弟子，他采用了现代西方人叫作“两难推理”的方法，即不管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是我有理。其实，这个学生不过是在作低级的诡辩，因为他留下了一个漏洞。根据法庭判决，他若输了，就要交学费，而根据合同，则第一次官司输了，不用交学费，二者是矛盾的；反过来说，若法庭判决他赢了，也就是不用交学费，可根据约定他第一次官司赢了，印应交学费，这也是相矛盾的。
他的诡辩之所以低级，是由于他在这互相矛盾的四种可能中，精心地选择了两个有利于他的，而将不利于他的隐藏起来，当它不存在。这是在耍滑头。雄辩则不是这样，它要求兼顾不利于自己的一切可能性。
后来这个耍滑头的学生还是输了官司，因为他遇到了一个真正雄辩的法官，此人正是普罗塔哥拉的朋友。判决普罗塔哥打输官司，也就是说，学生的第一场官司打赢了。这位法官再让普罗塔哥拉不服上诉，第二次再打官司，这一次让老师赢，判决学生败诉。这样一来，矛盾解决了，不论按法庭判决还是约定，都应该交学费。这位法官比普罗塔哥拉和他的弟子高明多了。普罗塔哥拉的弟子表面上似乎不管法庭怎么判决都不用交学费，好像是雄辩，但是只是诡辩而已，因为他只顾得自圆其说，而顾不得别的。这位法官则能左右逢源，正反合证，不管怎么着，都立于不败之地。
普罗塔哥拉的朋友之所以达到了雄辩的境界，其原因在于他用了雄辩论证的基本方法，即并不满足于自圆其说，而是把目标定在化不利为有利上。
前提的不可靠和推理形式的可靠，是诡辩的特点之一。
诡辩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味追求在概念和逻辑形式上表面的相符，哪怕内容越来越荒谬，也在所不顾。我国古代公孙龙的“白马非马”、“飞鸟不动”之类，就是诡辩得昏了头，死钻牛角尖的表现。这些和西方的经院哲学论争一个针头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属于烦琐哲学范畴，和社会口头交往的关系不大，在这里暂且从略。
雄辩之所以高于诡辩，就在于它不但在内容上特别强调符合事实，而且在推理形式上特别强调周密。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为把自圆其说和它圆其说结合起来的“正反合证”，任何单方面的论证都只能是“一面之词”。不管从辩论的正方还是反方，不管是从有利于己的思路还是不利于己的思路，都要加以考虑，加以转化，力求使自己的论点全面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的例子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还是举一个发生在身边的现实的例子。
笔者有幸参加过一次行政机关反腐倡廉的汇报会。一位负责人介绍了这一年取得的成绩。主要讲：一年以前作出了一个新规定——凡干部所收的红包，一律都要上交，否则以贪污论处。一年执行下来，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全省上交的红包总额是25万多元。成绩最好的某一个计划单列市，上交金额达525万多元。这样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让与会者满意。这个地区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已经见诸报端。但与会者苦于找不到一个切人点与之辩论。这时我打破沉默，作了如下发言：
反腐倡廉成绩令人鼓舞，但是这个课题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研究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文科的，以定性的分析为主；二是，理科的，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要有充分的数据，有待长期收集。但这不等于说，目前就无事可做。仅凭会上提供的数据，就可以作一粗浅分析。
全省上交25万元红包，说明了什么？估计全省拿工资的干部在100万人以上，就算100万人，则每人平均不足两毛五分。这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我省干部十分清廉。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与之相比，则那个计划单列市红包数额达525万，等于全省的21倍，问题极其严重。如果数字是准确的，这个市的现象虽然很糟，但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们比较彻底地交代了问题，可算是老实。如果我们承认他们比较老实，那么对比起来，是不是可以怀疑一下，全省仅仅相当于这个单列市那1/21的红包，是否意味着没有彻底地交代问题，或者说是不太老实。
雄辩的力量就在于，用对方的论点和论据来反驳对方，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从逻辑上来说，这里用了一种把对方置于“两难推理”的困境的方法。这里的雄辩，最有力度之处，在于用对方有限的数据来反驳对方，揭示出两个数据之间潜在的矛盾，把对方处于必居其一的“两难”的境地之中。第一困境：认可全省的清廉，就得肯定某一市区问题极端严重；第二困境：认可某一市区的老实，就不能不怀疑全省清廉的虚假性。
以“两难推理”的逻辑结构，正是雄辩常用的，这种结构和一般的反驳逻辑结构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两次性的，或二度性转化的。
